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我国农村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评价

推进农村全面发展已成为我国缩小城乡差距、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石和保障。通过构建我国农村发展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层次模型,应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对我国农村发展水平进行动态评价。结果表明:"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受城市化发展的影响,我国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虽不断提升,但总体上处于较高的耦合度和较低的协调度水平。随着农业投入不断增加,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快,但是科技进步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仍然较低。另外,劳动力转移制约了农村人口发展水平,农村社会和生态发展相对滞后。建议在"十三五"期间,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深化农村供给侧改革,优化财政支农投入结构,激活农业农村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农村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治理,全面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利用2012—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从全国整体以及东中西3大地区的角度考察二者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以及收敛性。研究运用了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马尔科夫链和收敛模型。研究发现,全国整体以及3大地区内部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提高,差距也在逐渐变小;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在整体上大于东部地区;3大地区内部尚未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极化特征,但从全国整体来看,耦合协调度的极化现象明显;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在空间上分布集中,较低水平的地区能受到高水平地区的辐射效应;全国整体和3大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不存在σ收敛,全国整体、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存在β收敛,东部地区仅存在条件β收敛。因此,未来要继续重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完善区域发展机制,协调推进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深刻认识到我国城乡关系变化特征和现代化建设规律而作出的重大判断,是破解三农问题的行动纲领,为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指明正确的方向.然而,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困难有挑战,严重影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活力,导致城乡融合机制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扩大...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砖加瓦,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加强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够确保实现乡村振兴,从而促进农村经济上的共同富裕.但是,市场在飞速发展,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因此,政府方面要加大政策上的帮扶力度,同时在制定制度时也要与实际情况相符,了...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乡村振兴下继续教育与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华北地区为例

继续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而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影响着继续教育的发展,二者存在密切的相互关系。基于改进熵权TOPSIS方法,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4—2018年华北地区继续教育与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华北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对继续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弱;华北地区继续教育与农村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继续教育与农村人力资本的协调关系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域差异。建议加大对继续教育的投入与保障力度,推动继续教育为农村人力资本服务;强化继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民间和社会投资,推动乡村人才回流。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公共服务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为进一步明确我国当前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通过构建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测度了全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和各个维度的发展差异。研究表明：2010—2020年间,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程度以2014年为拐点,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其中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快,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慢;各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上海最高,山西最低;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留守妇女的新困境

建党百年之际,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妇女已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半边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脱贫摘帽后的农村留守妇女群体却悄然发生着新的变化。根据实地调研,农村留守妇女被区分为四种类型,她们面临着新的困境。新困境交错重叠,长期存在,单纯依靠农村留守妇女自身的力量不会迎刃而解。在这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理清脱贫摘帽后农村留守妇女的新类型,正视农村留守妇女面临的新困境,有助于激发她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文化产业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为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乡村振兴需要迎合人们回归热土的意愿,要发展更离不开好的政策来扶持。现阶段,乡村基础设施落后,生态资源遭到破坏,人才流失严重,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振兴的道路。文化产业是新兴的产业,其前景广阔,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文化产业相结合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文化产业依托区域和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将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开发和创业就业融为一体,将美丽乡村、风俗文化、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增加乡村发展动力,与乡村振兴战略高度契合,是乡村实现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     

城市发展规模与通勤质量水平耦合协调度分析

城市规模决定了城市的空间布局,进一步决定了居民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分析城市居民通勤活动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职住严重分离的重要命题。从空间层面和质量层面两个维度确定通勤质量的评价指标,从居住层面、生产层面和服务层面三个维度评价城市发展水平,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我国主要城市通勤空间和通勤质量均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变大,且通勤空间一般高于通勤质量水平;二是不同城市规模在居住、生产、服务方面具有差异,且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三是我国主要城市发展规模与通勤质量综合水平总体上呈正相关变化,但在城市发展规模和通勤质量两大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并不理想。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村再集体化策略研究

集体化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改造农村社会的尝试。但是作为集体化替代制度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分散经营模式在市场化、城镇化等多重因素冲击下陷入到了内卷化困境中,也促使走出人民公社集体化困境的农民又重新选择了集体化道路。这种再集体化与传统集体化相比,在表现形式、基本性质、发展基础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具有经济上的规模性、治理上的有效性、文化上的契合性等正向绩效。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再集体化必须要处理好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契约规制与农村人情关系、组织运行效率和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平衡,才能使再集体化获得长久生命力。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也是中医药发展的大机遇。中医药与“三农”有着天然联系,是乡村振兴中重要的医疗、经济、旅游、健康养生资源。发展的中医药文化丰富了农村文化内容,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复兴的重要因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从规划设计、经费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做好农村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