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量化宽松与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三元非线性平滑迁移自回归模型,对美国常规货币政策时期和量化宽松时期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在常规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期,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效应,常规货币政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高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M—F模型与小野模型评介

MundeH—Fleming（简称M-F）模型讨论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对各国所得水平及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传统的IS—LM模型在开放经济下的延伸。该模型早已成为当今各国制定财政、货币政策的理论基础。然而M—F模型存在诸多缺陷，如中期分析不考虑有效需求不足所引起的工资物价调整；中长期分析完全忽视对外资产（负债）的利息收支对收入与消费的影响；长期分析中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的决定机制不明确等。更为甚者，该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其中的消费函数、投资函数以及货币需求函数都是随意假定的（adhoc）。因此用该模型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难免有失妥当。     

融资模式与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部6省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不同的融资模式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利用中部6省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模式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融资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效应就越明显;同时,扩大信贷规模、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增加固定资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与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则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直接融资的比重,以及适时采用适度收紧的货币政策。     

欧元汇率变动对中欧贸易收支平衡影响实证研究

随着中欧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关系,欧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欧贸易收支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为了定量的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等实证分析方法来分析欧元自进入流通领域以来其汇率对中欧贸易收支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兑欧元实际汇率的升值将缩小中国对欧盟的贸易盈余.同时,通过检验贸易收支对实际汇率波动的动态反应发现,中国欧元区双边贸易对欧元兑人民币汇率的反应表现出"J 曲线"效应.     

1997～2006年经济波动之新解:资本监管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兼论2007～2008年中国经济的"三高"现象

1997～2006年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经济增长和物价波幅减缓、长期通货紧缩、存差持续扩大等新特点,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借助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将资本监管因素纳入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分析框架,建立了KCC-LM模型.该模型内含的资本监管因素强化的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和产出的非对称效应较好地解释了1997～2006年我国经济波动的新特点及2007～2008年经济的"三高"现象,并揭示了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所折射出的"宽货币-紧信贷"的调控思路,该思路的制度性原因是我国金融控制力目标和金融稳定性目标的内在矛盾.     

中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贸易和投资渠道重要吗？

本文在梳理各界研究中国通过实体经济渠道传导的溢出效应的基础上，通过使用面板数据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并纳入中国经济增长冲击因素，考察2003—2014年中国是否通过贸易渠道和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03—2014年中国通过贸易渠道对其他经济体产生溢出效应，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的溢出效应也不能忽视。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国通过贸易和直接投资渠道传导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在此之后通过贸易传导的溢出效应则非常显著，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对其他经济体的溢出效应也愈发重要，因此，以溢出效应为考察标准，可以认为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危机救助货币政策的通胀效应及其治理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措施使各国经济重新步入了上升轨道，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保障。但危机救助货币政策的实施也带来了诸如货币供应过度宽松、信贷过度膨胀等诸多问题，进而带来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本文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危机救助时期推动经济复苏的同时如何保持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自贸区驱动”能否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贸易福利视角的理论机制与实证论证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正谋求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基于对“创新驱动”的思考,本文对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从贸易福利视角进行了理论机制和实证方面的论证。结果显示：“自贸区驱动”的理论基础是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以及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关税收入等经济效应的相互抵消;自贸区可通过产生积极贸易效应和消除贸易障碍等贸易红利以及获得生产利得、消费利得和增加贸易商品多样性等福利效应驱动经济增长。GTAP模拟得出,正在研究的自贸区达成能够驱动中国外贸和福利增长,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不论横向还是纵向比较,“自贸区驱动”与贸易、福利增长均呈现正向联动变化。总之,“自贸区驱动”是能够驱动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类型之一。     

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与经济效应研究——一种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

中国与东盟于2010年建立《中国-东盟经济自由贸易区》,以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双边贸易,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文章在借鉴Balassa(1978)及Ribeiro Ramos(2001)研究的基础上,利用1993-2014年之年度数据,展开中国-东盟CAFTA的贸易效应及经济效应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东盟CAFTA期间,中国GDP增长与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值存在着贸易转移效应;中国対东盟国家进出口值与中国GDP增长存在协整关系: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值对中国GDP增长有正向影响,中国从东盟国家进口值对中国GDP增长有负向影响。中国-东盟CAFTA的发展重点在于:一是应致力于调节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二是加大直接投资贸易,以带动投资发展效应;三是促进信息制造业的发展。     

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贸易影响研究

以1990-2009年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反倾销如何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并对相关贸易效应进行了计量检验。结论显示,美国对华反倾销产生了显著的贸易限制效应和调查效应,中国对美出口的涉案产品金额、数量、价格以及份额都受到严重冲击。在中国入世后,反倾销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强,钢铁和化工行业首当其冲。同时,美国对华反倾销还产生了有利于非指控对象国的贸易转移效应,这些国家迅速填补了中国退出的市场空间,由此减少了美国从反倾销中所能获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