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的相互赋能、协调共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在解构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耦合协调度模型、二次指派程序（QAP）等方法剖析了2010—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空间差异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时序演变上,2010—2019年间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演变历程,但高质量协调发展还远未实现,多数省份处于以数字经济滞后型为特征的初级协调阶段;(2)空间格局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空间差异特征明显,呈现出“多核心”辐射的整体空间格局、“东部领先、中部塌陷、西部追赶”的“凹”型区际格局,以及“东部高协调转型、中西部失调脱离”的协调等级演变格局;(3)空间关联上,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调度的区域空间联系逐渐由“极化效应”转变为“扩散效应”,空间特征从集聚走向均衡;(4)空间差异及分解上,区域间差异是协调度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5)驱动机制分析显示,缩小地区数字经济差异是推进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外部差异的缩小...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19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深入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模式与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平稳发展和空间集聚趋势,发展重心偏向东南部,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四级”格局逐渐清晰。加速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中西部地区,起跑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胡焕庸线”以东,平衡发展型城市呈现零星分布。信息化基础、地理区域、经济水平、人力资本等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与演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地理区域的影响逐渐弱化。     

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差距吗？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传导机制考察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的直接、间接和调节效应，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和地区差距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不均衡特征；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具有负向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集聚经济对地区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财政科教支出在直接路径中发挥负向的调节效应，在数字经济影响集聚经济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如须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缩小地区差距，既需要推广数字技术、消弭数字鸿沟，也需要完善要素流动、财政科教支出等制度性配套机制。     

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的耦合协调及其时空特征

在探讨旅游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机理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时空演变特征、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与空间关联格局,并利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业与金融业发展水平总体保持上升趋势,但金融业发展水平始终高于旅游业;两者发展水平年均值呈“东部 > 中部 > 东北 > 西部”空间分布格局,年均增长率则呈“东慢西快”的空间特征。2）两大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态势,初步实现中度协调;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度递减格局。3）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呈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且空间集聚强度呈波动增长的态势;“H-H”集聚类型分布在东中部,“L-L”集聚类型分布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各省域的空间集聚状态变化具有稳定性,表明各省域两大产业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特征。4）从影响因素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区域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对旅游业与金融业耦合协调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规模、交通发展水平和数字化程度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监管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2010—2016年的地级市污染监管水平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位序-规模法则,空间计量模型等地学方法,分析中国地级城市污染监管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污染监管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且区域性和集聚性特征明显,东南部地区为稳定的高值集聚地区,中西部地区为稳定的低值集聚地区。② 中国城市污染监管水平属于次位型分布,监管规模分布的分散趋势大于集中趋势。③ 城市的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占比等对城市污染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规模对污染监管水平存在负向的影响。④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对污染监管水平起到显著的直接效应;第二产业占比、二氧化硫排放量等起到了显著的间接效应。     

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演化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本文在探讨数字普惠金融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系基础上,利用Dagum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杜宾模型对2011—2021年中国20个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高质量发展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从总体发展水平看,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发展差异逐渐缩小;从城市群空间组织格局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国家级>区域性>地区性”城市群逐级递减态势;从群内差异看,国家级城市群群内差异最大,地区性城市群差异最小。(2)中国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集聚类型以HH、LL型为主,且空间分布与高质量发展格局具有相似性。(3)实证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群空间尺度下对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显著,且直接效应大于间接效应;空间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国家级城市群的效应高于其他城市群。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需因“群”施策,应针对不同层级城市群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出相应策略以助力城市群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形成机理

国家战略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是当今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目前关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尺度、多维度综合分析相对匮乏。本文基于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逻辑与科学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6—2019年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从多级空间尺度考察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格局,借助传统与空间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分析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和长期转移趋势,并从结构视角探究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均值但增速较快;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与西部、东北地区接近;中部地区呈现“省会城市优于非省会城市”的分布格局。(2)中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体向好但存在空间极化趋势,其中河南、湖北两极分化现象相对突出。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普遍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区域整体及多数省份中高水平邻域城市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而湖北、山西的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明显。(3)结构视角下,中国中部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主要源于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与民生发展差异,内部差异来自协调与创新差异;结构优化、民生发展是中...     

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差距吗?——来自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市数据,通过构建传导机制考察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的直接、间接和调节效应,采用Bootstrap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和地区差距的空间分布均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不均衡特征;数字经济对地区差距具有负向的直接效应;数字经济通过集聚经济对地区差距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财政科教支出在直接路径中发挥负向的调节效应,在数字经济影响集聚经济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如须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缩小地区差距,既需要推广数字技术、消弭数字鸿沟,也需要完善要素流动、财政科教支出等制度性配套机制。     

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极化过程及其演变格局研究

在中国人口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下,人口非对称流动引致的城市间集聚差异不断循环累积而产生空间极化现象,研究极化形成的格局及其空间效应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以长三角地区的41个城市为研究案例,构建人口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测度2000—2019年人口集聚指数的基础上,运用极化指数和变异系数等,探究长三角人口城镇化空间极化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及其正负效应。研究发现：① 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的时空分异逐年上升,空间极化度提高近40%,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不断增强;空间极化表现出随尺度放大而递增的趋势,呈现出长三角地区整体大于长三角城市群的极化特征,形成“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的“多中心”空间极化格局,核心区已演变为空间正极化区域。② 随着人口集聚程度的变化,不同维度的空间极化时空分异不断扩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以上海—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沿江轴线上,由此向安徽、江苏北部、浙江南部等区域递减,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形成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潜力的空间极化态势。③ 研究期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极化水平发生了的跃迁,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的增多加剧了区域的空间极化效应,呈现出“哑铃型”分布特征。④ 在人口城镇化中,人口结构是长三角地区空间极化的主要驱动力,未来不断提升人口素质,并调控正—正型和负—负型城市分别向正—负型和负—正型城市转型将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地区人口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时空格局与区位因素研究

基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和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739家中国创业板企业为依据,借助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基尼系数和ZINB模型,研究了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区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在时空分布上,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呈现出稳步推进趋势,其发展过程因受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M”状波动性;空间格局呈分散与集聚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并且集聚程度因行业大类而异。(2)在时空格局演变方面,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总体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并且总体呈现出集聚向分散转化,但仍以高度集聚为主的时空分布格局。(3)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形成不是随机的,科学技术支出比例、集聚经济水平、风险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信息化水平等5个新型区位因素,均对创业板企业的产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减弱,证明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在高成长性创业企业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将碳排放纳入到效率测算框架,对2007—2019年中国四大肉牛优势主产区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探讨其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各主产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外部因素与随机干扰会对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测算结果产生显著影响,采用三阶段超效率SBMDEA模型能够使测算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2)中国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水平不高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呈现出“中原>东北>西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3)规模化程度低、生产要素利用率不高是导致目前中国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GML）偏低的主要原因,养殖技术支撑不足也造成了碳排放效率的损失。(4)肉牛主产区碳排放效率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存在聚集效应,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研究期内高-高集聚区从中原主产区转移至辽宁、新疆两地,低-低集聚区逐渐向西南主产区聚集,贵州作为高-低集聚区尚未带动西南产区周边低效率地区形成区域增长极。     

1978-2016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及趋势预测

基于1978-2016年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在时间序列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传统和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探讨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并预测其长期演变的趋势。研究发现：① 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的“双峰”分布特征,且波峰高度的差距在缩小,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提升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② 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整体上向高水平方向转移的趋势显著,但农业生态效率的演变具有维持原有状态的稳定性,且较难实现跨越式转移。地理空间格局在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空间集聚特性显著,农业生态效率较高的省市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而农业生态效率较低的省市具有负的溢出效应,从而在空间格局上逐渐形成“高高集聚、低低集聚、高辐射低、低抑制高”的“俱乐部收敛”现象;③ 从长期演变的趋势预测来看,多数省市农业生态效率逐渐向上转移为较高水平,并逐渐演变为由低到高渐次递增的格局,在农业生态效率较低的地理背景下,其长期演变的稳定状态表现为偏“单峰”分布,而在农业生态效率较高的地理背景下,其长期演变为较高水平集聚的偏“双峰”分布。最后,分析当前研究需要改进的方向,并提出控制农业污染排放量、地区间农业生态政策联动、加强地区间农业生态合作交流与借鉴等能够有效提升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及缩小省市间差距。     

城市群视角下中国人口分布演变特征

以“十三五”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数据,引入重心模型、空间自相关、泰尔指数等研究方法,从城市群视角分析中国人口分布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自然增长率、流动人口、常住人口的空间演变与城市群的分布、发展密切关联;全国常住人口的空间分布重心朝东南方向移动;城市群是全国人口密度和人口总量增长的高值区,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低值区;全国集聚或扩散的人口流量较大的城市主要位于城市群内。② 10年间城市群内外地区的人口密度差异均呈扩大趋势,城市群的发展使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群或其核心城市,城市群内的人口分布不均衡程度加剧,成为全国人口密度差异进一步扩大的主要原因。③ 中国城市群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群表现出不同的人口集聚和扩散效应;处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主要位于东部沿海人口稠密地区,对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人口呈现总体集聚的特征,且逐步形成一定的等级结构。人口较稀疏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大多仍处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对人口的吸引力较弱,人口呈现核心集聚边缘扩散的特征,城市体系结构尚未稳定。     

中国城市人工智能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00—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以关键词检索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申请数,运用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空间杜宾分解模型,探析中国城市人工智能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人工智能发展在时间上可分为起步期、成长期以及高速发展期;空间上呈明显的层级效应,东部沿海城市优势明显,中西部城市正加快崛起。② 人工智能存在较强的空间正向相关关系,局部地区城市形成集聚发展态势。空间分布沿“东北?西南”方向产生极化现象,沿“西北?东南”方向产生扩散现象。分布重心位于安徽省内,有持续向东南迁移的趋势。③ 市场化水平、人口密度、人力资本、外商投资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干预与人工智能发展呈倒U型曲线关系,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但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

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在测度2001—2016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城镇化协调水平后,运用泰尔指数、重心轨迹、热点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理。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总体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省内差异不断缩小但省域间的差异在不断扩大;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态势,西北—东南方向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动态演化格局变化不大,历年重心较为稳定,但空间关联范围和离散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从空间的集聚特征来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水平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渐向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苏南、浙北等地区集聚,冷点区稳定分布在皖北、皖南和浙南。③ 影响城镇化协调发展空间特征的各因素均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主导着区域城镇化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效应对邻近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提升更加明显,充分发挥城镇化高协调区对低协调区的带动作用,实现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绿色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7—2017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从而揭示了2007—2017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无论是在专利申请量上还是城市参与度上,绿色建筑技术一直主导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11年间绿色建筑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整体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② 创新主体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由企业主导的特征愈发显著,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占整体的比例由2007年的39.7%增长至2017年的62.6%;③ 空间演化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为主导的三极格局日益凸显。个体城市上,11年间北京、深圳相继超越上海,成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最为集聚的两大核心城市;④ 影响因素上,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性特征,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城市经济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城市吸引的FDI以及城市空气质量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采用全国县级以上城市数据,运用最近邻与空间自相关分析,定量分析了1985-2010年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格局的时空特征与演变规律.结果表明:在1985-2010年间,中国城市的整体分布主要呈集聚型,其集聚程度有着逐渐增强的趋势.不同规模的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类型存在很大差异.集聚强度随着城市规模的变大而降低,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互斥作用不断加强.超大型、特大型城市由均匀分布转变为随机分布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总体水平的提高,城市发展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相对降低.从局部区域上城市的空间集聚或空间关联性质来看,其集聚特征的反差十分鲜明.东部地带不同规模等级城市都较为发达,形成了高水平均衡模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城市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市分布表现出较为强烈的空间极化特征.     

坦桑尼亚人口分布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

坦桑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辐射点,中国已成为坦桑尼亚第一大贸易伙伴。本文基于坦桑尼亚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及分地区统计数据,运用人口密度分析法、人口分布集中指数、人口重心模型和人口偏移增长模型,分析了坦桑尼亚自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变革以来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坦桑尼亚人口分布以中央铁路线为界,呈现“南疏北密”特征;②1988-2002-2012年间,人口分布不均衡发展的态势不断增强,人口分布重心始终处于中部偏北地区,且有继续北移的趋势;③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是人口再分布的主要过程,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不断增强,达累斯萨拉姆省始终处于正向增长的绝对优势地位,以致周边地区出现明显的人口偏移负增长;④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对人口集聚的作用明显。上述结论对中坦在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