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意义、挑战及优化路径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洞察时代发展形势和全球治理态势,贡献给世界的思想公共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化解全球治理失序的现实危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人类文明未来叙事的必然选择,也是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力、影响力的应有之义。但不可忽略的是,西方话语霸权的遏制与刻意曲解、多元文化差异引发的价值认知偏差、逆全球化思潮涌起及中国自身对外传播能力的局限性,使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应提升国际传播力,向全球公众准确阐释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消解其他国家的曲解与误读;立足中华文明,探索适合自身文明特色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弘扬路径;促进互利共赢,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超越;深化全球性交往,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搭建实践平台。     

跨文化传播的伦理空间

日益深入的全球性危机使全球伦理建构的迫切性凸显,亦使之成为关系全球秩序和人类共同体利益的全球治理的观念基础.依据跨文化传播的空间维度,全球伦理的建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个体的、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伦理;不同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内部的交往伦理;全球社会各个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伦理.中国社会各界应恰当运用自身及其他文化的伦理经验和信仰资源,以积极的伦理建设履行当代中国对国民和世界的道德承诺,以赋予全球伦理新的内涵和意义作为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     

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路径初探

认为大学治理是集政治、科学管理和伦理于一体的复杂问题;伦理是大学治理的底色,认为大学治理需要伦理道德引领.大学治理的伦理建设首先要将"法治—德治—真理—幸福"塑造为大学的伦理价值目标体系;其次,要推进大学治理的主体伦理建设,构建大学内部治理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确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统一关系,保证多元主体有效参与大学决策;再次,要加强大学治理的制度伦理建设,将制度建立在公义基础上,促进大学成员的互信与合作;最后,要以关系理性的思维方式建构大学治理的价值规则,在多元价值之外创造通用的、公共的价值,推进大学的公共价值治理.     

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知识、制度和行动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在海洋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是一项国际性的社会工程。知识所反映的发展规律可以形成说服其他行为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软实力。引领未来的海洋治理需要我们具备提出治理方案的完整的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还需要推动制度建设,构建区域性制度、领域性制度,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在“海洋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中国要赢得全球伙伴的尊重,就必须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为全球公正、合理、可持续的海洋秩序做出贡献。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中国需要在国际社会中团结在理念和利益方面的志同道合者,支持以“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伦理基础的治理方案。     

多元规则平衡中软法与民间法的界分与互助

合理的规则结构应该是多元平衡的,然而,受国家公权力的影响,尤其是在“利维坦”式国家中,国家制定法可能会对其他形式的规则产生侵害,从而影响多元规则的内部平衡.软法与民间法是多元规则中两类重要的规则形式,在含义、属性、运行场域以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不同,需要对二者进行严格界分.软法主要存在于公共关系领域,具有公共治理功能,而民间法主要运行于民间交往私域.但在维系多元规则平衡问题上,软法与民间法之间的合作与互助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全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

当今 ,全球化浪潮正席卷全球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针对全球化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等一系列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 ,必须提倡一种新的伦理———“普遍伦理” ,并强调各国政府和人民都有义务共同遵守这一全人类共同的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一、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问题 ,促使世界各国反思传统的伦理 ,以确立全球新伦理———“普遍伦理”众所周知 ,由高新技术引发的全球化的确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 ,推动了社会发展进程 ,但也引发了诸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霸权主义以及因滥用科学…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全球伦理与国际伦理

全球伦理是最低限度的伦理,具有最大范围的普遍适用性。国际伦理是指国家之间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等交往性事务和活动时所应遵守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是各个国家所认同的普遍性价值观和伦理观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运用。相对于道德呼吁和道德愿景式的全球伦理,国际伦理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实际应用价值。国际伦理与全球伦理在伦理行为的主体、伦理发展的基础以及伦理调节的手段等方面有着严格的区别。     

人学之维中个体美德伦理之化育路径

当今多元的文化与价值构筑起时代精神状况深蕴的语境背景,其真实的原像是人文价值、社会空间场域、资本逻辑交互存在场景中,人的存在样态通道的求索与指认。历史、空间、人机缘式交汇的相遇成为伦理样态化育的全新地平线,人以开放曲式向历史播撒着伦理的样态。历史凝结的伦理智慧始终是以累进性攀升的方式同时代景观场域交融,真实的伦理样态就是在各种场域的交叠共融中养育的,同时以特有的伦理景观呈现给社会。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论述的规则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为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规则遵循。规则意识指向方面,应以规则意识取代丛林意识,尊重和维护合理规则的权威地位,按规则办事。规则判断指向方面,应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安排的滞后性,也要承认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续的现实必要性。规则意涵指向方面,应强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平等化、规则民主化和规则法治化,完善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并存格局。规则作为指向方面,应扩大规则的国际参与度与认同度,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规则指向视角审视和把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具体意涵,为新时代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打造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理论启示。     

转型时期的行政伦理困境及对策探析

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雏形.由此而开始的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使得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了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自觉顺应历史和社会发展的潮流,在行政伦理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处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转型时期,行政主体失范行为显著,行政伦理在实践中遭遇多重困境.如何重构新时期的行政伦理体系已经成为当前行政学界流行的中心话语之一.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面临着突出的公共性困境,表现为公共性再生产不足、碎片化和离散化,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是破解乡村公共性困境的根本良策。乡村治理共同体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合作和共识两个治理基本元素,也蕴含了形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过程蕴含着三重解释逻辑：利用双向嵌入型重构价值取向、依靠政治势能促成权力聚合、通过互动交往形塑治理关系。为优化乡村治理共同体,应当注重彰显公共精神的价值追求、完善党建引领的权力关系、优化效能导向的治理制度。     

民族与伦理实体

人类世界由诸多民族构成。民族与文化间的联系是深刻而密切的,而决定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伦理文化,可见伦理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作为伦理钍的共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民族伦理实体一经形成,其内在的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便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之中,并以“整个的个体”即主体的形式出现在由诸多民族伦理实体所构成的伦理世界之中。在全球化语境下,要增强作为伦理实体的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以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觉、自信、自强及在世界文明对话中的地位,并为构建和谐世界、推动人类社会整体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论信念伦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视为人类活动中的两种基本伦理导向。其中,信念伦理强调善良动机的重要性和目的对于行为选择的支配性。公共危机管理理念之下,需要有信念伦理的自律,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行为导向与约束,这既出于公共事务管理本身的需要,也基于公共危机应对的要求。同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当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行为导向有机地结合起来。     

户外广告的空间政治学：权力博弈与公共性的“放逐”

在以户外广告为轴心的“空间场域”内,打着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城市形象旗号的户外广告治理运动,充斥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博弈,而公众力量的被边缘化,使得其“合法性”宣称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迷障”。户外广告“公共性”的被“放逐”,其后果则是户外广告乱象的久治不愈。因此,引入公众力量,打破户外广告“空间场域”内“政府——企业”二元对立格局,生成政府领导下的“强政府——强企业——强公众”的权力关系．是治理户外广告,实现城市形象诉求、资本以及公共利益均衡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有助于构建和塑造全球治理新秩序。本文基于“财富-权力-社会目的”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探讨了“一带一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同时,它增强了中国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结构方面的结构性权力,并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共建“一带一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助于推动再全球化。从实践路径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和平共处、亲诚惠容的多边主义理念,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政策沟通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通过增强制度性话语权关注和传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诉求和声音,其所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兼具包容性和实用主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Global Development Equity： Its Ethic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Essence and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China＇s Neo-colonialism＂

全球发展公正性是权利伦理与责任伦理、现代伦理与历史伦理、主体伦理与生态伦理、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的具体统一。全球发展公正性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对现代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总体逻辑”进行更加全面的把握,需要观念、制度、行为等方面的全面蒯整。在权利与责任的具体历史统‘中,“有限全球权利与有限全球责任相统一”是建构全球发展公正性的重要原则。“中国新殖民沦”与西方中心论有内在相关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发展、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及其对全球发展公正性的历史推进,是对“中国新殖民沦”的实践批驳.     

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对SARS事件所做的一些反思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讲求互信伦理、互助伦理、法治伦理。客观地审视和反思SARS事件 ,可以发现我们民族、社会在有关公共制度安排与治理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对此 ,我们应创造和提供公共伦理形成所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现代公共生活领域 ;建构现代公共伦理赖以生成和发挥作用的现实载体———现代开放的公民社会的“社群”组织 ;面向生活世界 ,探寻、甄别、确立并认同作为公共伦理核心的社会“公共价值” ;公共价值的确立需要以政府和个人共同承诺的公共责任为保障。     

次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城市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研究

城市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使其成为了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之一。当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城市的自身治理以及参与全球事务提供了机遇。一方面,议程为城市参与其中提供了制度性空间,议程目标之一即是城市与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本土化治理中,城市针对经济、社会与环境领域的政策需要不断实现创新,以达到相关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已经成为促进国际合作的有效渠道,是支撑和扩散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核心理念与最佳实践的重要平台。作为全球性的纲领文件,这一议程需要在城市外交与城市治理中不断内化。可以说,城市作为次国家行为体已经成为联合国所试图构建的多元多层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SPCIAL ISSUE： DIALOGUE,INTERACTION AND NEW DEVELOPMENTS IN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 SPECIALIST FORUM ON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A dialogue among Chinese,Western and Marxist philosophies： problem field,thematic dimension and value content

任何时代的哲学思考,都必然是基于“公共性”问题的公共哲学思考。中、西、马哲学对话强调对如何达成现代人类之深刻的“公共性文化和价值信仰”的普遍共识问题的深切关注,其对话主题以为当代人类提供新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为旨归：即以生态公共性和生态正义观念为核心,提倡“共生”的价值理念;奉行正义公共性,提倡对话、“合作”、“共享”的价值理念;奉行主体交往理性,提倡“共在”的价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