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认同建构中的媒介力量——从有线广播视角的考察

有线广播与我国乡土社会在社会结构、人文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某种深层次的契合和联动:对乡土社会的文化场域发挥建构作用,并成为抑制乡村社区共同体离散的反向聚合力量。其与乡土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契合,也为重建乡村社会关系网提供了隐形支撑网络。在乡村社区的"趣闻轶事讲述系统"中,有线广播的融入有助于提升受众的亲密感和归属感,从而建构乡土认同。从媒介与人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更多的社会环境因素,而不只是从传播效果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是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对乡土社会的人文关照。     

建设和谐“新农村”：问题、路径与措施

目前国家权力格局处于演进中,乡村治理需要拓新思路。如何让“社会权力”发挥作用,实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良性互动,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各类社会关系,是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所面临的重大社会课题。要统筹兼顾,精心谋划,有的放矢,全面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当代乡村旅游根性诉求及其表达的异化

乡村旅游的本质实是乡土–人性结构的回归与重建。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历史基础为人的亲土习性与心理结构、人对乡土的心理认同与回归诉求、乡村审美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田园精神;其社会背景则包括现代生产与人性异化、全球化文化冲突与民族社会身份认同危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与时空危机紧张。但是,多媒体“伪乡村”的旅游形象建构导致了乡村从生产性到消费性的转换、乡村旅游根性诉求的异化与“伪乡村旅游”意识形态的形成。然而人们对乡村根性价值仍表现出极为珍视的信念,乡村旅游需要在传统回归中逐步实现乡村与人性的文化救赎。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梁漱溟教育社会论初探(下)

梁漱溟主张教育救国.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探讨根植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并贯穿在他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中国问题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是社会组织构造的崩溃,基于此,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回归“理性”,即借助教育,进行乡村建设.在乡村建设中,梁漱溟不断地探索教育与社会各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逐步形成了他的乡村教育理论,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他所提倡的社会教育理念,渗透有终身教育的思想.     

媒介化乡村的逻辑、反思与建构

移动互联时代的自媒体正迅速成为乡村发展的关键变量,“无名者”的出场让乡村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显。媒介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拓展,需要探寻乡村媒介实践的不同场域,同时将媒介化视作一个“元过程”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实践—生活—结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解释框架,可以被用来考察乡村媒介化的现状以及贯穿其间的媒介逻辑。自媒体实践案例表明,乡村的媒介化存在三方面的经验证据：一是个体生活样式的变革;二是资源分布结构的转型;三是文化生产逻辑的转向。自媒体作为一种“元资本”对场域内其他权力形式的放大效应,是贯穿乡村媒介实践的底层逻辑。媒介化乡村的反思与建构需要着眼于三点：一是从“我们”的主体构成出发,构建以自觉性、反思性、创造性为内涵的媒介实践智慧;二是解构并重构乡村的真实性,以矫正乡村社会关系的过度虚拟化倾向;三是从“元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呈现与控制并举的乡村信息传播机制。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从西方经验到中国语境——以农民工为重点的文献考察

“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渐成热点,但研究论域和框架仍有待廓清.借助文献分析方法,梳理了“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研究在西方可资借鉴的若干理论资源或研究路径,以及在当下中国面临的特殊社会语境.结果显示：与西方聚焦的跨国移民性质不同,中国的移民,主要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乡村—城市”单向性国内移民.由于西方经验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与间离,研究我国“媒体与移民身份认同的关系”,既要借鉴西方经验,更要立足中国语境.另外,“移民与媒体”议题应该置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互动关系中考察,因为结构与政策的错位和冲突,是中国国内移民身份认同困境产生的主要根源.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乡村旅游的"城市性"因素及发展策略

城市化不但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景观深刻改变,而且造就了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这种“城市生活方式”虽然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但也导致人们的社会关系缩减、人际交流贫乏、生活节奏加快、生活习惯不良、心理压力过大、工作过度疲劳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乡村因为拥有与城市不同的自然景观,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古朴的民风民俗,具有舒缓、融洽、随和的社会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成为人们暂时逃避城市生活方式压迫的一个场所。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充分考虑到“城市性”因素的存在,有的放矢,方能取得好的效果。     

乡村旅游的“城市性”因素及发展策略

城市化不但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景观深刻改变,而且造就了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这种“城市生活方式”虽然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但也导致人们的社会关系缩减、人际交流贫乏、生活节奏加快、生活习惯不良、心理压力过大、工作过度疲劳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乡村因为拥有与城市不同的自然景观,相对完整地保存了古朴的民风民俗,具有舒缓、融洽、随和的社会关系,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成为富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成为人们暂时逃避城市生活方式压迫的一个场所。发展乡村旅游,必须充分考虑到“城市性”因素的存在,有的放矢,方能取得好的效果。     

“不在地主”概念之厘定

"不在地主"的界定应以乡土社会中最基本的群体生活单位——村落作为界定点,其学术概念的重新厘定,不仅可探究"不在地主"与村落间存在的深层互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推动乡村社会结构、乡村权力结构、乡土社会认同观念、乡村经济结构、乡村经济及其发展趋向等问题的研究。     

传播基础结构视域下农村文化礼堂的社区故事讲述

从传播基础结构角度讨论了农村文化礼堂在乡村社区传播中的角色与作用,认为农村文化礼堂为乡村社区创造了全新的“传播行动环境”,从而构建了乡村“公共领域”,影响村民的家庭、邻里、社会互动和乡村社区故事讲述网络,促使村民故事讲述网络与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融合,提升乡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修辞互动：我国疫情报道中战争隐喻使用变化分析

修辞互动是在新修辞学影响下,强调受众,注重修辞者与受众二者互动关系的动态修辞观。疫情期间,我国主流媒体较多运用战争隐喻报道疫情,紧急动员全民抗疫。在后疫情时代,疫情防控趋于常态化,社会聚焦经济和民生,公众渴望回归正常生活,媒体也相应地减少了战争隐喻的使用。媒体修辞与公众之间只有建立良性互动,才能较好地达成不同时期的修辞功用和社会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合作治理的实践、效能与生成逻辑——基于X乡S村“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经验观察

良性的乡村关系是国家治理进入村庄社会的重要通道。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和“结构—过程—结果”的分析框架，发现吉林省X乡S村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建构了一种乡村合作的治理模式。二者在“民俗博物馆”项目的筹划、建设与运营整个过程中，围绕利益诉求、行动规则、资源配置及行动选择进行了一系列紧密互动。这种治理模式打破了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阻隔，实现了体制推动与社会动员的互补，进而使乡村两级利益诉求同时得到了满足。乡村合作治理的生成逻辑在于，乡村基于特定目标达成合作共识，并以资源互补和优势合作的方式提高集体行动能力，进而在平等协商的互动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需求与响应、互赖与共享、认同与协商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乡村合作治理机制得以生成。     

半熟人社会情境下的乡村社区融合困境与重构

半熟人社会具有高流动性、村民间身份分化、异质性凸显等特质.在这种情境下,村民们虽拥有共同的活动空间,人与人之间也是彼此认识的,但互动较少,人际交往倾向于“理性化”,工具性的交往行为占主导,对乡村社区文化的认同度低,参与群体活动的积极性低,同时也产生身份认同的危机,阻碍乡村社区的融合.须重塑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调动乡村村民参与群体性的活动的主动性,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以有效实现乡村社区的融合.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乡村生态的现代性寓言—— 解读冉正万长篇小说《纸房 》的生态视野

贵州作家冉正万的长篇小说《纸房》，将乡村生态这一视野纳入其文学思考的维度，展示了纸房这个西部传统乡村，在现代金矿开采和冶炼工业进驻之后，土地资源、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的种种变化。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纸房这个乡村的生态危机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生态）出现了断裂，而且，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社会生态）上也出现了身份错位，人的精神信仰（精神生态）出现了祛魅后的苍白。《纸房》成为当代乡村生态现状的一个现代性寓言。     

理解网络：基于对人网互动层次性的认识

网络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追问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对网络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的网络行为、催生不同的网络现实。理解网络需要从人网互动的进程出发,把握人与网络互动关系的不同层次,即“人-器物”互动——以主体准备为主导的技术交互层次;“人-界面”互动——感知交互层次;“人-网络空间”互动——信息交互层次;“人-网络生活世界”互动——意义交互层次。在不同层次,人与网络互动的形式与内容不同,网络对人的影响也不同,因而人们要在动态进程中理解网络,才能更有效地识网、用网、管网。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