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PFOS的环境风险管理对策研究

PFOS在我国生产量不断增加,使用范围广泛,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通过生产、销售、使用以及三废处理等过程排放到环境中,导致我国环境介质、野生动物和人体内均可检测到PFOS存在。为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推动PFOS环境风险管理工作,本文分析了国际上已开展的PFOS风险管理措施,以及我国PFOS风险管理面临的形势和挑战,提出了我国PFOS风险管理的政策建议。     

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国际法制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的视角

放射性废物管理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联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迄今为止有关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进行介绍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完善国际放射性废物管理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我国医疗废物领域履行POPs公约对策研究

文章根据POPs公约对医疗废物管理和处置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国目前医疗废物管理和技术应用现状,结合我国医疗废物处置设施污染物排放、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状况,从医疗废物处理技术的具体应用实际需要出发对如何推进采用BAT/BEP,推进中国该领域履约进程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我国医疗废物领域履行POPs公约的管理和技术对策。     

我国典型含PFOS/PFOSF废物处置技术可行性分析与建议

为促进我国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类和全氟辛基磺酰氟(PFOS/PFOSF)的削减和逐步淘汰,防控环境风险,迫切需要对淘汰、废弃的含PFOS/PFOSF产品、副产物以及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含PFOS/PFOSF废物进行安全无害化处理处置. 调研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2021年我国已停产PFOSF,2002—2020年我国PFOS/PFOSF的生产总量约为2 120 t. 我国典型含PFOS/PFOSF液态废物包括废弃消防泡沫、消防泡沫使用后收集的残液、废弃电镀镀液、工艺或清洗废水、废有机溶剂,以及固态/半固态废物有蒸(精)馏釜残、废水处理污泥、污染土壤、电镀滤渣、废吸附剂和过滤材料等. 目前针对液态废物,可行的PFOS/PFOSF非破坏处理技术主要有活性炭和树脂吸附、膜滤、混凝,可行的PFOS/PFOSF破坏处理技术有焚烧/水泥窑、超声降解和亚/超临界水处理技术,但在应用时都有一定的前置条件;针对固态/半固态废物,可行的PFOS/PFOSF非破坏处理技术包括稳定化和废物填埋,而焚烧/水泥窑是目前最为可行的PFOS/PFOSF破坏处理技术. 建议根据我国典型含PFOS/PFOSF废物的特点采取相应可行的处理处置技术,在应用成熟技术的同时,适当尝试采用亚/超临界水处理技术、超声降解技术以及其他较新的技术;对PFOS/PFOSF物质含量≥50 mg/kg的废物采用可行的破坏技术处置,对PFOS/PFOSF物质含量<50 mg/kg的废物经稳定化预处理后方可进入填埋场.      

我国POPs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研究

本文阐述了我国履行POPs公约在POPs废物管理方面所包含的范围和主要方面,全面分析了我国现有可适用POPs废物管理的相关法规、标准以及政策制度,指出现有危险废物管理体系是POPs废物管理的基础,并分析了现有环境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POPs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的对策措施.     

放射性废物管理的国际法制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的视角

放射性废物管理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联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对迄今为止有关放射性废物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全球性公约——《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进行介绍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完善国际放射性废物管理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1985~2019年中国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的动态物质流分析

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PFOS）是一类具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的化学品.揭示PFOS在较大时空范围内的流动、储存和释放规律,可为PFOS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构建了1985~2019年中国PFOS的动态物质流模型,量化了流量、存量及环境释放量,并对结果进行了灵敏度和不确定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内生产是中国PFOS主要的源,生产的PFOS多以终端产品形态流向国内市场,少数以原料形式出口;土壤和水体是中国PFOS主要的汇,释放到两者中的PFOS主要来自产品使用阶段,2019年达103 t.2000年前PFOS的总输入量和总输出量均相对较小,后逐步增加;2009年,相关公约的颁布使两者明显下降.2005年起,在用存量和环境释放量逐年增加,土地填埋存量自1985年起始终保持增长状态.含PFOS的废弃物的末端处理目前仍以土地填埋和焚烧等传统方式为主,但有向绿色处理方式转型的趋势.本研究结果可为健全我国PFOS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持.     

“十四五”时期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监测对策研究

我国批准和参加的国际环境公约或议定书有30多项,大致涉及气候变化和臭氧层保护、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生物多样性三个方面,这些国际环境公约均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监测需求。本文在系统梳理上述国际环境公约涉及的生态环境监测要求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履约监测技术面临监测动力与机制不畅、监测点位与指标有待优化、监测技术发展迟缓和监测科研转化滞后等问题,提出统筹建设国家生态环境履约监测网络、完善履约监测技术和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履约监测研究成果应用水平等对策建议。     

“十四五”时期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监测对策研究

我国批准和参加的国际环境公约或议定书有30多项,大致涉及气候变化和臭氧层保护、化学品和废物管理、生物多样性三个方面,这些国际环境公约均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监测需求。本文在系统梳理上述国际环境公约涉及的生态环境监测要求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履约监测技术面临监测动力与机制不畅、监测点位与指标有待优化、监测技术发展迟缓和监测科研转化滞后等问题,提出统筹建设国家生态环境履约监测网络、完善履约监测技术和质量管理体系、提升履约监测研究成果应用水平等对策建议。     

三公约的由来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3个国际环境公约是关于控制化学品和废物污染环境和损害人体健康的国际法律文书,是国际环境管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管理,鹿特丹公约由环境署和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