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山冰川变化脆弱性研究

冰川是重要的淡水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影响显著,而其变化的脆弱性也关乎区域生态服务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中国天山为例,基于脆弱性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构建涵盖自然地理特征、人口状况、社会经济水平、农业发展和社会服务等因素的冰川变化脆弱性框架,并以此针对性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探析天山冰川变化脆弱性的空间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自然、社会、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对冰川变化适应能力的影响及交互作用。结果表明：① 脆弱性等级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呈降低趋势,且水平差异显著。天山东部地区脆弱性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高。② 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在空间上分别存在明显正相关与负相关,表明区域范围内冰川变化具有高暴露、高敏感地区往往适应能力较低,进而导致脆弱性较高;反之,脆弱性较低。③ 天山应对冰川变化能力的空间异质性是自然、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二、三产业产值、城镇人口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与年末单位从业人员等因素具有主导作用。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脆弱性时空格局和调控路径

经济脆弱性是区域协调和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量度。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案例,以2006—2015年为时间序列,构建了经济脆弱性理论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集对分析法、TOPSIS、GIS方法进行时空演变分析,探讨了经济脆弱性调控与管理。结果发现:(1)时间方面,2006—2015年珠三角9个城市经济敏感性整体较高且波动较大,应对能力逐渐增强,脆弱性较为平稳,且有较明显的时间阶段性和线性趋势。(2)空间方面,核心城市比外围城市经济脆弱性要低,东部城市比西部城市经济脆弱性低;西部城市经济脆弱性等级有所上升,东部城市逐渐下降;广州市经济脆弱性等级变化较大,中山市经济脆弱性一直维持着较低等级,肇庆市处于高脆弱性的位置,其他城市等级变化较小。(3)珠三角城市群经济脆弱性调控与优化需要遵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视角,在互联互通、经济整合、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尤为重要。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格局与驱动因素 ——以盐池县为例

生态脆弱性是当前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研究的热点。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盐池县为例,基于2000—2017年3期遥感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法、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1)研究区草地分布广泛,且面积逐年增加,耕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分别减少44673.7 hm~2和73033.1 hm~2,林地、水域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迅速,年均变化率分别为2.86%、2.15%和4.80%;(2)景观斑块数量减少,破碎度趋于缓和,不同类型景观彼此之间具有良好的连接性,景观格局趋向规则、连续的整体演变;研究区景观生态脆弱性逐年下降,高脆弱分布区主要分布在北部的高沙窝镇、花马池镇以及西部的惠安堡镇,低脆弱区主要分布在东南部的麻黄山镇、大水坑镇以及青山乡等地区,且低脆弱区范围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空间自相关Moran’s I大于0.52,表明存在正相关,空间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和异质性,且呈现出"东南低,西北高"的分布格局;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景观斑块数、破碎度、优势度以及香浓多样性指数是影响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空间异质性的主要因素。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性评价——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农牧交错带在我国区域生态安全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选择鄂尔多斯市作为研究区域,基于1988年和2000年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通过对景观动态变化及生态脆弱性驱动因素的分析,确定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脆弱性评价模型,在GIS和SPSS软件支持下,运用空间主成分分析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度脆弱区和中度脆弱区,抵御外界干扰能力较差。生态脆弱性指数的空间分布有从东北、西部向中部逐渐增加的态势,生态脆弱性指数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城市区域、生态本底较为脆弱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西部地区。2000年与1988年相比,高度脆弱区分布范围有明显扩大、且连片趋势。其中,东胜区生态质量有所好转,准格尔旗没有较大变化,其他各旗都呈现恶化趋势,尤其以伊金霍洛旗为最。     

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是当前人类日益关心的问题之一。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探讨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的方法和指标体系,建立了基于逆向指标测度的评价模型;同时选取1990年和2004年两个时段的数据进行分形,通过比较两个年份脆弱性评价结果可以看出自1990年“一江两河”开发区建立以来,随着区域经济活动的日益加强,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不断加剧,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加大,区域未来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从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因子看,1990年主要是自然因子,2004年人为因子占比重加大;从县域生态环境脆弱类型来看,自1990年以来“一江两河”地区高脆弱型县由4个增加到10个,县域经济发展越迅速,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越快,经济发展对区域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影响显著。     

基于BP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动态模拟研究——以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为例

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的典型地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作为研究区域,运用BP神经网络结合模糊综合评判法,利用2004~2010年指标数据,在对2010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现状评价的基础上,预测了2013~2022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深入分析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脆弱性与协调性关系未来演变趋势。结果表明:鹤岗、双鸭山、鸡西具有较重脆弱度,并且有向中度脆弱度过渡的趋势;佳木斯以中度脆弱度为主,但是向较轻脆弱度发展比较缓慢;七台河、牡丹江则以较轻脆弱度为主,但七台河重度脆弱度和较重脆弱度所占比重也比较大,牡丹江脆弱度情况明显优于七台河。鹤岗、双鸭山、鸡西协调度等级为中度失调;佳木斯与七台河协调度等级为濒临失调;牡丹江的协调度等级为良好协调。而脆弱性与协调性关系比较中,七台河脆弱性趋小值与协调性发展值关系为同时退化发展,但趋势比较缓慢;牡丹江则基本保持现有状态;其它城市均为同时向良好等级发展的趋势,但发展的速率和波动略有不同。     

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生态脆弱性评价对认识、保护和改造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在开发建设中保护环境,故研究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时空动态变化,为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和谐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暴露度-敏感性-恢复力”的评价框架,从自然条件和人为活动方面选取13个指标构建2000-2016年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主成分方法分析喀什地区生态脆弱性等级的时空变化,并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喀什地区北部区域生态脆弱性高于南部地区,高度脆弱区面积增多且集中在叶尔羌河中下游和喀什噶尔河下游,脆弱性呈现整体增加并向东北方向转移。2000-2016年喀什地区各县市生态脆弱性最低值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其次为喀什市和泽普县,均属于微度脆弱;最高的是莎车县、伽师县和巴楚县,属于高度脆弱地区。气温、地形和植被覆盖度因素造成喀什地区南北地带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异;耕地面积、牲畜头数的增长引起景观破碎度变大,与区域恶劣的自然环境相互耦合加重了喀什地区的生态脆弱性,导致了喀什地区整体生态环境脆弱性向东北方向扩大。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空间特征与形成机制及对策

基于乡村脆弱性本质内涵,构建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综合测度的指标体系,对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水平进行综合测度;通过遴选具有典型代表性的5条样带,深化分析中国乡村脆弱性的区域差异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结果表明：① 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整体上处于较低脆弱度和中脆弱度阈值区间,并具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沿“博台线”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东北部乡村脆弱性偏低,西南部乡村脆弱较高。② 外部性环境因素是诱发乡村脆弱性的先导因素,生态暴露、生态敏感和生态适应构成的乡村生态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根本性影响因素;经济暴露、经济敏感和经济适应构成的乡村经济子系统是乡村脆弱性的核心影响因素;社会暴露、社会敏感和社会适应组成的乡村社会子系统也是乡村脆弱性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以“地理区位、乡村脆弱性主导驱动因素和脆弱性程度”为依据,将中国县域乡村脆弱性划分为8个地域类型区。不同类型区域,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破除地区根植性和路径依赖,增强乡村地域系统扰动源的预测和监测,并对系统自身敏感性进行科学管制,提升乡村系统的适应能力,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都市郊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流要素影响研究

流要素不仅是乡村脆弱性时空分化和重组的重要力量,也愈发成为研究都市城郊乡村重构的重要视角。论文通过构建“敏感性—适应能力”的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序排列多边形面积法、时空探索分析、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等方法分析了1998—2018年上海市青浦区184个行政村的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及人口流、资金流、商贸流的流量度和流向度对脆弱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521增长至0.622,脆弱性等级由中低等脆弱提升至中等脆弱;时空格局呈“先增后降波动式”和“东高西低团聚式”的动态特征。(2)青浦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相对长度由“中部区域向四周逐渐递减”,脆弱性时间路径移动弯曲度较小且呈现“南北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脆弱性时空跃迁的流动指数为0.509,空间集聚结构存在相对较高的转移活性。(3)人口流是提升脆弱性的主导因素,其影响系数为0.022,而资金流和商贸流成为降低脆弱性的关键;流要素的流出度对脆弱性的影响总体上高于流入度,人口流出度对脆弱性增长最显著,影响系数为0.018,而资金流入度的降低脆弱性能力最显著,影响系数为-0.009...     

黄土高原地区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其与可达性格局关系

在乡村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可达性作为驱动乡村地域特征改变的直接媒介,对乡村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243个县域乡村性与可达性指数,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乡村性与可达性的集聚特征及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乡村性整体呈减弱态势、差异不断增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整体呈增强趋势、差异不断缩小,“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不变。② 乡村性与可达性空间分布均呈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以“榆林-庆阳”一线为界分布,但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减弱;其次,可达性的提升对乡村性呈负向影响且波动增强,低可达性-高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高可达性-低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周边县市。③ 乡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乡村性会受到周边地区乡村性的显著影响;可达性的提升会使得乡村人口变化率、一产产值比重降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业土地生产率提高,且可达性对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提升最大。     

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格局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5年和2015年人口数据,运用收缩指数、地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下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现象与地域分异格局,揭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收缩驱动力差异及机理。结果表明:(1)黄土高原地区县级与地级行政单元下人口收缩比例均较高,单一地理尺度识别人口收缩存在偏差。(2)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收缩现象在区域-省-地级市尺度均符合“核心-外围”模式,核心区域(城市)人口集聚,边缘地区(县)人口流失。(3)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成为黄土高原地区人口集聚与流失的主要诱因。地级市收缩型主要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驱动,为城市综合发展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人口收缩;地级市局部收缩型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内部要素分配不均导致内部局部收缩。     

黄土高原地区矿产资源型城市脆弱性及其人口响应

资源型城市脆弱性研究对于当前我国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以黄土高原地区 25 个矿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资源 4 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 TOPSIS 法、灰色关联法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了 2000—2015 年的城 市脆弱性格局及时空演化，并以人口这一流动性最强的社会资源为切入点，分析其脆弱性演变的 区域效应。结果表明：（1）2000—2015 年，黄土高原地区资源型城市以中低脆弱性为主，总体呈上 升趋势，城市间极差化显著，但不平衡性趋缓；（2）该区域资源型城市脆弱性主要问题呈“生态环 境-经济＋社会－经济＋资源”的转变特征，其中成熟型、衰退型城市的问题尤为突出；社会及生态 环境脆弱性总体上均得以改善，资源脆弱性上升区集中在东部、南部；（3）综合脆弱性的人口响应 程度呈下降趋势。城镇人口比重的响应程度最强，人口老龄化、社会总抚养比和流动人口比重的 响应具有阶段性特征。（4）分维度脆弱性的人口响应呈现维度差异。经济和社会脆弱性的人口响 应具有一致性，社会总抚养比是关键解释因子，生态环境脆弱性中流动人口比重的解释力较强且 增幅显著，而资源脆弱性中城镇人口比重的响应程度最高。     

The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imary drivers across the Loess Plateau,China

Un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is a ubiquitous phenomenon while investigating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a large spatial scale.Therefore,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rivers to understand and facilit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ow development areas.Taking a county as a funda-mental study unit,we used the county-level per capita GDP data on the Loess Plateau from 2005 to 2017,and geographic variables such as slope,elevation,and population density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s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ess Plateau by employing both conventional and advance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cluding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and the geographic detector model.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1)The selected indicators,including absolute difference,the fluctuation of relative difference and total differ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Loess Plateau,all show steady increasing trends,respectively.(2)There are 64.5％of the countie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being below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whole Loss Pla-teau region.The relatively high developed counties are distributed in the"A"-shaped regions in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Shaanxi,and Henan provinces,however,the low development count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V"-shaped regions in Gansu and Shanxi provinces.(3)GDP,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urbanization rate are the major driving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he combined effects are far greater than that of any individual factor.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中国县域尺度生态保护的地域分异及其适宜性（英文）

China's investments,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deductions in term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 based at the county level.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t the county scale.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estimated the dynamic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t the county level were analyzed. Then,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measures on ecological change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ir regional suitability were assessed and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unties with a percentage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greater than 50% were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southern subtropical China and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ose with a percentage lower than 20%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ern China, the southwestern karst region and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recent decad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has focused on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more than fiv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most counties of the 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 in Qinghai Province, southeastern Tibet, western Sichuan, the Qilian Mountains, southern Xinjiang and other western regions, while only one or zero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Over the past 15 years, the proportional area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has increased in approximately 53% of counties.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of counties in the Loess Plateau, Huang-Huai-Hai Plain, Beijing-Tianjin-Hebei(Jing-Jin-Ji), Sichuan-Guizhou-Chongqing, and Guangdong-Guangxi provincial-level area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it decreased in northern Xinjiang, central Tibet, central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other regio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umber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nd the indicators of ecosystem restoration response, such as high-quality ecosystem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do not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should be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that restoration measures such as afforestation should follow natural principles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its zonal suitabili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China’s investments, financial incentives and deductions in term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 based at the county level. Therefore, the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t the county level is important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t the county scale.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estimated the dynamic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over the past 15 year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t the county level were analyzed. Then, the effect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measures on ecological changes at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ir regional suitability were assessed and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ounties with a percentage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greater than 50% were primarily distribu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southern subtropical China and the south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ose with a percentage lower than 20%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northwestern China, the southwestern karst region and the North China Plain. In recent decade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has focused on ecologically fragile regions; more than fiv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most counties of the Three River Source Region in Qinghai Province, southeastern Tibet, western Sichuan, the Qilian Mountains, southern Xinjiang and other western regions, while only one or zero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 of China. Over the past 15 years, the proportional area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has increased in approximately 53% of counties.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of counties in the Loess Plateau, Huang-Huai-Hai Plain, Beijing-Tianjin-Hebei (Jing-Jin-Ji), Sichuan-Guizhou-Chongqing, and Guangdong-Guangxi provincial-level area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it decreased in northern Xinjiang, central Tibet, central and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other region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number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and the indicators of ecosystem restoration response, such as high-quality ecosystem and vegetation coverage, do not show positive correlat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programs should be planned and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igh-quality ecosystems and that restoration measures such as afforestation should follow natural principles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中国县域尺度生态保护的地域分异及其适宜性

鉴于中国对生态保护的投入与奖惩皆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需要开展县域尺度生态保护效果的监测评估,以期为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定量分析了近15年县域尺度优良生态系统面积及植被覆盖度变化,及其与生态保护项目数量的关系,进而评估生态保护措施在县域生态变化中的效果,并评价工程措施的地域适宜性。结果表明：① 中国东北地区、南方亚热带区、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县域优良生态系统面积占比多高于50%,西北地区、西南喀斯特区、华北平原等县域优良生态系统占比多低于20%。② 近几十年,生态保护重点是生态脆弱区,青海三江源、藏东南、川西、祁连山、新疆南部等西部地区的县域生态保护项目数量多大于5个,东部沿海地区则少于或等于1个。③ 2000-2015年,中国53%县域的优良生态系统面积占比提高,黄土高原、黄淮海平原、京津冀、川黔渝、两广等地区的县域植被覆盖度明显上升,而新疆北部、西藏中部、内蒙古中东部等干旱半干旱区、长三角等区域植被覆盖度下降。④ 生态保护项目数量与优良生态系统、植被覆盖度变化等反映生态状况改善的指标并未呈现正相关关系,生态保护应遵循优良生态系统分布格局,气候变化背景下造林等工程措施应遵循自然规律与地带性差异。     

基于县域尺度的中国沿海地区效率分析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测评2006年中国沿海地区724个县域单位的效率,选取2000年和2006年两个时像探索近7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目前中国沿海地区县域效率相对较低,且呈北部沿海高、南部沿海低的空间格局;2000-2006年,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县域全要素变化的因素依次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创新指数和规模效率的变化。将中国沿海地区的效率-经济空间格局分为高效率-强经济块、高效率-弱经济块、低效率-强经济块和低效率-弱经济块4种类型,为协调中国沿海地区未来经济发展格局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京津冀地区县域单元地质灾害风险评估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探索县域单元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估方法。通过测算地质灾害危险性与承灾体易损性,以定性综合评估的方式实现县域单元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实际评估中,将承灾体易损性分为人口安全易损性与资产易损性,分别用因灾死亡人口比与因灾直接经济损失比加以表征;再以国土资源部2001-2015年地质灾害灾情数据为基础,参考1950-2000年灾情数据,提出人口安全易损性与资产易损性的分级标准,并在京津冀地区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研究区整体地质灾害风险低,204个评估单元中仅有6个为中风险区,包括河北省涞源县、涞水县、武安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北京石景山区、延庆区,其余198个为低风险区,与实际情况相符。此方法快捷简便、数据可连续获取,符合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要求。空间差异化评估结果可为主动防灾减灾、国土空间管理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