基于人力资本增长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在中间产品种数扩大型内生经济增长Romer模型中添加人力资本变量,并对产品开发成本不变和生产成本不变假定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导出了一个内生增长稳态解.解的政策含义指出了人力资本投入或教育部门的效率及资源投入在提高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中的重要作用.模型还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给出了最优人力资本配置比例.     

资源消耗、污染控制下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节能减排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为此将耗竭性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稳态的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讨论模型的平衡增长解,并在平衡增长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实现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即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与时间贴现率之比应满足一定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和模拟检验发现,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时间贴现率、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物质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污染的产出和控制弹性对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污染排放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产生一定影响.     

动态投入产出模型的解

本文给出动态投入产出模型,在不同消费条件下解的情况,包括有经济意义的解,均衡增长解,最优解和解的唯一性.     

耗竭性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将耗竭性资源纳入生产函数,得到了模型的平衡增长解及其在耗竭性资源可持续利用条件下的政策含义.     

住房保障政策选择的动态分析模型

在中央计划者经济框架内,将无房户率引入效用函数,构建关于公共住房投资和租金补贴的最优增长模型.通过中央计划者的最优决策得到均衡状态,给出均衡状态下的模型最优解和鞍点路径,得出公共住房存量增长对无房户率的影响规律.结论显示,住房保障政策的选择与住宅市场发展阶段、住宅市场供给状况、政府偏好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为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依据.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基于企业家群体产品垂直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本文建立了一个基于企业家群体产品垂直创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企业家群体的产品垂直创新将企业家精神引入了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模型分析得出了竞争均衡时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创新成功的概率,并就解的含义进行了讨论。模型的基本结论是:企业家群体的产品垂直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企业家精神越强,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由于产品垂直创新的特点,政府应采取灵活的政策,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避免过分竞争和资源浪费。     

垄断竞争市场定价策略的微分对策模型研究

首先分析了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消费者对同类商品不同品牌的价值判断函数．进而研究了消费者在市场上的品牌选择概率和品牌偏好的动态过程．最后给出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最优定价策略的微分对策模型,并给出了最优定价策略的Ｎａｓｈ均衡稳态解     

开放经济中内生增长的多重均衡:理论模型与数值模拟

建立一个开放经济中人力资本驱动的内生增长模型,政府通过征收税收补贴各阶段人力资本的发展,证明人力资本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多重均衡关系,采用标准的经济参数值进行数值模拟,结果支持理论分析.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与GVAR模型的能源消费控制目标下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使用可替代能源生产的中间产品,构建能源约束和碳排放约束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全局向量自回归(GVAR)模型,实证分析了具有空间关联性的中国各省(区市)能源消费控制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影响经济增长且受碳排放约束条件下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考核的目标,可以通过研发可再生能源、提高碳排放清洁技术水平、增加碳基能源的边际产出等实现;能源消费总量的考核目标对能源消费强依赖地区约束性较强,对其余地区的约束力较弱,其余地区可节能潜力较强;能源结构逆向调整的存在使得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对少部分省(区市)无法达到减排效果。进一步地,本文实证分析了目前节能减排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科技进步对能源结构顺向调整效果不显著、可再生新能源的研究效率低下,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清洁方面无显著效果;依靠传统能源价格的调整虽能有效减排却会抑制经济增长。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Public Financing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e propose a two fa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s in the economy by financing research and/or education. We allow technology in public production to be different from technology in private production, so that public spending has a direct effect on the rental prices of factors. We characterize both the unique balanced growth path and the transitional dynamics of the model showing the steady state equilibrium to be a saddle point. We also show that while income taxation is distortive, in general, a Pareto optimal outcome can be reached by means of a consumption tax in the decentralized setting.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

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要么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要么侧重于健康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采用了教育和健康两个指标,但是尚未有研究给出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本文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按照Cobb-Doug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另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存量。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存量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功劳,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我们以这个内生模型为理论依据设定计量模型,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An Empirical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Product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cross firms are large and persistent, but the evidence for worker reallocation 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is mixed.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stimate the structure of an equilibrium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innovation designed to identify and quantify the role of resource reallocation in the growth process. The model is a version of the Schumpeterian theory of firm evolution and growth developed by Klette and Kortum (2004) extended to allow for firm heterogeneity. The data set is a panel of Danish firms that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value added, employment, and wages. The model's fit is good. The estimated model implies that more productive firms in each cohort grow faster and consequently crowd out less productive firms in steady state. This selection effect accounts for 53% of aggregate growth in the estimated version of the model.     

绿色金融与经济增长质量：带有资源环境约束的一般均衡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

深入认识绿色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机制、实证检验二者的关系,是科学引导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但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都十分有限。本文从绿色金融研究的理论脉络入手,构建了带有资源环境约束和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公共物品问题”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最优水平,而绿色金融机构能够通过优化资本配置,改善经济增长路径,降低稳态中的环境损害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基于理论模型,本文使用2005年至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活动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实证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理论模型的推论。据此,本文指出,发展绿色金融的核心是“绿化”金融机构的运营理念和投资决策,从改善经济体的资源配置状况入手,促进经济的绿色发展。此外,本文的理论模型将绿色金融的研究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也为绿色金融的理论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     

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本文在论证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自然资源诅咒的同时,重点研究了制约资源诅咒现象的经济因素。通过模型的构建和运用面板门槛回归分析,我们认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是制约我国省际层面资源诅咒存在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有效地解决资源诅咒现象。另外,实证结果还揭示了金融支持作为缓解资源诅咒重要途径的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解决资源的硬约束,促进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     

Unemployment and Endogenous Growth

In this paper we develop a two-se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with a dual labour market, based on efficiency wages. Growth is driven by intentional R&D performed in the high-tech and high-wage sector. How a change in rivalry among firms affects simultaneously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is examined. On the one hand, an increase of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the product varieties of different high-tech firms reduces market power and leads to higher growth but reduces job prospects. On the other hand, if barriers to entry exist, an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rivals in the market (due to removal of entry barriers) leads to lower growth, whereas the effect on aggregate employment is ambiguous.     

金融发展与基于水平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

基于中间投入品种类扩张的水平创新型内生增长模型,本文论证了金融发展影响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对平衡增长路径的稳态增长率求解结果表明,稳态消费、产出增长率同时取决于研发、人力资本以及金融部门的产出效率;进一步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将提高稳态消费增长率,然而各产出效率参数对金融部门自身的稳态增长率影响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