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首移民安置区土地资源、移民经济状况及移民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针对三峡工程蓄水和移民搬迁对库首地区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影响，对移民安置前后三峡库首地区的秭归、兴山、巴东等县乡镇土地资源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并选择典型乡镇移民户作为研究对象，实地调查了移民安置区移民户的经济收支情况及其对移民安置的满意度。结果表明：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低海拔地区耕地淹没，农村可用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也有所减少，人地资源矛盾比较突出。移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种植业和养殖业收入，其中劳务收入比例较大，农户家庭经济支出主要是以生活支出为主，移民搬迁对部分农民经济收入产生较大影响。移民搬迁以后，库区农村的居住环境、住宅条件、生活条件和交通条件均较移民前有明显改善，农户普遍比较满意。库首地区的移民政策落实较好，大部分人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对三峡工程表示支持和肯定。搬迁安置对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产生了影响，存在自然灾害和病虫害增多，农村废弃物处理设施不足等问题，应当引起政府对库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足够重视。〖     

城镇安置模式对陕南移民搬迁农户生计活动影响研究——基于广义精确匹配模型

城镇安置日益成为我国政府推进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导的安置模式。本文首先简要探讨了我国移民安置模式的演进,在深入分析城镇安置模式三个层次的内涵及其对搬迁户生计活动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陕南安康移民搬迁地区搬迁农户的一手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精确匹配模型,控制了观测数据中混杂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了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以及贫困搬迁户生计活动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①城镇安置模式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1. 863个对数发生比。在贫困的搬迁农户样本中,城镇安置模式使贫困的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的概率显著提升了1. 823个对数发生比。②在全部搬迁户样本中,医疗设施对搬迁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针对贫困搬迁户,便利的交通设施更有助于其从事外出务工等非农型生计;是否获得产业、就业扶持或培训无论对全部搬迁户或贫困搬迁户都无统计上的显著作用。③家庭劳动力数量、通讯费用对全部搬迁户以及贫困的搬迁户从事兼业、非农型生计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搬迁时间对搬迁农户生计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对贫困搬迁户无显著作用。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城镇安置需要综合配套,逐步完善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完善产业帮扶措施及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帮助搬迁农户实现非农就业;流转土地,盘活搬迁农户在迁出区的资产,增加农户收入;要充分考虑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实施差异化的精准扶持等。     

三峡库区奉节县土地承载力与移民安置

人口环境容量的研究是提高移民安置工作科学性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奉节县人口及土地资源调查数据的分析，考察了三峡水库淹没对库区人口环境容量的缩减；对库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土地对人口的承载能力进行定量分析；研究了移民安置与环境容量的关系；探讨了通过大农业和通过城镇化、非农化等方式安置农村移民的对策。     

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现状与分析

三峡移民作为迄今为止动迁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非自愿性工程移民群体而广受关注。通过2009年大量的抽样调查数据来讨论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问题。得到的基本结论：对于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家庭适应目前的居住生活，移民家庭的居住条件、医疗保障普遍得到了改善；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的生活也存在生活成本增加和建房费用可能导致的负债隐患，这可能对移民总体的生活安置满意度的选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三峡农村移民家庭生活安置适应性受到搬迁时间的影响显著。因此，建议关注移民居住生活社会适应一定要与移民生活成本联系紧密；农村移民生活安置工作还要继续完善；移民的适应性与移民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建立相关体系和指标，做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     

丹江口库区农村待迁移民搬迁意愿分析

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将动迁33万移民。为了实现和谐搬迁,有必要了解待迁移民对搬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采用丹江口库区农村待迁移民194例入户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二项逻辑回归分析,得到结论:目前农业收入比重、偏远村、较远村、成员平均年龄、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农忙是否换工、户主受教育年限每变化一个单位,相应的愿意搬迁的发生比分别是26.6,8.7,3.1,0.9,0.7,0.5,0.2和0.1;其中,后5个变量是负向影响。由此可知,目前较高的非农收入比重,较好的地理位置、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会显著降低搬迁意愿。因此,选择经济水平较高的安置地是提高搬迁意愿的重要因素;同时应针对各群体的不同预期,采用分步搬迁和灵活多样的安置、补偿方式。     

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与适应力感知

从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出发,借鉴脆弱性研究中的适应性理论来研究我国易地移民搬迁农户的适应策略和适应力,构建了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性分析框架,并以陕西安康移民搬迁工程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获取了安康搬迁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策略、适应力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安康移民搬迁农户在搬迁之后采用了四种生计适应策略,即传统生计专业化型、非农专业化、补贴依赖型和多样化生计,这四种类型占全部搬迁农户样本的比例分别为:28.6%、34.3%、18.3%和18.8%。搬迁农户的适应力感知类型与搬迁类型、安置类型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尤其是搬迁农户收入等级类型与适应力感知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越是高收入户,越表示收入增加,搬迁后"稳得住、能致富"的情况则越好;而贫困户搬迁之后的生计适应、生计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此外,搬迁农户不同的生计适应策略与其适应力感知也存在着统计上的显著差异。总体上看,搬迁之后,非农专业化和传统生计专业化的农户收入减少的更少、表示收入增加的更多、适应力更好,而补贴依赖型、生计多样化型农户的适应状况要差一些。本文进一步采用MULTINOMINAL LOGISTICS回归模型分析了安康移民搬迁农户适应力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方式、搬迁类型、搬迁农户所获得的扶贫项目数对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情况并没有显著的影响,搬迁农户也没有随着搬迁时间的增加而提高其适应力;当地搬迁农户劳动力也存在一些闲置、土地林地需要进一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率等。当地地方政府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移民搬迁方案和对移民搬迁农户的精准帮扶措施,发展后续产业,提高其适应力。     

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来自陕南的证据

为从微观农户视角分析易地移民搬迁对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指数,将农户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的各种收益进行整合和量化,利用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研数据,对比分析不同搬迁类型和特征家庭的生态系统服务收益和依赖度差异,并进一步检验易地移民搬迁对农户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的影响。结果发现:搬迁户获得的生态系统总净收益、供给、调节、文化等服务净收益以及社会经济净收益均高于非搬迁户;不同搬迁特征的农户之间的生态系统服务依赖度差异显著;易地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能有效的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程度,参与易地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收入结构的优化,在降低从生态系统获取供给服务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经济收入所占比重;自愿搬迁、集中安置和新阶段的移民等特征也在降低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的依赖上起到了积极作用,自愿搬迁的农户比非自愿搬迁农户能更好的应对和适应向非资源依赖型生计模式的转变。集中安置的方式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和政策溢出,使农户有机会获得更多配套和后续支持,从而提高对外部机会和资源的占有能力,拓宽非资源型收入的途径,此外,新阶段易地移民搬迁工程所提供的惠民措施和补贴力度都较以往零星的自主搬迁有较大提高,同时也强调搬迁农户在非农转变过程中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建设和引导。本研究为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家庭福祉在微观尺度的结合提供路径支持和方法借鉴,也为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持续推进提供启示。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比较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利用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大部分农户具有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其中纯农户和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相当，且高出二兼农户；（2）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价值的感知是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共同因素，农户感知农业废弃物资源的价值越高，其利用意愿也越强；（3）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因素有明显差异，性别对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年龄对纯农户和二兼农户利用意愿的影响均为负，尤其是对纯农户影响更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尤其是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获取经济收益的感知正向作用于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尤其是对一兼农户有更大程度影响；对纯农户而言，对自身经济条件的感知也显著影响其利用意愿     

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家庭生活安置状况调查与分析

利用回溯性的调查资料来研究已经搬迁的城镇移民家庭在搬迁后的生活安置现状,分析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安置适应性。在评价方法上首先是对比城镇移民家庭搬迁前后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保障的变化,再分析移民各个分项满意程度，最后将所提取的因子得分值作为自变量，总体“生活安置满意度”作为因变量，对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移民安置过程中哪些方面的满意度会影响到城镇移民对总体安置满意度的判断。研究发现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居住条件良好。搬迁后，城镇移民家庭的生活和居住条件都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改善，住房面积增大，房屋居住的安全系数有所提高。城镇移民家庭医疗保险享有率很高，但养老保险的享有率不容乐观，城镇移民家庭的养老保障仍有待提高。城镇移民生活安置满意度随着社区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的提高而提高     

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研究

兴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不可避免地要征收大量农田,造成大量移民非自愿性搬迁.我国实行开发性移民的方针,强调农村移民主要采取农业安置的策略.然而,移民的迁入势必会对安置区居民的土地权益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根据"卡尔多-希克斯"社会福利改进标准,要实现安置区土地向移民转移过程的社会福利改进,需要对利益受损的安置区集体和居民给予相应的补偿以弥补其福利损失.本文以湖北省竹山县潘口水电站为例,在对竹山县溢水镇、宝丰镇两个乡(镇)5个移民安置点的73户安置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条件价值法(CVM)对安置区土地流转的补偿标准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潘口水电站移民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执行标准均未达到农地实际价值的一半,水田的补偿程度为49.54%.旱地的补偿程度为为44.54%,安置区集体和居民没有获得充分的补偿,因此,需要提高安置区土地流转补偿标准,使安置区居民也能和移民一样地分享到水利水电工程带来的增值收益.     

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生物质能源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发展不仅仅需要产品生产企业、政府相关机构的参与，微观个体农户同样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态度和行为，会对政府和生产者的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以湖北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的参与意愿的调查为例，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农户对生物质能源产业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预期收益、年均纯收入、环保意识、文化程度、配套设备生产情况、产品技术成熟度、相关政策支持、商品能源使用率、当地生物质资源量9个因素会影响农户参与意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一是提高农户对生物质能源的预期收益和农户收入水平；二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户综合素质，增强环境保护意识；三是完善生物质能源产业技术、政策支撑体系，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质资源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影响研究 ——基于农地整理区域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行为的影响。首先通过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生产投入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了理论假设，然后以3个县（市、区）的185份农地整理区域农户抽样调查数据，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资本投入（流动资本和农业机械投入）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投入同时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表现在农地整理对农户私人不同要素投入的影响存在差异：与公共投入呈互补关系的私人投入提高，与公共投入呈替代关系的私人投入降低；（2）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之间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3）各因素在流动资本投入和农业机械投入内部的作用大小有明显差异；（4）农地整理这一公共投入对农户私人投入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而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农户的流动资本投入上。调查亦发现农地整理对农户农业机械投入的现状影响并不显著，对其投入意愿有明显影响     

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入股安置模式初探

根据水电开发“十一五”规划和2020发展目标,平均每年需新增水电装机1 425万kW,水电事业迅速发展必将带来大量农村移民,需要妥善安置。按产业划分对两种传统安置模式特点与问题进行分析,从利益相关者和资源价值转移理论角度,论述入股安置模式的理论依据。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工程征地入股安置案例。在对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入股安置模式进行定义的基础上,阐述了入股安置的“以集体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和“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入股”两种基本方式,并探讨了水电开发企业上市条件下移民持股选择种类。通过与传统安置模式的比较,得出水电工程农村移民入股安置模式的四大优势：从非自愿性移民到自愿性移民的转变;从开发性移民到参与性移民的升华;缓解项目业主资金筹措压力;推动小城镇建设事业的发展。     

水库农村移民安置区的确定及土地产权问题研究

水库农村移民安置区的土地产权问题是开发型移民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首先探讨了水库农村移民环境窬一的理论计算公式和常规计算方法，并讨论了据此确定安置区后可能存在的问题。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二县市的农户调查研究

通过对湖北省二县市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区位条件、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关系，找出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愿意将自家宅基地进行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略高于50%。按作用程度排序，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距县城距离、对政策了解程度、户主年龄、户主学龄；其中，距县城距离和户主年龄的影响方向为负，其它因素的作用方向为正。从区域角度来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非农收入已占据主导地位，农户的流动性较强，愿意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高于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比例；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Understanding livelihood strategy-poverty link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entral highlands of Ethiopia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disclose livelihood strategy-poverty links and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by developing typologies of r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data, we group households into different typologies and explore interactions. We identified six main agronomic strategies, four dominant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and income quartiles (proxies for poverty) using cluster and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We found that nearly 82% of the surveyed farmers in the study area belong to the bottom income quartiles while about 18% are on the upper quartiles. Households in the bottom income quartiles engaged in casual off-farm work and cereal-dominat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that tend to pursue subsistence farming by growing cereals and oil crops. Contrarily, farmers in the upper income quartiles adapted intensive agronomic strategies by integrating root crops, legumes, and vegetables with livestock. This was largely attributed to access to key livelihood assets such as land, livestock, edu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in which the upper quartiles were more endowed. Improving availability of the key assets for the bottom income quartiles might be a way out of poverty and ensur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local-level heterogeneities of rural households when targeting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