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公正与程序效率的冲突

法院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通过公力救济解决利益冲突,取代同态复仇式的私力救济的专门场所.公正是其赖以维系的生命线.因为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实现它,程序效率即司法效益亦是法院的司法活动的过程中所不可回避的另一重要问题.诉讼公正是司法活动的内在本质要求,程序效率是司法活动的外在行为要求,二者唯有实现完美的结合才是司法活动的最高境界.     

论新生权利及其司法救济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提起新生权利诉讼的现象频繁发生.对新生权利的性质及是否应该给予司法救济在法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认为虽然新生权利在本质上是应有权利,但在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中,人们享有的权利并不限于法律明文宣示的权利,司法救济的对象也并不限于法定权利.作为应有权利的新生权利通过权利推定取得合法性,从而获得司法救济.     

犯罪嫌疑人未羁押状态下的诉讼推进

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羁押状态下参与诉讼是司法常态,审前羁押量大、羁押率高、羁押期长、被羁押人权利救济困难等问题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审前羁押融合于拘留、逮捕当中,没有形成专门的制度,造成羁押标准不明确、适用程序行政化、司法属性不足。参照逮捕与羁押分离以及审前羁押需要司法授权、审查、救济的现代通行司法原则,在坚持检察机关作为主要审查主体的前提下,通过细化逮捕适用标准、增强审查逮捕程序的诉讼属性、丰富羁押替代措施、完善羁押救济程序,以此严格限制审前羁押适用,是我国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实现犯罪嫌疑人在未羁押状态下参与诉讼的必由之路。     

略论我国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

行政合同是在二战后广泛应用于西方各国行政领域的一种新型非权力行政方式,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有关规定,其司法救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规范.完善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应明确将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范围,改变行政诉讼的诉讼构造;将检察机关确立为行政合同公益侵害诉讼的公诉人;完善行政合同争议诉前解决机制和诉讼模式.     

我国诉讼类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大量选择信访救济而不相信司法救济,有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过窄,诉讼成本过高,传统＂青天＂情结和＂官本位＂思想以及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程序存在认识误区等诸多原因。这种信访不信法的状况,并不能使矛盾得到普遍、彻底解决,相反,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会进一步弱化司法权威,损害我国法治建设。因此必须对我国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要相应对我国司法制度、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公正、顺畅、高效的司法救济渠道,以解决信访救济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公司股东权利保护的衡平方法

在概念层面上,公司法是一整套相关权利和义务所构成的制度,这些权利义务谱系构成股东权益保护的理论基石。股东权益保护在诉讼技术规则上的主要救济方法包括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股东诉讼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内外兼顾的衡平的诉讼环境。这种诉讼环境依赖于公司法内在规范体系和外在规范体系的共同支持,并最终由具体的司法制度和司法裁判过程所提供。除股东诉讼以外,其他的社会和市场机制也在共同起作用,这些机制和政府部门的管制一起,对股东权益保护提供民事诉讼救济以外的有效制衡机制。     

试论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救济

社会保障权在现代社会日渐受到重视，有权利就有救济，社会保障权也不例外。同时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为其设置相应的救济制度，实际情况是我国目前的司法救济机制无法能给人们的社会保障权提供切实的保障作用，所以我们才有必要对其进行研讨，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司法实践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社会保障司法体制、特殊程序、司法救助、举证责任分配和公益诉讼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司法救济制度。     

罗马法制下私权的公力救济

罗马法作为奴隶制社会时期最为发达的私法法律体系,它始终贯彻着私权神圣且公力救济的理念。在罗马法中,私权和私权保护之间的媒介并不是由实体法中的权利决定的,而是通过各种诉讼来创设。可谓是,有救济才有权利。通过对罗马法的诉讼程序原则、诉讼程序制度等规则进行剖析,可以探知罗马法深邃的法律文化和其对后世各国诉讼实践的现实影响。     

论我国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

司法救济是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后屏障.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是股东在其权利遭受侵害时,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即股东的诉讼提起权,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在我国确立和完善股东诉讼制度,对于弥补我国现行公司法之不足,切实保护股东利益有着重要作用.     

《侵权责任法》与群体性诉讼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集团诉讼并非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尽管民事诉讼法建立的当事人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很少应用,但是,在现实中各种群体性诉讼或集团诉讼仍然大量存在,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由于各种体制和社会原因,集团诉讼的运作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议,而法学界及媒体对集团诉讼的期待与司法实践亦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近年来,中国在采用多元化和非诉讼方式处理大规模侵权事件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形成了以三鹿奶粉赔偿为代表的救济模式.<侵权责任法>虽然并未涉及诉讼程序问题,也未对大规模侵权事件处理作出具体规定,但是该法的实施必然会对侵权责任集团诉讼及纠纷解决产生相应的影响.今后,中国的侵权集团诉讼仍会继续增长,但不会被作为解决大规模侵权责任事件的最佳方式和优先选择.     

论社会权可诉性的宪政之路

社会权作为基本权利,不仅具有主观权属性,也具有客观法属性,这为社会权可诉性的＂司法与准司法＂路径提供了宪法依据。宪法诉讼是社会权在宪法层面可诉性的本源路径,我国宪法诉讼应采用＂最低限度主义＂,通过运用宪法明示性条款直接保护社会权、通过审判发现宪法中的默示性社会权等方式缓慢稳妥地促进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宪法解释是中国语境下社会权可诉性的路径,我国宪法解释宜采用＂原旨主义＂解释方式。在宪法层面,通过对宪法条文涵义与国家政策的宪法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民法层面,通过对基本权利的第三人效力的解释来保护社会权;在行政诉讼法层面,通过肯定性行政救济手段与扩大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来保护社会权。     

论恶意诉讼的程序法规制

恶意诉讼是诉讼功能异化的产物。在当前立法和司法界倡导“调解优先,积极构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背景下,恶意诉讼当事人利用法院调解、裁判作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工具,严重侵害了法的秩序性,与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作为一种预防和过滤机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对恶意诉讼进行程序法的规制,应注意与诉权保护的协调,并在司法能动与克制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发挥司法惩戒手段的调节作用,并从规范撤诉、完善失权以及增设案外人的利益保护机制等措施入手,使程序法的规制与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相得益彰。     

行政规划的司法救济空间探讨

行政规划的司法救济应该是指直接针对规划本身提起的诉讼,而不是针对规划后续行为的诉讼.这样可以尽可能地把纠纷解决提前,避免相对人更大的损失.由于行政规划是对未来蓝图的设定,因此它并不直接产生、变更或消灭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是有些规划足以恶化当事人的权益状态,应被视为具有法律上纠纷的实益,具有争讼的成熟性.应结合规划的特点确定受案的范围,并尽可能地给相对人更大范围的权益救济.我国尚没有直接针对行政规划的诉讼,实有探讨的必要.     

司法对弱势群体倾斜性保护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分析

法学应当关注弱势群体问题,已成共识.但在讲究"司法中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领域能否探讨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问题,仍然存在疑问.蒙着眼睛的司法女神Justitia是否应揭开蒙眼布,承认弱势群体并对其加以倾斜性保护,是当前研究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诉讼实施权配置问题研究

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群体性纠纷可以通过共同诉讼、代表人诉讼和公益诉讼机制得到解决,但共同诉讼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功能十分有限,代表人诉讼的适用效果欠佳,公益诉讼只能在群体性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竞合的范围内有限度地解决部分群体性纠纷。群体性纠纷涉及多数人利益,为了合理利用司法审判资源、提高纠纷解决实效、保障公民裁判请求权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在实体权利主体严重缺乏诉讼动力和诉讼能力,非实体权利主体对诉讼结果具有更大的合理期待利益的情形下,对诉讼实施权作非常态配置才具有正当性。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优化

生物识别信息作为敏感的个人信息,深度体现个人的生理和行为特征。数字时代下,个人信息保护与经济价值产出之间产生对立,同时个人信息权益逐渐由个体私益向社会公益交织演变,构建优化多维的公益诉讼保护路径、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符合发展要义。坚持行政公益诉讼为主,发挥行政机关守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一顺位作用,民事公益诉讼为辅,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守护公共利益通道,创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发挥传统检察优势力量与新时期救济手段相结合,完善公益诉讼救济内涵路径、增设惩罚性规则等体制机制,符合我国司法信息保护能动治理之路。     

和谐社会视野下诉权保护问题研究

和谐社会要求为社会发展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基本价值目标,积极化解社会纠纷,对各种权利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在和谐社会的视野下研究诉权,根据人权、法治、民主的要求,揭示申诉权与和谐社会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研究意义。“诉权保护”要求在制度设计和完善中,突出“权利救济”的目的,建立便利公民接近程序正义的普遍化、多元化体系和措施,具体包括:明确诉讼权利的宪法保障;应扩大可诉范围,拓宽权利保护范围;改革诉讼费用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切实有效地实现和谐社会中社会纠纷的司法救济。     

论社会保障权及其司法救济

社会保障是现代社会公民的重要权利,为保障权利实现,需要深化权利救济理论,探索完善司法救济的途径和方法。从分析社会保障权的法律属性入手,以具体权利内容的法律性质及权利行使方式为标准,划分社会保障侵权类型及分析相应的救济方式。反思我国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立足国情提出完善司法救济的路径:一方面要加强公法救济,保障公权力积极作为;另一方面要改革私法救济,对现行救济方式实行渐进的变革,最终秉承社会法理念构建司法救济体制,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机制。     

完善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

本文提出 ,要从解决社会纠纷的角度理解行政救济制度的价值。良好的行政救济制度必须符合公正性、法律性、普遍性和司法最终性等基本要求。反思我国行政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本文提出完善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两条基本思路 :形成和完善行政救济体系 ,应着重加强制度化的行政救济渠道 ;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的当务之急 ,是加强行政纠纷解决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本文还概略地阐述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赔偿制度的若干具体设想。     

论环境权的双重司法救济——基于环境权性质的考察

环境权是一项私权与公权性质相结合的新型权利，本文基于环境权的性质分析，结合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立法规定，提出环境权双重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并建议我国应尽快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实现环境权的双重性救济，建立良好的环境权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