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之重估

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从“大众社会”到“社会学的想像力” 理解米尔斯的一条内在线索

摘要：本文试图阐明,在米尔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研究与其关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通过对米尔斯最具代表性的三个经验研究成果,即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所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的考察,作者发现,从这些研究中所浮现出的“大众社会”图景深刻地影响了米尔斯关于“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米尔斯的社会学著述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即对于社会变迁可能性的探寻,以及对于现代社会中人的意义的关切。     

全球化和新学术专家:文化和经济的关系

本文旨在区分“现代学术专家”和“新文化专家”的学术实践。笔者运用韦伯和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阐释     

世纪末忧郁与美国精神气质——帕森斯与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探究，历史的、经验的和理论的研究在其中融为一体。在学科史的意义上，《结构》标志着“古典”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变。不过，帕森斯是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方式完成这种转变的。囿于20世纪20、30年代、尤其是“新政”时期的语境，他给予处于世纪之交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理论一种全新的阐述，把它们从其生身处境的“世纪末”中剥离出来，并暗中赋予其一种积极、乐观的“美国精神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理论和经验探讨中原本具有的同“世纪末”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时代问题的复杂关联。悖谬的是，这种“美国化”的阐述在某种意义上恰恰体现了帕森斯试图建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宏图，蕴含着某种普遍历史的取向。     

社会学的魅力,存在于“社会学的想象”之中

社会学的想象”（sociologicalimagination），这个形象而富有智慧的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怀特·米尔斯首先提出来的。米尔斯认为：现代人不时地感觉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处于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面对这种困境．人们习惯于从个人层面的角度去认识并采取行动，结果往往陷入更大的困境中。这是因为“他们缺乏这样一种基本的。J智．难以捕捉个体与社会、个人经历与历史发展、自我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社会学的想象，就是希望从前具备这样一种。C智，面对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以一种新的认识视角，去把握或自觉地意识社会结构安排及…     

在参与性行动中改变世界——读费根、薇拉的《解放社会学》

在《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一书的开篇,作者J.R.费根（Joe R. Feagin）和H.薇拉（Hernán Vera）就指出,社会学中存在着“集体遗忘症”：一是社会学家经常遗忘他们所从事学科的行动主义和激进的传统（activist and radical traditions）;二是社会科学中很多伟大思想家的激情和社会变革担当经常被遗忘或忽视（第ix页）。在集体遗忘症的状态中,人们很容易随波逐流地接受因即时效用而传播的常规性方法与观念。作者所说的常规性方法,主要指美国社会学的“工具实证主义方法”（instrumental positivism approach）,其“工具性”是它使社会研究局限在某种研究工具和技术所允许的问题上;其“实证主义”是它使社会科学家投入到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方法上。在“工具实证主义”的支配下,社会学家经常对社会学对他人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无知无觉。     

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理论家帕森斯创立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大致有如下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会行动理论在三十年代,帕森斯深入研究了欧洲经典社会学家的理论。他认为,各家社会学理论在分析人类社会行为方面有殊途同归的趋向、出现一种共同的基本概念格局,他称之为“社会行动理论”。1937年帕森斯发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在这本书中,帕森斯综合了维贝尔、迪尔凯姆、帕累托和马歇尔的理论,进而发展了自己的社会行动理论。他采用了维贝尔关于思想     

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生成图式与反思理性——解析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知识社会学思想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他的整个社会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线索。布迪厄借用现象学概念,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并为当代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认为,布迪厄对知识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借鉴现象学认识论,将人类的思维原则述作“生成图式”或“信念”,用二重性表述替代了认知范畴与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第二,通过对“实践知识”与“科学（含社会学）知识”遵循的相异逻辑进行说明,探讨了客观真知的生成所倚赖的具体社会条件。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社会学的传记取向：当代社会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记取向成为社会（科）学中众多转向或取向的一种。相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芝加哥学派引领的传记研究,这一取向的范围更为宽广。它关注个人经历、历史与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反对奉实证主义为圭臬的社会科学研究,重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这一取向消解或者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论或二分法,促使社会学家反思自己的概念架构、研究方法以及书写实践。虽然在晚近的发展中,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自传/传记社会学这一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指称,但这一取向还是“浮现中的实践”,尚处于晚熟状态,因此还存在不少争议,布尔迪厄甚至从根本上将传记视为一种幻觉。随着“传记时代”的来临,传记社会学势将成为一个开创性的研究领域。     

Karl Marx's sociological theory of democracy: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rights

This essay reconstructs Marx's relationship to democracy and liberalism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his early work which was directly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s of understanding democracy as a kind of society. Only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civil society—a political economic, sociological,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could the true nature of citizenship be discerned. In contradistinction to liberal political theory, he would argue that political theory could not stand on its own if it analyzed only the state. Marx came to underst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beral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as what he called a sophistry because it undermine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democratic agency of workers. This was a sophistry, not because he opposed political democracy, but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undermined the possibility of democratic agency. Citizenship could be nothing but a “lion's skin” of politics concealing the nature of civil society beneath it. This contradiction would drive Marx's thought forward as he moved from liberalism to democratic socialism with his develop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apitalism from 1843 until the end of his life. The essay illustrates two closely related claims about Marx's thought regarding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First, I argue that Marx engaged in a democratic critique of liberalism; second, and as a response to his democratic critique of liberalism, Marx developed a more soci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and hence believed that political democracy was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freedom, though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对梁漱溟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的社会学解读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及其连带的乡村教育思想都是建立在他对于中国问题及中国社会文化特质的认识与判断上的。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梁漱溟所论述的中国社会文化要义，还是他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固持的理性精神与社会 / 教育路径，都贯穿了一种地道的社会学思维。他在理论陈述与付诸实践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学洞见与文化自觉，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尤其需要的智慧和心态。     

Harre'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 Social Scientific Critique

In his article, “Saving Critical Realism,” Harre (2009 ) relates his revised philosophy of science to a social philosophy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society, and to a political philosophy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freedom and reform. I argue that hi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st upon an individualistic sense of society and freedom. I demonstrate that his individualism is factually and politically untenable. (I shall not comment on hi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lthough the errors in 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ies make it suspect.) I counterpose an alternativ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at are based on a structural model of society, freedom, and social change. My critique demonstrates how social science can adjudicate claims of structuralist vs. individualist 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t also argues that social science must constitute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political ideals of freedo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f these are to be viable.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

通过考察涂尔干的一般社会学及其论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涂尔干建立的从特殊科学到一般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他力图扩展的政治学古典分析框架直接相关,他的一般社会学则扮演了传统政治学的角色。沿着涂尔干最初的论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并搭建一个用以理解其政治学说的框架。涂尔干将政治范畴从纯粹的政府理论扩展至社会总体,目的是将后者作为现代政治的首要问题。唯有在此框架下,他的政治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涂尔干并未否定政治的首要位置和政治家的地位,他主张的带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社会学遗产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揭示。     

在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再解读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传统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之上的，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这样，通过对《社会学的想像力》进行再解读，似乎可以把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在逻辑上连接起来，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