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返乡创业试点政策推动了中国乡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型,是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关键之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文章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0年中国2 045个县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返乡创业试点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返乡创业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在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原国家级贫困县域较为显著,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非贫困县不显著。据此,文章建议继续推进和完善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支持体系,引导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返乡创业,更好地服务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     

东、中、西部教育投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联合的收入差距效应CSSCI

利用我国东、中、西部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FMOLS)考察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全国而言,教育投入、社会保障支出及其联合均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教育投入有利于缩小东、中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西部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的差距,但对东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扩大了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东、中部收入差距,但对中部的影响不及东部影响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回流劳动力收入影响及解释CSSCI

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金融能否助力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发挥数字金融普惠式作用,仍需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市级层面指数,结合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不同就业选择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回流农民工收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提高1%,回流农民工收入增长0.132%。且创业收入高于被雇佣收入。(2)个体和家庭变量、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地理特征均对回流农民收入变化产生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三个维度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能显著提升回流农民工收入。其中覆盖广度影响更显著。(3)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我国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华中和西南地区及经济相对发达的一线、新一线及二线等地区回流农民工收入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更显著。(4)中介检验结果可知,数字金融能通过地方金融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网络及回流农民工职业选择等方式,影响回流农民工收入。本文研究可为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回流农民工收入,改善地区创业和就业金融环境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关系研究

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运用1997~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法考察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关系,并进一步比较了东中西区域发展战略的差异.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互促效应,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则有效地拉动了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从而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

人力资本梯度升级是指人力资本由低至高逐步跃迁的高级化过程,其可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作用于经济增长。利用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人力资本梯度升级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第三梯度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最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时间和地区异质性:随时间的推进,人力资本梯度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增强;东部和高经济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要高于西部和低经济发展地区。基于以上结论,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进一步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探究如何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有助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经过替换模型、平行趋势检验、稳定单元处理效果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推动了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发展,而消费互联网发展与工业互联网发展提升了女性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因而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宽带中国”政策能够缩小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体现出包容性增长的特征。文章的研究发现可以为在新经济形态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女性劳动力地位及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一定政策参考。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金融周期、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基于收入来源和收入群体视角

文章结合金融周期理论分析了金融周期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和间接调节效应,并利用1999～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研究表明:(1)消费顺金融周期变动,正向金融冲击增加居民消费支出,负向金融冲击减少居民消费支出。(2)收入差距不仅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而且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存在显著负面调节效应。收入差距会削弱正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促进效应,加剧负向金融冲击对消费支出的削减效应。(3)从全国层面看,城乡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分区域看,城乡工资性、经营性收入差距对中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城乡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差距对东部负面调节效应更大。(4)城镇中高、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负面调节效应更大。降低收入差距对消费顺金融周期性负面调节效应进而促进居民消费支出和消费持续恢复应精准收入来源、收入群体和区域施策。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的影响

文章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创业增长的影响及其机理,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有效优化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和产业间的协调程度。(2)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激活劳动力市场创业热情,无论是生存型创业还是机会型创业均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且数字经济发展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创业。(3)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分工深化助力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创业增长。文章认为,应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科学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以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切实促进创业增长。     

数字鸿沟、教育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北大核心

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和机会的平等获取,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分析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充分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协同作用下跨越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收入,教育人力资本可以加强互联网的增收作用,相比于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高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互联网技能溢价更高,高、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会形成收入差距,结论在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从小时工资、收入异常值以及收入样本选择三方面变换收入测度方式后依旧具有稳健性。分位数回归表明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对中等及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建议继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可及性和渗透性;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互联网+人才”的示范性作用,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人才的结合从而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内部差异及影响因素

农民增收一直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促进农民增长不仅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也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非农收入的比重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特点、内部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产业数字化的就业技能结构效应研究

以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为特征的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衍生出多种新型就业形态,对就业技能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分析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机理基础上,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年颁布的数字经济产业统计分类标准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综合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各地区产业数字化水平,构建固定效应基准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从省际层面实证检验了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的效应。结果表明产业数字化提高了中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重,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优化了就业技能结构。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在产业数字化对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互联网发展水平均正向调节了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减弱了产业数字化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正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东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地区外包水平会强化产业数字化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因此,建议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提升全社会劳动力数字技能水平、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提高FDI和外包质量,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就业技能结...     

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2、2014、2016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技术对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数字技术引致的收入提升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具有技能偏向型特性，而在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维度上，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的提升尚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综合禀赋水平高的农民工劳动收入提升幅度更大。数字技术通过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渠道影响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文章认为，当前应深化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农民工劳动收入和福利水平。同时，着力提升社会经济特征处于劣势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缩小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     

数字技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FPS2018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居民数字素养得到提升,各类数字技能的掌握为居民带来巨大效用,对居民的福利水平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聚焦各类数字技能对居民产生的福利效应,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的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研究数字技能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居民通过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可以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成立,其中数字工作、数字社交和数字娱乐技能的掌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地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居民的福利差距,具体表现为缩小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以及乡村与城镇之间的福利差距;在个人层面,居民掌握数字技能可以缩小不同教育水平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居民掌握的各类数字技能主要通过“信息传递效应”“收入增长效应”以及“社会资本效应”三种途径促进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建议地方政府重视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同时也要重视普及质量,让数字技术的普及真正惠及民众;政府应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能,使民众跟上数字技术发展步伐,并正确引导民众使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能,让民众充分发挥数字技能所带来的积极效用。     

我国劳动力资源分布与优化配置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市从业人口规模、投资规模和GDP的相关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源在全国的分布变动状况和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分布的影响。通过边际产出弹性理论构建劳动力最优投入模型,对我国各省市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区域内部各种因素对劳动力相对剩余量的影响。研究得出:我国还不存在劳动力资源短缺;东部地区劳动力资源总量配置接近最优,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中西部地区仍存在较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西部地区将取代中部地区成为劳动力资源剩余量最大的地区。虽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有所扩大,但是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和资本分布差距在缩小。     

我国劳动力资源分布与优化配置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各省市从业人口规模、投资规模和GDP的相关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源在全国的分布变动状况和金融危机对劳动力分布的影响。通过边际产出弹性理论构建劳动力最优投入模型,对我国各省市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并分析区域内部各种因素对劳动力相对剩余量的影响。研究得出:我国还不存在劳动力资源短缺;东部地区劳动力资源总量配置接近最优,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中西部地区仍存在较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西部地区将取代中部地区成为劳动力资源剩余量最大的地区。虽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有所扩大,但是区域之间的产业结构和资本分布差距在缩小。     

劳动力异质、流动方向与城乡差距悖论

城乡差距悖论指的是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并没有随城乡劳动力的流动而缩小。传统的文献对于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行为及其意义关注很多,然而对于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异质性和流动方向及其所附带的经济意义却关注过少。通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渠道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构建数理模型将城乡劳动力的异质性和流动方向的经济意义进行研究和数值模拟,最后得出在考虑城乡劳动力异质性的情况下,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完全消除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并根据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2000-2019年中国与发达国家预期寿命变化趋势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比较同时期和同预期寿命下中国与人类死亡率数据库中发达国家预期寿命增长速度的差异,分析2000-2019年中国预期寿命的变化趋势。同时,本文还研究了中国城乡之间和三大区域之间预期寿命增速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9年中国男性出生预期寿命增速由远高于发达国家逐渐下降到接近其增速,女性增速虽然也经历大幅下降但目前相对发达国家仍较快;中国男性老年人口预期寿命增速与发达国家相近,中国女性老年人口增速持续高于发达国家。未来中国预期寿命增速在短期内取决于儿童和成人、长期决定于老年人口死亡率改善对预期寿命增长贡献的大小。从城乡和三大区域来看,2000-2019年乡村预期寿命增速快于城市,城乡预期寿命差距持续减小;西部地区增速先快后慢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地区之间预期寿命差距呈先减小后缓慢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全年龄死亡率的改善对提高全国预期寿命和减小地区之间预期寿命差距有重要影响。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固定资产投资、老龄化与经济活力——基于省域视角研究

文章基于1997-2016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从投资视角全面解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首先,从老龄化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看,老龄化明显减缓了经济活力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主要动因一直以来对经济活力发挥着正向促进作用,但这一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值得关注的是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活力有负向影响。其次,老龄化与固定资产投资通过协同机制对经济活力进一步产生了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使得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抑制作用有所下降,反之亦然;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固定资产投资跨越门槛值后,老龄化对经济活力的作用会由抑制转为促进。此外,从老龄化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活力的影响路径看,两者都会通过产业结构、就业、技术创新三类中介影响经济活力,但三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老龄化通过影响就业、减缓技术创新对经济活力产生了负向影响,而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对经济活力产生了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则通过增加就业、促进技术创新和升级产业结构对经济活力产生了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