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政策转向与经济增长

2015年前后,我国财政支出的增速出现较大波动,表现在2014年下半年的大幅收缩以及2015年的逆势扩张并延续到2016年。究其原因,这是在新常态下经济面临增速下行、地方债务风险等问题下财政政策的一个被动调整,包括对地方债务的规范、地方债务置换等措施。财政政策在一年内的反复转向也对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下滑,同时财政收支矛盾加大。针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才能缓解财政收支不平衡、地方债务风险,解决财政政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发展和政策取向

<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减速换档、结构调整升级优化、增长动力转化提升的"新常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从2015年的经济工作看,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产能过剩、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加重、房地产下行、通货紧缩风险显现等问题,稳定     

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

本文的分析没有考虑经济规模及其变化对政府债务的影响 ,主要是从政府资产存量和收支流量两个方面来分析政府债务的风险状况。就债务论债务 ,意义不大 ,更无法说明其风险的大小 ,把政府债务和政府可支配的资源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就可大致判处出政府财政风险的状况。这里的分析包含了政府的双重主体假定：既把政府视为一个普通的经济主体 ,与企业等经济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又把政府视为一个特定的公共主体 ,具有法律上的推定义务和道义责任。所谓的隐性债务问题多是与后一层意义上的主体假定有关。一、政府债务状况分析按照ＨａｎａＰｏ…     

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的良性发展是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但是盲目和过度负债,会给地方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在金融风险不断财政化的今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为一种主要的财政风险,已经超过了金融风险,成为危害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隐患.本文以辽宁省为例,从地方政府债务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化解风险的建议和对策.     

科学合理举借政府债务促进白山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适当举借债务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缓解地方财政资金压力，但过度举债势必造成财政风险。本文探讨了如何规范政府举债行为，主动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积极建立偿债准备金，使政府债务的举借、偿还进入良性循环轨道，促进地方经济发碾。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为满足推动可持续发展、民生建设和行政管理而产生的巨大资金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大肆举债以弥补日益扩大的财政收支缺口。08年金融危机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呈急速膨胀之势,风险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与稳定,地方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因此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难点与对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2 0 0 0年是改革攻坚和国有企业解困的关键一年 ,要继续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 ,促进经济较快增长 ,本文拟就地方政府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方面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一、地方政府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难点我国从 1998年起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 ,增加支出、刺激需求 ,促进经济增长 ,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年来通过财政向银行和社会发行 2 10 0亿元长期国债 ,带动 42 0 0多亿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 ,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共建设 5 10 0多个项目。可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在于加大资金的投入和资金投入的…     

地方政府债务化解问题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分为隐性债务风险、专项债务风险、债务置换风险三类。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可从缓解财政压力、防范道德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加大审计力度等方面入手。化解专项债务风险,可从扩大发行规模、促进权责统一、改进定价机制、完善披露机制等方面入手。化解债务置换风险,要做到加强宣传引导,推行市场化定价;治理财税源头,控制发行闸门;改革发行制度,推进发行正规化;把握有利时机,积极创造条件。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和演进不仅给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提醒各主权国家应该对政府债务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警惕。中国中央政府债务虽然远在警戒线之下,但是庞大的隐形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容忽视,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国家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首要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严控地方政府原始举债规模、降低地方债务违约率、加强逾期债务清偿能力三方面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与化解对策

政府性债务问题事关余姚市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债务增长过快,负债规模过大;债务结构不合理,融资成本增加;各投资公司收支不平衡,偿债能力减弱;政府投资项目后续资金需求量大;偿债准备金被长期借用;资金投向监管不足,利用率低是形成政府性债务风险的重要因素。对此,应从完善统分结合的运作机制;健全风险控制机制;建立完善资金安全、高效管理制度等三方面防范与化解我市的政府性债务风险。     

分类管控下的债务风险与风险传染网络研究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之一。本文针对部门债务,从债务口径、债务结构和偿付风险3个层次深入研究了实体经济债务风险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分类管控我国债务风险的理论模型。从部门间债务的比较分析中,本文发现非金融企业债务在实体经济债务中具有极高的系统重要性,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构建了双层交易对手方风险传染网络模型。以江苏省和山东省产业债发行人担保网为样本,基于该模型研究了区域非金融企业间债务风险传染结构,并根据综合节点度与对外风险敞口两类指标识别出若干核心风险传染节点。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内的债务间存在较强关联性,是潜在的区域系统性风险源。本文认为,我国当前的宏观债务问题存在国情特殊性,应尽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债务风险和压力分析评估体系,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分类施策工具。     

中国企业年金发展与税惠政策支持

企业年金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 ,由企业及其职工依据经济状况自主建立的一项养老保险制度 ,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过去一直称之为“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２０００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决定：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规范为企业年金 ,采用个人账户式管理 ,实行市场化管理运营。从企业年金的法律关系和运营特征来看 ,它是一个长期承诺的、受法律保护的延期支付合同 ,也是一个基金管理、资金运用和待遇制度不同环节综合发展的补充养老制度。中国企业年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标志着中国养老体系正在朝着国际通行的“三支柱”养老模式 (ｔｈｒｅｅ - ｐｉｌ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转变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主要分析了现行非税惠政策的社会经济成本以及现行政策的低效率 ,同时阐述了中国对企业年金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 ,并实证分析了税惠政策对税收总量的影响。     

发展模式和经济平等——苏南和温州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我国转型经济中两个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研究,探讨了经济发展中政府和市场(企业家)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同传统的智慧和人们的直觉——认为市场有产生不平等的天然倾向,而国家(政府)则有再分配和校正不平等的能力和企图——不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苏南)导致了更大的不平等,产生了收入和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而企业家推动的发展模式(温州)则出人意料地导致了相对平等的结果。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地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机会结构的不同。研究结论对于我们寻求在发展的同时尽量达到公平和建立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债务容量与成长期权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期权博弈方法,探析投资成长期权如何影响公司债务融资决策问题。在不确定条件下,综合考虑利率、税率、债息和债务的期限结构这些影响融资和投资的重要因素,构建期权博弈理论模型,确定企业的最优债务容量,并运用数值方法给出了债务容量与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之间是非线性的"U"形关系的结论。研究表明,当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较低时,债务容量随着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增加而债务容量减少;当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达到较高水平时,债务容量随着投资成长期权的回报率增加而债务容量增加。从而给出了关于债务容量与投资成长期权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新理论解释。     

财政风险:从经济总量角度的分析

在干预公共风险的过程中,政府会承受各种各样的支出压力,这些支出压力表现为政府的各种形式的负债,即未来一个时期政府资源的流出。作为公共主体,政府面对的债务是不确定的,不能仅仅从会计学角度来认定。公共债务与经济总量是一种历史的循环关系,不同的循环状态决定了政府财政风险是趋向收敛还是发散。不同的债务结构对经济总量及其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具有不同的风险。认清不同公共债务类型的来源、不确定性程度及其风险可控性,是把握公共债务与经济总量的关联向哪一种循环转化的重要一环,仅仅关注债务总量是远远不够的,抽象地谈公共债务负担率的高低没有意义。改善公共债务结构,降低整个公共债务的不确定性程度至关重要,这比控制债务规模更迫切。     

股权收购(Buyouts)的债务估值和违约决策

杠杆收购是股权收购交易的主要形式,所以对于股权收购而言,债权和股权的价值估算至关重要。但一方面鉴于股权收购交易所需的大量资金,股权收购主要采用分层债务结构进行债务融资,另一方面囿于收购的目标公司具有显著的特质风险,传统的Leland模型无法对这类债务和股权进行定价。为此,本文基于股权收购的多层融资结构,构建数理模型研究了股权收购交易的债权和股权的定价方法,并分析了最优破产决策和违约概率。基于实证参数值,模型预测的股东内部收益率和违约概率与实证结论十分接近。当标的资产价值下降时,目标公司的杠杆比率快速提升,优先级较低的债务迅速贬值,从而解释了投资者抢购安全资产的动机。通过对比分析,本文发现采用单层融资结构会提高融资成本,使得股权受损,这为分层债务结构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本文比较静态分析了标的资产波动率和市场利率对估值和破产决策的影响,结论支持了实证研究中有关市场利率与股权收购相关性的结论。     

市场化、经济结构变迁和政府经济结构政策转型--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保持高速持续的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反映到居民收入上,就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从而为今后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埋下隐患。合理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力求弱化这种不平等局面,但这需要研究不平等的经济来源。本文通过构造表示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利用协整模型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数据进行协整分析,结果显示市场化进程本身带来了地区和产业的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而政府过去的结构调整政策效果有限。因此,本文建议政府今后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应该从过去的增长为中心的结构政策转向以转移支付为中心的结构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政策视角的我国企业负债融资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对微观企业融资行为所产生的显著影响。鉴于我国金融机构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存在的信贷歧视,本文剔除了产权性质的影响,把国有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以2003-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首先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有企业负债融资行为的影响,证明了财政政策的扩张和货币政策的紧缩都能促进国有企业负债融资的增加。然后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因素和股权结构的内部因素对负债融资与企业业绩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正相关;紧缩性货币政策下,负债融资与国有企业绩效负相关;股权结构分散程度的增加,有利于促进负债融资对国有企业绩效的正效应。     

我国基本养老金隐性债务变化趋势分析——基于改进精算测算模型的实证研究

隐性债务问题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前人精算测算模型基础上,指出其在数据选取、参数设定、最新制度应用等方面的不足,从三个方面扩展了精算测算研究:结合最新法规对测算模型进行完善,考虑了未来工资增长率与历史工资增长率的区别,修改了养老金调整系数;在测算模型中考虑了过渡性养老金与基础性养老金领取特点的区别;利用最新、最合理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保持合理的工资增长率水平与利率水平可以保证隐性负债规模实际可控,确保隐性负债占财政收入和GDP比例在安全线以内。为此,本文建议:维持温和的工资增长,保证隐性债务不过高的同时兼顾社会福利的提高;尽量提高社会养老金运作的投资收益率,但同时应当权衡提高收益率的成本与其降低的隐性债务之间的利弊。     

Long‐Term Debt and Optimal Policy in the Fiscal Theory of the Price Level

The fiscal theory says that the price level is determined by the ratio of nominal debt to the present value of real primary surpluses. I analyze long‐term debt and optimal policy in the fiscal theory. I find that the maturity structure of the debt matters. For example, it determines whether news of future deficits implies current inflation or future inflation. When long‐term debt is present, the government can trade current inflation for future inflation by debt operations; this tradeoff is not present if the government rolls over short‐term debt. The maturity structure of outstanding debt acts as a “budget constraint” determining which periods' price levels the government can affect by debt variation alone. In addition, debt policy—the expected pattern of future state‐contingent debt sales, repurchases and redemptions—matters crucially for the effects of a debt operation. I solve for optimal debt policies to minimize the variance of inflation. I find cases in which long‐term debt helps to stabilize inflation. I also find that the optimal policy produces time series that are similar to U.S. surplus and debt time series. To understand the data, I must assume that debt policy offsets the inflationary impact of cyclical surplus shocks, rather than causing price level disturbances by policy‐induced shocks. Shifting the objective from price level variance to inflation variance, the optimal policy produces much less volatile inflation at the cost of a unit root in the price level;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abilization of U.S. inflation after the gold standard was abando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