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演进历程

在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否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考察其对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波折起伏的实践历程。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地梳理了中国与国际组织三个阶段的关系演变过程。通过这一历史考察对中国与国际组织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国际公共产品与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关系

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是探究中国—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关系的一个新维度,也是提升GMS区域合作层次、巩固和发展中国与GMS国家睦邻互利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国际公共产品能促进中国与GMS国家的关系,利用好国际公共产品的内在动力可以推动中国与GMS国家睦邻互利合作,构建中国周边战略依托。     

世界政治视角下的国际战略格局(2001-2021)

国际战略格局是国际体系中一些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结构性因素,制约和塑造了国家的对外政策、战略关系和国际秩序。从世界政治的视角出发,国际战略格局包括两个方面:国际力量格局和政治思潮格局。国际力量格局是单个国家间的力量分配状态,而政治思潮格局是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状态。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动,一超多强的力量结构开始向着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虽然美国仍然维持了总体上的单极地位。世界政治的思潮格局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的世界政治思潮在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都受到严峻的挑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正在兴起。国际战略格局的这种态势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但国际战略格局是一种可变的因素,而且其他因素(如核武器、经济相互依赖等)也会制约其作用的发挥。     

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迁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历史变化反映了国内结构国家与社会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笔者选取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差异性与连续性。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应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     

论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为例

本文以制度性多边主义为背景 ,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政府间国际制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继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 ,着重讨论了在国家考虑“参与”国际制度和“参与以后”两个阶段里《公约》与中国的关系 ,具体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求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参与《公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两个问题。     

世界市场与国际体系关系论析——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和规模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和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马克思研究世界市场是同研究国际体系紧密联系起来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同国际体系的关系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即世界市场是国际体系产生与发展的经济基础,国际体系建立于世界市场基础之上并为其服务。现代国家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资产阶级统治的基本形式,国际体系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形式,居于支配世界市场的领导地位的国家对国际体系有根本性影响。准确理解马克思对世界市场和国际体系关系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国际体系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力功能比较分析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力功能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发生了改变.国家权力要遵循国际惯例,还要受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条约和规范的影响.在权力功能上,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对国际组织的依赖,国际组织为解决国家间争端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规范程序、经常性的谈判机构;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制约.国家是国际组织权力的授予者和章程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     

邓小平非洲国际战略思想探讨

在与非洲政要的数十次会谈中,邓小平就国际局势、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非关系等方面发表很多高屋建瓴、真知卓见的谈话。包括和平发展的世界主题、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政治立场、重视同非洲国家团结合作、支持非洲发展、传授中国建设经验、与非洲政要探讨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规律等,这些构成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研究

法庭之友是英美法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法庭之友制度越来越多地被世界非政府组织运用到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与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不同,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获得了NAFTA仲裁庭和ICSID仲裁庭更多的支持.如何看待法庭之友参与国际投资仲裁体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论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中俄两国作为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的平衡力量.对于维护世界稳定、安全与和平,促进两国共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因此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外交战略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奉行在东西方保持平衡外交政策的俄罗斯来讲,为避免美国一极主宰世界,需要借助其他力量达到均衡的目的,即用东方外交平衡西方外交,而这个平衡的依重力量就是中国.并且,中国是世界和亚太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又是俄罗斯的最大邻国,所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是俄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     

关于多极化的一些思考

多极化既是对主要国际力量对比发展趋势的一种描述,也是一些国家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种设想."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建立单极世界倾向的日趋明显,有关多极化的讨论又再度升温.本文基于现实发展和理论的角度,从多极化现象、多极化主张、多极化理论探源、多极化与传统均势的联系与区别、多极化面临的问题这五个方面,阐发了对这一问题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从“民主”外交视角对“民主和平论”的再审视

"民主和平论"是冷战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话语表述,它从民主制与和平的逻辑联结上为我们描述了实现世界和平的进路:民主国家间彼此没有战争,因而普遍的民主能够带来普遍的和平。这一推论的依据是民主制国家更具有制度和道德上的优势,然而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民主和平论"在理论和逻辑上仍是一个不能完全得到验证的命题。不过,作为对世界和平问题的探索,我们在对这一理论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中所包含的建设性观点。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与对日外交实践

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内涵丰富,外交实践富于创新,科学看待当今时代、推动实现和平与发展,精准定位中国角色、让中国与世界互为机遇,全面发展对外关系、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构成其核心内容。习近平外交新思想、新论断、新理念系统继承、创建性发展中国历代领导人有关国际战略与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和方针政策,并在中国对日外交实践中得以充分展现:高度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从世界和平稳定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定位中日关系;坚持"两分论",团结争取广大日本民众;坚持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原则问题绝不让步。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而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与方案设计需要"量身打造"。     

新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与政治学的使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和目标,意味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应当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统一.从21世纪的战略视野出发,现阶段应当加强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把政治发展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其中,民主相对于法治又具有目标上的逻辑优先性.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政治学应发挥应有的作用.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关系等"体制外"问题不同,政治学直接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这一民主化的"体制内"层面."体制内"与"体制外"是一种互补和互动的关系,但又有各自的发展逻辑.政治学所研究的国家、政府和政党及其制度,对于民主政治有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当前我国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应当是建构中国21世纪的政治发展理论,探索中国的体制内民主化道路,特别是把党内民主提升到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地位.     

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现代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风向标,是反映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假日制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第二阶段为1978-2007年)的演变,从2007年12月起进入了第三阶段.新的假日制度具有两大优点:一是包含了五个长周末和两个黄金周;二是将部分传统节日增设为国家法定假日,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从长期来看,取消五一黄金周,恢复传统节日是对各方面都利好的制度改革,是顺应民心和时代要求的举措.中国假日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着力推行带薪休假并错开休假日期,遂步减少全面集体休假的安排.这一指导思想与国际通行的原则是一致的.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折中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借鉴的是作为发达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其主要的基本假定包括经济人假定、稀缺性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其主要的理论工具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利益和制度等。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前也已经出现了建构主义的转向。本文认为,对于国际关系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政治学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本文试图在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之间寻求一种折中,从而寻求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笔者承认,国际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主要是基于各个国家对于本国物质利益和观念两个方面的共同考虑。作为单一理性人的国家,在考虑建立和发展国际制度的时候,自然考虑了物质层面的因素;但当集体行动的逻辑不断加强的时候,国际制度就可能瓦解;但与此同时,观念也在国际制度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将其分为共有/私有观念、积极/消极观念转型等四种。它们的排列组合也有四种形式,每种组合对于国际制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当(I)共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建立、发展和巩固;当(II)私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瓦解和去功能化;当(III)共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能够建立和发展,但发展缓慢;当(IV)私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无法正常运作,甚至可能瓦解。本文试图从两个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新中国对于国际制度的态度演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入手,对本文论点进行相应的论证。     

人口对安全的影响:国外安全人口学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人口作为影响一国政治稳定、区域性国际安全的因素开始凸显,相关的研究也取得较大发展。与中国人口安全的研究侧重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同,国外对人口与安全关系的研究侧重人口对国家政治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影响。近年来,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出现了一批代表性研究者和成果,已经形成一个亚研究领域。本文系统回顾了国外安全人口学的研究进展,特别是人口对政治稳定和区域性国际安全的影响,以期开阔我国人口安全研究的视野,促进该领域的研究。     

封贡体系：-个传统国际秩序的终结

关于古代东亚封贡体系和东亚国际秩序的争论由来已久,本文试图从观念-制度-体系-秩序四个层次入手,对天下观念、封贡制度、东亚封贡体系及东亚封贡秩序四个概念的逻辑关系做出解读,以期理解传统中国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关系.具体来说,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扩大,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成为秦汉、唐宋及至明清时期的册封-朝贡制度,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封贡活动逐渐制度化和常态化,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体系,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传统国际秩序.     

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

本文探讨了布尔国际社会概念的本质、内涵和他研究国际社会方法的特点,指出这种强调共同规则和制度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研究方法,与侧重于国家权力或国际体系结构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不同,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布尔对国际社会概念的主要因素、本质和方法的系统阐述,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但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