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机关初查制度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作为刑事立案的前置程序,具有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初查制度已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的重要方式,但其制度基础却亟待构建和完善。从法律性质上看,初查为行政执法行为,而非刑事侦查行为。初查制度的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初查制度原则的确立,初查制度程序的设计,初查行为证据的效力。同时应通过监督程序和机动侦查权的设计,对公安机关初查制度进行法律监督。     

试论公安机关侦查权内部监督的完善

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行使不仅关乎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而且也关乎当事人基本权益的保障。对于侦查权的监督就是在保障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的制衡配置。我国虽然已经初步构建了包括人大、政协、信访、检察、媒体等各种社会组织对侦查权的监督网络。但是,侦查环节地位十分显赫,法治理念相对淡薄,违法侦查行为依旧存在,监督体系也存在缺陷,所以有必要通过强化侦查人员的法治观念、完善侦查行为的法律规范、健全公安内部的监督机制、实施讯问的录音录像制度等途径完善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内部监督。     

论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的构建

刑事悬赏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为了快速侦破案件,向社会不特定人作出的一种以赏金换取侦查线索的法律行为。刑事悬赏的性质:私法上的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构建刑事悬赏制度包括悬赏海报的制作、适用范围、赏金来源、标准、发放原则、举报人权益保护。     

关于刑事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权的几点思考

关于刑事自诉案件中公安机关侦查权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即公安机关的这一侦查行为的法律性质不明,相关规定缺乏可操作性,缺少侦查终结后的法定程序,对侦查后的案件是否仍为自诉性质未作说明。鉴此应从立法上明确此种侦查行为是一项法律救济措施,并强化其可操作性;对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满足特定条件时公安机关也可侦查;经公安机关侦查的自诉案件,仍由法院自诉案件审理程序进行审理。     

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界说

公安机关拥有行政权和刑事侦查权,正确区分公安机关不同的职权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评述我国现有公安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区分标准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以“刑事侦查的目的”为标准所存在的弊端。认为应该以是否进行了刑事立案、是否是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行为种类等形式标准进行区分。     

现行经济犯罪初查制度瓶颈的突破与完善

当前,经济犯罪初查制度面临诸项瓶颈,原因是立案条件过高,初查难以达到证明标准;现有初查手段有限且受限制过多,难以应对经济犯罪初查的复杂形势;初查行为性质法律界定不明,讼争纷纭。故此,应对经济犯罪初查制度进行司法性改良;解构当前的程序顺位,重建经济犯罪初查制度;构建司法审查机制,重构经济犯罪初查的支撑体系。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探析

初查,作为一项刑事诉讼制度,尽管没有纳入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却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诉讼实践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法律关于初查制度的规定仅见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立法层面的缺失使得其在合法性上存在一定问题,这就导致初查制度在理论层面争议较大。同时,由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初查制度规定得过于简单笼统,使得初查制度无法对公安机关的工作进行有效的指导,这就导致初查制度在实务层面存在较大问题。鉴于此,有必要理顺初查制度的基点,进一步规范初查制度的实施,以便公安机关能够更好地运用初查制度解决问题。     

司法鉴定人资格刍议

公安机关的司法鉴定工作是由公安机关设置的各级刑事科学技术部门承担 ,鉴定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鉴定人的身份是人民警察 ,他们肩负着为刑事侦查提供方向和线索 ,为审判提供科学证据的职责 ,其工作职能是由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侦查权所决定的 ,其资格认定有条件限制 ,受法律保护。     

论刑事初查的属性及其立法完善

刑事初查作用、证明对象与初查主体、行为及初查证据都显示初查具有侦查属性。借鉴域外各国刑事初查立法实践,结合我国立法、司法经验,通过侦查的三段化改造来完善刑事初查是一种有效途径。明确初查的法律地位,把立案纳入到侦查程序并相对独立化强制侦查阶段,将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目的。     

公安刑事案件初查问题浅析

公安刑事案件初查制度的建立,是由我国刑事立案条件和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所决定的。公安刑事案件初查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在于法律规范的缺失。顺应刑事犯罪侦查的内在规律,结合我国目前刑事诉讼工作的实际情况,把刑事案件初查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中,作为刑事立案前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大势所趋。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规范和完善公安刑事案件初查的主体、管辖权、期间、工作流程,细化初查措施,强化诉讼权利,是公安刑事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部门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对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思考——以经济犯罪案件初查为视角

经济犯罪的隐蔽性、复杂性凸显出经济犯罪侦查初查的重要地位,经济犯罪侦查初查折射出我国受案、立案制度的缺陷:立案规定与侦查实践的不协调“、立案前审查”的规定与初查实践的不协调、秘密侦查规定的缺无与司法实践的不协调。应当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客观把握侦查工作的规律,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的受案、立案制度:立足实践需要,使秘密侦查有法可依;反映客观规律,科学确定启动侦查程序的条件;适应时代要求,完善对侦查权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诉讼监督的规范学阐释与重构

重点论述我国检察机关诉讼监督体系的制度现状，以基于这一现状所展开法理研究的梳理评价为切入点，以诉讼监督在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活动中的规范效力为出发点，以对法律条文作为一种规范而存在于成文法体系和诉讼活动中所体现的效力属性的分析为基本方法。通过定位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活动作为一种规范在体系中的效力等级，尝试建立一种以法律规范在诉讼体系内进行自我效力定位为核心价值，并通过这种效力等级的区分，以达到对法律监督职能效果有所体现的规范检察学的制度雏形。     

论侦查程序的价值设计与改革探索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进程。侦查程序的价值设计,要以人权保障和秩序保障的侦查目标为导向,完善侦查监督体系,增设司法授权和司法审查制度;强化犯罪嫌疑人和辩护人的保障性权利;实现逮捕与审前羁押相分离制度;确定适应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法则。     

我国现行侦查监督制度之突围

在中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检察机关现行侦查监督工作尚未充分控制并制约侦查权。在侦查监督的现实运行中,侦查监督的权威与手段较弱。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从若干方面相应完善了侦查监督程序,对于促进司法公正,保障公民人权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贯彻新刑事诉讼法应以强化人权保障为目标,建构强制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适时介入及全面引导权,侦查监督的相应保障权,完善侦查监督内部规范化工作规程,以确保侦查监督在司法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籍此提高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能力和权威。     

新形势下完善我国侦查活动监督的路径研究

刑诉法的修改和刑事侦查制度的变革,使得侦查活动监督面临新的形势。面对侦查活动监督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建议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主导者地位,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同步实时监督,适度扩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范围,构建检察机关监督制裁的刚性措施,以及强化检察机关自侦活动的监督力度,同时还应强化对技术侦查、非法证据排除、强制措施监督及律师权益保障等方面侦查监督机制的构建。     

试论侦查监督

侦查监督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司法公正、强化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重要途径。相对于整个诉讼过程而言,侦查阶段关系重大。要求也最苛刻。侦查阶段存在的任何问题都会影响诉讼质量。因此,发挥侦查监督的应有作用。需要加强侦查监督的专门立法工作,改革现有司法体制。赋予检察机关更多的监督权,提高检察官的素质,建立与时俱进、科学的侦查监督运行机制。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问题探讨

目前 ,检察机关对自侦案件的侦查监督存在法律空白点 ,由此引发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建构这一监督机制 ,是依法治国、依法治检的迫切要求。     

论侦查权的制约与监督

侦查权具有特殊性,在推行法治的现代社会,需要对其进行制约和监督。制约和监督侦查权的方式是多样的,其中包括了侦查程序对侦查权的制约、来自侦查机关组织和系统的内部监督与来自检察机关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检警一体化＂的观念有待商榷,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引导侦查的主张更为可取。建立和完善侦查程序来制约侦查权是必须且有益的。     

反贪初查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基层检察机关反贪初查工作的实践为视角

当前反贪初查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初查案件线索的管理较粗放、初查措施手段的适用较落后、初查法律文书的制作不规范以及初查监督机制的建设有缺陷。究其原因主要为:对于反贪初查工作的性质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关于反贪初查工作的地位缺乏明确法律依据以及关于反贪初查工作的评价存在一定不良导向。为此,应着重从多方面来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