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参与模式

创设刑事简易程序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设计的简易程序没有保障被告人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不高,也与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不相符。建立被告人程序参与模式以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都应以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为基础来分析和解决。     

对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反思——从公正与效率相协调的观念入手

公正与效率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司法效率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也是刑事简易程序制度的应有之义。在刑事司法领域,大量刑事案件积压所导致的司法审判拖延问题日益突出。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简易程序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应当在保证最低公正的底线前提下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简易程序。     

试析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

刑事审判设置简易程序,是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的有效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增设,是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是当代审判价值的必然昭示。 一、适用范围之限定 刑事简易程序,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独立审判程序,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     

浅析香港与大陆刑事简易程序之差别

公正与效率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两大价值目标,刑事简易程序则是公正和效率最大化的结合。香港和大陆刑事简易程序各有不同特点,加深两地之间的相互了解,发现值得借鉴推广的立法宗旨和司法规则,从而相互研习、取长补短,有助于推动两地刑事简易程序立法的发展和完善。     

刑事简易程序中检法关系特点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有三个基本价值,即效率、效益、正义。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做出了重要调整。在此背景下,为客观展现刑事诉讼运作的机理,针对刑事简易程序价值趋同下的追诉倾向、事实认定下的程序简化、辩方制约缺位下的职权主义、分权失效下的流程协作等检法关系特点进行剖析。上述四个特点也表明立法上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存在完善的空间:一是法检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作用"弱化",一定程度上受法检机关各自的目标考核机制和差错案件追究机制影响;二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法检机关与私权利的被告人之间的权利明显"不对等",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选择权、变更权及救济权尚没有得到足够保护;三是刑事简易程序控辩双方的作用"虚化",简易程序不等于简单化,甚至以牺牲公正为代价。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仍需进一步协调平衡。     

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以恢复性司法理念为支撑

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目的在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改革我国刑事简易程序,构建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更有利于契合设立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初衷。恢复性司法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妥协精神、效率价值、对权利的平等保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几个方面。恢复性司法对刑事简易程序调解模式的构建不无借鉴意义。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思考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正是体现了这一价值取向。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为实现简易程序对效率与公正的双重追求,亟需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以促进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之比较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有着十分重要的刑事程序分流作用,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同时也面临着程序公正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问题。我国大陆与台湾均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二者在启动、审判以及救济程序等方面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文中就大陆与台湾刑事简易程序的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异同比较,包括历史沿革、程序的启动、审判、救济程序等。根据分析结果并结合大陆地区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的修改,对我国大陆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如注重并加强对被告人选择权的保障、建议进行程序分级等。     

略论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制度的再建

刑事简易程序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为谋求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而应运而生的。1996年,我国通过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简易程序列入刑事诉讼法典;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颁布《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当期形势下,刑事     

刑事简易程序模式及诉讼构造——比较法视野的探究

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人权是当今刑事诉讼法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总趋势是作为提高诉讼效率的主要手段。本文根据司法实践理性需求,比较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等国家和地区的刑事简易程序,构建了我国的辩诉交易、被告人认罪案件和轻微犯罪简易程序等三种简易程序,设计的刑事简易程序诉讼构造体现了法官中立、公正、控辩平等对抗和提高诉讼效率、保障人权的精神和原则。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关于《婚姻法》离婚条件的思考

我国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其中关于"离婚条件"的内容曾在全国引起争议.本文对其中的一些条款及其立法思想提出质疑.从理论、历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并对婚姻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萨特的自由伦理观：从选择到责任

让—保尔·萨特是战后法国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把人的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把人的自由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萨特的自由概念既是本体论范畴，又是伦理学范畴。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人的自由，可以认为是解读萨特哲学自由观思想的通幽之处。     

论实行行为终了的判断与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

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中止行为类型的划分,而且还间接影响到不同类型中止犯的认定标准。在德国,关于实行行为终了与否的判断标准,存在行为计划说、个别行为说以及全部行为说等学说。在日本,则存在主观说、修正的主观说、客观说、遮断说以及折衷说等不同见解。其中,全部行为说和折衷说较为可取。在我国,对行为是否实行终了的判断也应采折衷说,即应与是否需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内容联系起来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