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罪名确定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涉及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诈骗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多个罪名。实施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非法经营等犯罪的,应按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以销售假药、劣药为名行骗取他人财物之实,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关键在于把握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分析

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生产、销售民间偏方"、"生产、销售保健品"、"销售假冒中药材"等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定性,应结合具体案情选择适用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在犯罪形态上,生产假药罪以制成成品得以出厂销售为既遂,销售假药罪以进入交易环节为既遂。在刑罚裁量上,应贯彻从严刑事政策精神,加大刑法打击力度。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限主要在于有没有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本罪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特别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时,应从一重处。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主要在于主观上是否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态度。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制售假冒伪劣烟草专卖品犯罪的罪数认定

“行为人实施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犯罪，同时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非法经营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系比较原则的规定。在制售假冒伪劣烟草犯罪的罪数形态认定中，具体个案复杂多样，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区分一罪与数罪，并决定以一罪处理还是数罪并罚。     

试论假冒注册商标罪涉案金额的确定方法

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普遍对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涉案金额的认定有不同的标准和方法,导致许多案件出现不良的后果,妨碍了对商标权的刑法保护。准确确定此类犯罪案件的涉案金额,重点在于准确把握法律规定、准确确定涉案商品或商标标识的单价,唯有此才能准确定罪量刑。     

危害公共安全罪若干问题研究(一)

修订后的刑法典中,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新增罪名的丢失枪支不报罪,其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在理论上都存在有很大争议.本文就如何理解"丢失"的概念,丢失枪支是否包括枪支被盗、被抢的情况,能否对丢失支不报罪中的"丢失"一词作扩大解释,枪支被盗、被抢而不及时报告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如何理解本罪中的"不及时报告",如何理解本罪的罪过形式等问题,从法理上进行了深入探讨.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以仅设置下限不设置上限的罚金刑方式回应本罪谋利性本质,并且将本罪客观行为从“生产、销售”扩大至“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可谓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方式全面规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行为.然而,其仍未解决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笼统、入罪门槛模糊以及本罪共犯范围过宽的问题,并未做到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实现对本罪的合理规制.     

《刑法修正案（八）》中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法理解析

为加强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重大修改。结合修改内容,研究对该罪构成要件中的食品含义、行为方式、明知的认定,量刑情节中“其他严重情节”、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该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毒品犯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类罪的区分,有利于促进修订后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适用。     

浅析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高利转贷罪之间的若干争议

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与高利转贷罪三个罪名均是刑法用以规制滥用贷款行为的,在适用时便产生了许多争议。单位是否可以成为贷款诈骗的主体?"事后故意"行为如何定性?如何认定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性质?如何定性骗取担保形式骗取贷款行为?就以上问题,在文中将一一做出探讨。     

关于虐待罪问题的探讨

我国 1979年刑法将虐待罪规定在“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中 ,1997年刑法将妨害婚姻家庭罪全部转移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的变化 ,必然导致虐待罪认定的变化。司法实践表明 ,对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员”、“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含义以及虐待罪与遗弃罪的界限必须重新界定     

论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演变及其发展——以网络虚拟财产为视角

网络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化信息，它既不是“有体物”，也不是“无体物”，而是一种“财产性利益”，是现实世界中人类劳动和财富的异化。我国刑法侵犯财产罪应严格区分“财物罪”与“利益罪”。研究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对于我国侵犯财产罪犯罪对象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了重大修改,罪名也变为污染环境罪.一般认为,修改前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过失犯罪,但对于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理论上颇有争议,存有过失说、双重罪过形式说及故意说等观点.但过失说及双重罪过形式说均不能正确反映本罪修改的实质意义,不利于正确认定污染环境罪,不利于有效打击污染环境的行为,因而不足取.无论从文理的角度,还是从论理的角度,污染环境罪都应当是故意犯罪.将污染环境罪解释为故意犯罪,有利于惩治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     

灭绝种族罪犯罪对象的特征及其分类

灭绝种族罪的行为，必须指向特定的群体，这个群体需要具备生命性、文化性、固定性和发展可能性的特征，只有符合这个特征的群体才能够认定为属于本罪所保护的群体的范围。灭绝种族罪的对象应分为种族、民族、族裔和宗教团体四种类型，政治团体并不是该罪的犯罪对象，仅消灭或者摧毁某个团体的全部领导层的行为也不能构成该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技术、刑罚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应从制度上对公职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进行预防和惩处。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方面要搞好前置措施的设置,重在预防;另一方面要严密刑事法网,严惩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分子。可从明确行为模式、规范法律用语、提高刑罚幅度、增设附加刑等方面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完善。     

论票据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准确定性——从一类刑事疑难案件谈起

以承诺给予高息、工程等好处为借口从特定受害人处吸收大量存款,然后勾结银行工作人员更换特定受害人留在银行的验证资料并伪造取款票证将款项取走的行为,应当定性为票据诈骗罪。对票据诈骗罪的理解要建立在对票据这一犯罪工具和非法集资行为实质内涵的正确解读基础上。对此类案件中银行工作人员和相关存款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应具体分析,票据诈骗罪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罪数问题值得重视。刑法是科学,任何个罪的定性都应摒弃刑法工具论的倾向。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的界定——以张某某抢夺案为视角

盗窃罪、诈骗罪和抢夺罪是三个常见的、多发的侵财类犯罪,占据刑事犯罪的多数。三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当一罪中混合着三种罪的作案手段时难以辨别。司法工作者应在查清事实和情节的基础上,以法条为标准,综合运用法学知识,借助科学合理的分析方法,对案件准确定性。     

市场信用犯罪的刑法学解读

市场信用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侵害了市场信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并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本类罪的共同客体为市场信用;客观上具有侵害受刑法保护的市场信用这一行为;主体为市场经济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上为故意,大多具有牟利性。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市场信用犯罪分为不同类型的犯罪。     

论宣告死亡对被宣告死亡人重婚罪的影响——反思宣告死亡刑法上的效力

失踪人被宣告死亡后,婚姻关系从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被宣告死亡人的配偶有再婚的权利,而对于失踪人在不知道被宣告死亡的条件下是否可以再婚,却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无疑对被宣告死亡人重婚罪认定产生困惑。关于死亡宣告刑法上的效力,有肯定和否定之争,通过对死亡宣告中"死亡"性质和犯罪事实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死亡宣告的法律后果在失踪人生存的情况下不具有刑法上的效力,即死亡宣告后,失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再婚行为构成重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