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为犯主观方面的特征

作者首先探讨了行为犯与过失犯罪的关系问题,认为我国现行刑法中尚没有关于"过失行为犯"的立法例,将来也不宜作此规定.行为犯的性质和过失犯罪责任原则决定了行为犯只能是故意犯罪.行为犯故意由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构成.在关于行为结果是不是一切犯罪故意的成立都必须具备的认识因素问题上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之分,通过评述,作者认为否定说较为合理,并得出结论,行为犯故意的认识因素以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特征为已足,包括行为人必须对自己行为本身的属性有认识和行为人必须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行为犯故意的意志因素有双重标准解说和一种标准解说,作者持前者.     

论故意的认识因素

按照我国《刑法》第十四条对故意犯罪的规定,刑法上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刑：孥理论的一般观点也认为,故意包括两项内容,包括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认识因素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指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发生的危害结果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但对于故意的认识范围中要求何种内容,以及需要从何种意义上对此予以理解把握,不甚明了,本文就故意的认识因素进行讨论分析,沿循论理上的思考,试提出龟已的一些见解,兹分述如下。     

《罗马规约》与中国刑法犯罪故意之比较

比较分析表明,<罗马规约>与中国刑法在犯罪故意的种类、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等许多方面存在相同之处.但同时,在确定故意的标准、价值判断的要素以及心理要件概念的适用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对犯罪故意社会危害性的认识

依据刑法的规定,犯罪行为必须是出于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犯罪故意包含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两个部分,本文仅就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尤其是关于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及其程度与犯罪故意的关系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关于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内容,法学界尚未形成明确一致的观点。然而故意犯罪的问题,刑法第11条已明确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有人认为,它包含对结果事实的认识与对结果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两个方面,即现象特征与实质特征两个方面。现象特征是结果事实的本身,实质特征是结果事实的属性。而有人认为认识因素。既不是对犯罪事实情况的认识(明知),也不是对行为的违法性的认识,而是对危害社会结果的认识,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犯罪故意中的违法性认识研究

古罗马法格言曰:"不知法律不免责"。这说明传统刑法理论并不要求在犯罪故意中有违法性认识。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也未提出明知行为违法性的条件。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违法性认识是否是犯罪故意的必备要件,刑法上的违法性认识是什么意义上的违法性,中外刑法学者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纵观刑事司法原则与时俱进的发展方向,横看世界各国立法改革的大体趋势,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也应以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故意的成立条件。     

故意责任论

刑法中的故意责任,是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故意不仅是一种心理事实,而且包含着规范评价。心理事实和规范评价都体现在认识与意志两个因素之中,由此形成统一的故意概念。     

德国刑法中对错误的规制及其启示

错误是指人的认识与事实不一致。根据德国刑法规定,构成要件错误排除故意,并依轻罪处罚。行为客体错误与打击错误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事实与行为人的想象发生了单纯偏离,后者是事实与行为人的想象发生了双重偏离。德国刑法中的禁止错误包括直接的禁止错误与间接的禁止错误。禁止错误一般不阻却故意,但减轻处罚。只有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时,禁止错误才阻却故意。德国刑法有关错误规制对我国刑事司法与立法的启示:对客体错误一律以行为人意图侵犯的客体定性并不合理,应考虑错误能否避免;打击错误应以欲图犯罪的未遂犯与错误犯罪的过失犯并合处罚;法律错误不应一律成立故意犯,在错误不可避免时可以阻却故意。     

犯罪故意概念的评析与重构

我国刑法第11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该条规定,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上述概念是我国关于犯罪故意的法定概念,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关于犯罪故意概念的通说。比之英、美刑法和德、日刑法上的犯罪故意概念,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故意概念有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进步:将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价值评判纳入了犯罪故意的概念,力图将犯罪故意区别于     

论危害结果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

危害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和侵害的危险,犯罪是对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危险的行为,犯罪的本质属性决定任何犯罪必然导致危害结果,这决定了危害结果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犯罪的本质和危害结果的概念决定了只有为主观故意所认识的危害结果才能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不存在不被主观故意认识却影响犯罪定罪量刑的客观超出要素。危害结果的刑法功能通过对犯罪的分类体现出来,我国刑法学以危害结果为标准对犯罪的分类存在一定混乱,这源于对危害结果概念认定的摇摆。犯罪的本质决定了所有犯罪都是结果犯,应当取消行为犯和举动犯的称谓,而换之以危险犯。     

评析刑法第十一条犯罪故意的定义和立法修改建议

我国刑法第11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从这一规定看,我国刑法的犯罪故意包含了两部分内容,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所谓认识因素就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及所产生的结果的认识和辨别,即第11条的前半部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所谓意志因素就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决定和控制,即第11条的后半部分:“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刑     

区分故意类型定罪问题之我见

根据意志因素的不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故意可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但是,刑法分则的所有故意犯罪并未进行上述区分,认为具体犯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没有立法上的依据,目的犯一般认为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但这也不是规范解释的结论.归纳法由于自身的缺陷,不应当被适用于学理解释的过程中.因此,犯罪故意的分类意义应当仅限于量刑活动,不具有定罪机能.     

间接故意浅析

<正>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一条之规定,间接故意的本质特征包括:1、犯罪主体主观心理态度中的认识因素—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2、犯罪主体主观心理态度中的意志因素—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犯罪主体主观心理态度     

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及错误——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为例

在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中，二审法院与辩护律师的争议之一在于赵春华是否具备犯罪故意。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一个实质的犯罪故意概念，该犯罪故意不仅包含构成要件故意，而且包含罪责故意与不法意识（社会危害性认识）。认定赵春华具备非法持有枪支的故意，首先必须证明其对于“枪支”这一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具备完全的意义认识，但从本案的案情来看，根据“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标准”，赵春华缺乏这一意义认识，因此成立构成要件错误，从而排除故意；其次必须证明其对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这一空白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明知，但从案情来看，这一明知也无法成立。即使认定赵春华对于“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存在明知，其也可以援引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为其出罪。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故意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犯罪故意同时具备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认识要素包括对构成要件各种事实的认识、不作为的认识及行为可能性的认识。意志要素体现为实现意志，但以容忍结果发生为充足。     

对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之间的第三种状态的思考

我国刑法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与大陆法系的故意相比,我国刑法的故意是否包含了所有的故意状态？“明知必然发生而容许发生”是指明知道自身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虽不希望此结果发生,却希望实施引起此结果的行为来实现既定目的,进而实施该行为.如果存在这种故意,属于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本文通过区分直接故意与闻接故意,认为这种故意状态属于间接故意,这种故意状态是对间接故意的厘正和完善.     

金融犯罪主观特征解析

我国《刑法》分则中的事实明知规定,并不必然代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而分则中的明知规范未必尽皆为故意犯罪设定。但是,《刑法》中关于金融犯罪的主观特征中的明知规定却都为故意犯罪所设,且都具有双重明知故意特征。还要注意金融犯罪中的间接故意犯罪发生“目的犯”的一般与特殊问题。     

中德金融诈骗罪比较研究——以行为模式和主观要素为视角

本文着眼于中德两国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设置,分别从行为模式以及主观要素两方面分析了两国刑法规范所体现出的各自特点。通过分析比较两国金融诈骗罪行为模式的不同,澄清了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相关误解,提出我国不必对金融诈骗罪选择危险犯或行为犯的行为模式;在主观要素方面,我国金融诈骗罪采取直接故意,而德国刑法采取有条件故意,二者在认识因素上存在不同。     

间接故意概念及其定位的新理念

本文以德国刑法关于故意概念立法的争执为背景 ,介绍了主观、客观以及折衷的间接故意概念 ,剖析了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故意概念 ,主张故意概念应当表达出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两个层次。间接故意犯罪只能是结果犯而不能是行为犯或危险犯。直接故意是故意的基本形态 ,而间接故意是故意成立的底线。间接故意是既有依附性也有独立性的罪过形式。间接故意既依附于直接故意 ,也接近于有认识过失 ,把守着故意的底线 ,有着自己独特的区域。     

论概括故意的构造与司法运用

概括故意是不确定故意的下位概念,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对犯罪故意的习惯性分类之一。确定故意与不确定故意的划分应当采用认识因素区分说。概括故意应被定义为行为人仅明知其行为必然会导致一定的社会危害结果,但对于行为将要侵害的客体、对象及范围等并不明确,且希望此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状态。薄熙来案件中受贿罪的入罪问题以及"天价葡萄案"的出罪问题均可以用概括故意理论加以合理的论证。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理论上认为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基本类型.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人进而实施该行为的情况下,其主观心态究竟应当归属于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理论界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深化故意的理论研究、指导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价值,本文试对此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