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何其芳

作家是时代之子,何其芳一生的文学活动与特定时代有紧密联系.对于主流性文学,他划下了从远离到汇入的运行曲线.他为时代奉献了有独创性的抒情散文与诗歌,但其文学评论却明显具有双重性.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建设新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实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何其芳

作家是时代之子，何其芳一生的文学活动与特定时代有紧密联系。对于 主流性文学，他划下了从远离到汇入的运行曲线，他为时代奉献了有独创性的抒情散文与诗歌。但其文学评论却明显具有双重性，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建设新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实意义。     

人才培养：何其芳对新中国文学的宝贵贡献

何其芳不独是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家和现代诗学家,而且是一代文学教育宗师。自延安鲁艺文学系到文学研究所的20多年,他利用多种平台和多种方式,为新中国培养了众多文学英才和学界栋梁,这是他对新中国文学很宝贵的贡献。同时,他所从事的文学教育活动,也为当下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启示。     

十七年时期何其芳文学思想的体制性呈现

共和国十七年时期,何其芳的精神人格中的体制性因素是其主导侧面。这种体制性人格或直接或间接地外化到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工作。何其芳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肩负着继续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任。他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活动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阶级分析法为方法论,集体主义为价值理念,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按照毛泽东思想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行动。     

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美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学》与北美中国文学研究

美国英文学术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创刊于1979年,在历任主编欧阳桢、倪豪士、苏源熙、奚密等人的领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成为了北美地区中国文学研究的翘楚.海外中国文学研究为国内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研究切入点,《中国文学》以其高品质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共生场视野中的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独特的一个历史性存在,革命文学理论家的话语姿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极为先锋,力图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来颠覆"五四";革命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作品的消费性迎合了时代情绪与读者需求;革命文学立足于上海的文化语境,与当时的现代都市文学、通俗文学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的文学共生场.     

论中国新文学的城乡二元结构

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是新文学的两大主体构成.在中国现代以来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二者既相互补充,又构成比照甚至对立关系,形成了中国新文学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在新时期以前的文学发展中基本形成和确立,在新时期以来日益成熟和巩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新文学一个重要的支撑性结构,它将与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并存.     

文学与文化的交相辩证发展——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现代性研究论纲

以现代性为视角,在本质上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引进、传播与中国现代性历史语境的生成、曲折演进构成了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起点,中国现代性文化语境的复归与拓进是中国当代先锋文学的现实支点.中国当代先锋文学实现的是文学的"文学化"转向.体现的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它自己已经构成现代文明的本体内容,成为现代文明本身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政治信仰对何其芳诗歌创作风格的影响

政治信仰对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有着文学信仰的文人来说有着重要意义。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政治信仰对何其芳创作风格有重要影响。在毛泽东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何其芳选择了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彻底屈服于政治信仰,使他无法跳出樊笼而寻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体制。     

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文论已严重脱离了当下文艺生活。它不但面临着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在国际文论界的失语,而且还面临着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的失语,必须主动、及时地进行现代转换。西方文论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的母体,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也需要积极有效地借鉴和利用西方文论。如何看待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事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大事。     

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间接诠释

作为文化差异性存在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使用汉语或母语创作的过程中,运用夹杂母语思维的汉语,或者完全用母语创作,或者运用母语汉语混杂的混语。分析了台湾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两种主要创作方式的文学特征,认为作者用母语文化的思维,转换为汉语的表达方式,这种差异性形成了跨语际的书写实践,指涉不同语境、文化之间意义的获取与变迁。     

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应该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理应指称新时期以来二三十年间存在和活跃于我国文坛的一种文学现实。它有其特定的内涵：少数民族作家在熟练运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同时,高扬着自己的民族性。它的兴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给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语言文学带来了不少变革,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交流与融汇——“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基本关系是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2014年4月11日-13日在曲靖师范学院召开的“当代西方文论与中国文论建设”研讨会上,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认为西方文论为中国当代文论提供了重要资源,在中西文学理论交流、融汇过程中,中国文学理论不断发展;中国当代文论应更多关注中国文学现实,植根于中国多民族文学土壤,汲取更多的本土文学元素,努力追求并实现理论创新.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绪论

近几年来，学术界提倡中国文学研究应打通古今的呼声颇高，其宗旨主要在于突破学科区隔的壁垒，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贯通性的研究。因而在越来越多的同仁把它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运用于个案研究的同时，有必要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就相关的基本问题进行学理思考，包括古今内涵的界定、与传统文论中通变说的联系、文学史的分期、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等。     

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

西方文论的中国化是文论＂他国化＂规律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化严重西化甚至＂失语＂的危机时刻,如何利用＂他国化＂的规律,实现西方文论中国化是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论的重要任务。借鉴王国维、钱钟书等前辈以中融西、激发文论新质的宝贵经验,当下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清晰地认识中西文论的异质性;根据需要将西方文论与中国当下的文学实践相结合;文化过滤和创造性误读;以我为主对西方文论加以创造性地吸收。     

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利性及其成因

中国现代文学的多数作品政治功利性较强 ,反映时代风云 ,在作品中提出政治主张 ,表现某一时期的风云变幻 ,要求文学担负起重要历史使命几乎成为现代文学的主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较复杂。从社会、历史、时代、文学观念、作家结构、外来影响以及现代文学的性质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不难发现现代文学功利色彩的种种表现及其形成原因     

儿童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从《格林童话》的汉译谈起

儿童文学作品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对外来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大量译介的同时，应当注意译本的质量。从儿童读者群体的特殊性、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以及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文化的传输等三方面看来，有必要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引入译者主体性。从《格林童话》的几个中译本中的语言使用、翻译选材以及文化传输等三方面来考证，译者主体性在儿童文学翻译中是确实存在的，并且有其重要性     

中国近代文学分期上限之我见

自从1949年以来,在我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分体断代史、分体文学发展史、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书籍,都把中国近代文学分期的上限定在1841(或1840)年。应该看到,这种划分方法,显然直接受到历史学分期的影响,并不适合文学分期的客观情况,同时也是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泛滥的结果,对研究清一代文学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近代文学分期的上限只能定在1912年。     

从语境看几位宁波籍作家作品的乡土风格

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批宁波籍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有一席之地,如苏青、柔石、巴人、王鲁彦等.他们虽然都是走出家乡后才相继成名,但他们所有的成名之作几乎都植根于家乡的生活土壤,浓重的乡土气息渗透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是家乡独特而丰富的文化语境成就了他们的创作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