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人学意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立足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和我国不断发展的实践所提出的重要命题,蕴含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涵。“现实的人”是其价值起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充分展现了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生态需要和生活方式的关注。人的主体性发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因素,包括主体能动性、主体自主性和主体自为性三个方面。其中主体能动性侧重于指人具有改造自然的意识;主体自主性侧重于指人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主体自为性侧重于指人能根据目的对自然进行改造。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旨归,通过满足人所需的物质条件、生态场域和精神享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生态维度的鲜明特征,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资本主宰”的固化逻辑,彰显对人的现实关切和终极关怀,闪烁着耀眼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光芒,充分展现人民群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利益主体、实践主体、享有主体和评判主体,为建设真正属人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生态—文化人:生态文明的人学基础

任何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人学基础,生态文明的人学基础是生态-文化人。相对于渔猎文明时期的自然人、农业文明时期的政治人、工业文明时期的经济人、知识文明时期的文化人来说,生态-文化人是人们深刻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的"经济人"的产物,也是当代社会把建设生态文明和知识作为时代标志的要求。生态-文化人应具备六大基本观念,即整体论的生态-人-社会的世界观,生态知识观,生态伦理观,生态经济观,生态公正观,经济、社会和生态相协调的发展观。生态-文化人理论丰富了人性假设理论,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自己;有利于人们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缓解全球性生态危机;有利于人们合理地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缓解当今人类的文化危机;有利于中国人民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生态自然观的双重意蕴:生态文明理论的本体之维

立足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既尊重自在自然的先在性,又彰显自然的属人性;既秉承自然的系统有机性,又坚持自然的可分解性与科学认识自然的合理性。这一双重意蕴的生态自然观为超越生态中心主义的荒野自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机械自然提供了全新的境域与立场。植根于"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现实语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承接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思想动力,坚持尊重自然与积极介入自然的辩证统一,在实践范式的生态变革中推进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发展。     

生态批评——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生态批评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对“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和环境公平。其分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深层生态主义主张超越生态学作为科学这一事实达到“自我意识”和“地球智慧”深层次境界;文化生态主义认为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必定会反映在语言与文学领域;印第安族裔生态文学的关注焦点从社会关系转移到了自然关系。生态文学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丰富的生态思想,生态批评是人类为其所生存世界斗争的一种方式。     

《自然辩证法》的“人”：生态伦理学的人学本体论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从自然和历史两个维度对人的本质进行了科学而辩证的解读。从自然的维度看,人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与非人类的生命具有同质性,是“小写”的人,因而伦理学应该走出对人的“固恋”,“扩大道德共同体的边界”,把自然纳入伦理的怀抱。从历史的维度看,人是劳动的产物,是对象化活动中的自我生成,是“大写”的人;劳动的对象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场依存性”,决定了人把自然作为“道德顾客”的逻辑必然性。这样,恩格斯对人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解,既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人”;它为生态伦理学的成立提供了充分的“本体论证明”。     

建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哲学思考

人们所从事的创造对象世界的社会实践，是界定人的本质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前提和基础；人们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发展，是界定人的本质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依据和标志；而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是界定人的本质和建构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实践范式的生态变革: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异化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解放的出场路径就是扬弃"异化劳动"。人类中心主义鼓吹"人类至上"的方法论,引致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非人类中心主义脱离现实的实践,过度强调自然而遮蔽了人,能动、主体的人消解于自在自然之中。顺应我国"十二五"时期绿色发展的"国家需要",生态文明应以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为旨归,在实践范式的生态变革中通达"人和自然真正复活"的诗意之境。     

全球问题的人学内蕴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出发，立足时代高度，对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作了宏观的理论思考。文章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辩证统一的对象性关系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人不单纯是自然的征服者，同时还是自然的消费者、调节者、借贷者和共同进化者。面向时代，实现人类角色的转换，必须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有：人的理性与情感的统一，人际道德与生态道德的统一，人的进化与自然的进化的统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     

戴维·佩珀的生态自然观探析

戴维·佩珀在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深生态学、无政府主义错误的自然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批判,提出了一种既不同于后现代绿色思潮的生态中心主义,也不同于新人类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佩珀的生态自然观实现了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转变。     

生态文明的价值论析

作为人类最新文明成果,生态文明具有深刻的自然价值、人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在自然价值方面,生态文明实现了＂人与自然＂同＂人与自然界＂的辩证统一;在人学价值方面,生态文明将引领人的思维品质进入新境界;在社会价值方面,生态文明体现了生态社会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融合共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论生态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理应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种生态理论,生态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态女权主义从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世界观人手,把妇女解放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则是把生态问题的解决与社会制度的变革联系起来。二者虽有显著区别,但生态女权主义一些理论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而且其理论的完善也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践行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包含着基础理论、现实需求、实践路径三个维度,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展开论述。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核心概念,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起点和前提,现实的人和物的关系进入了马克思考察的范围之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唯物史观,“实践”这一观点获得了其思想中统领和核心的地位,通过实践的视角和方法,在处理人与人、社会、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过程中发挥了连接现实的力量。恩格斯则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具体阐释和方法总结为自然辩证法,通过对人类历史实践的具体考察,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复杂关系的发展历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生态哲学尤其关注现实社会及其产生的生态危机,强调将剖析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探寻生态危机所产生的表象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伴随着资本的产生和不断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形成的资本逻辑不断作用于人、社会以及自然界,通过支配和利用不同形式的自然力进而控制和影响自然界。资本首先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并在效用性这一根本原则上对待自然界,造成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异化。其次资本遵循无限增值的定律,自然界的资源被无限地投入资本生产中,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最后资本对活劳动即劳动者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今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时期,矛盾又有着特殊的表现形式,为切实有效地解决所出现的问题,本文从三个方面尝试提出解决方案。一是实现“生态人”的转变,构建人的新型存在形式,克服资本逻辑对个人的消极影响,通过改变个人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使个人重新回归自身,实现自由发展。二是实施生态文明新举措,改善生态环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措施与法规,将会切实有效地改善当前的生态危机。三是通过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生态文明的新发展,面向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需要我们从人类社会与文明发展的大局出发,统筹考虑,需要各国各地区认清事实,通力合作。     

儒家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伦理比较

儒家＂人贵于物＂的生态思想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但它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从＂功利＂出发,遵循的是＂天人对立＂的二元论哲学思想。而儒家从＂道义＂出发,遵循着＂天人合一＂的一元论哲学思想,将人类的道德扩展到自然界。在道义这一点,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的生态智慧是一致的。但两者在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方面存在着分歧。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万物与人的平等地位,主张爱的平等性,而儒家则认为＂人贵于物＂,主张爱有等差。与西方生态伦理相比,儒家生态智慧更适合实际需要,有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阐明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其核心是人在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与自然界发生关系时,如何达到一种和谐、均衡的状态。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违反自然规律的生产实践活动导致了其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使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并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急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引导科学的生产实践活动。要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并继承和发扬,从构建社会文化、尊重生态多样、坚持科学发展以及完善体制机制等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能够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引导人类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     

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唯物史观和实践观为基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要求人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实践观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人的发展有利于对自然的保护,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反过来又有助于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在遵循客观规律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的同时,又要体现注重实践的原则,更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几点思考

生态美学是人类在现代性反思中思考人与自然的美学关系时提出的。中国的生态美学一方面契合了全球化时代的美学主潮,一方面是对中国当代的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超越,但生态美学在反拨主体性哲学、人类中心主义时也有众多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     

内生态型政府的内涵及其构建

目前,生态型政府这种新的政府范式理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外生态型政府层面,其内涵被界定为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之自然性和谐的政府。事实上,外生态型政府就是所谓的"绿色政府""环保型政府"或"环境友好型政府"。但是,随着现实社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内生态型政府比外生态型政府更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内生态型政府不仅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可以促进政府自身的重塑和再造,进而实现政府善治的终极目标。而要顺利实现这种由"外"向"内"思维路径的转变,必须制定政府内生态化的根本目标,确立政府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坚持政府职能统筹的原则,选择政府生态化的网络治理模式,完善生态型政府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