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记录的夏商时期农业特征及其发展过程

本文通过对郑州东赵遗址2013~2014年度考古发掘采集土样的浮选分析,获取了该遗址新砦、二里头、二里岗三个不同时期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小麦和大豆五种农作物以及狗尾草属、稗属和马唐属等不同种属的杂草种子等。对遗址不同阶段炭化农作物及典型田间杂草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东赵遗址自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的农业生产始终保持着以种植粟、黍为主的特点,大豆是该遗址先民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而水稻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从新砦期至二里岗期,粟、黍两种旱地作物在东赵遗址农业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先民的旱地田间管理技术也随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小麦的种植始于遗址二里头文化期,至二里岗期时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先民重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东赵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夏代早期至商代前期中原核心区域农业经济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国国家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农业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河南郑州汪沟遗址出土的植硅体

汪沟遗址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一处高等级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2014-2016年三个季度的发掘中我们系统采集了植硅体土样并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汪沟聚落仰韶文化晚期的农作物有粟、黍和水稻;黍粟比例较高,水稻的比例较低;稻作农业较旱作农业规模小,种植少,但水稻和粟黍的出土概率相差很小,说明水稻和粟黍一样都是汪沟先民日常食用的作物,是汪沟先民植物性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根据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的结果推测,汪沟遗址的粟黍和水稻在不同的季节以连杆带穗的方式收割,然后在壕沟南部区域对谷物进行集中脱粒,脱粒后的粟黍和稻被共同储藏在房址周围,个体家庭需要食用的时候在房屋内或周围进行脱壳。大规模的谷物收割和在特定场所集中进行的脱粒加工活动说明,汪沟聚落有着较强的劳动组织能力,有较大型社会生产组织的存在,大家庭或家族公社是聚落生产与生活中的基本组成单位。     

河南项城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炭化植物遗存揭示的仰韶时期的原始农业

豫东地区是史前中原文化系统、海岱文化系统等的中介地带,由于这里地处黄泛区且人口密集,史前遗址或被掩埋在地下数米深处,或位于岗地、堌堆之上,后期破坏严重,目前缺乏相关植物考古资料,对史前农业发展的认识并不清晰。本研究对河南项城市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开展浮选,获取了仰韶时代中期的炭化植物遗存,其中炭化植物种子主要包括粟、黍、水稻三种农作物和狗尾草属、马唐属、稗属、黍亚科等野生植物,可食用野生植物的核壳来自菱属、芡实、柿属、栎属、桃属等。农作物及典型田间伴生杂草遗存的量化结果显示,两处遗址仰韶时代中期的农作物结构以粟、黍为主,水稻的比重很低,具备黄淮地区稻粟兼作农业的地域性和时代特征。多种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显示了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各类植物遗存的绝对数量和出土概率表明,农业在生业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采集野生植物仍然是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重要方式。贾庄和后高老家遗址炭化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为了解豫东地区仰韶时代原始农业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索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农业发展状况及其与文明演进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水稻遗存在陕西华县东阳遗址的发现与探讨

稻作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水稻何时传入黄河中游并扩散至关中地区,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华县东阳遗址是关中地区仰韶早中期的过渡性遗存(ca. 5900-5600 cal. BP)。本文借助植硅体分析,并结合炭化植物遗存,探讨了东阳遗址水稻的栽培和利用情况,并尝试分析水稻在关中地区出现的动因及传播过程。研究显示,东阳先民在以种植粟黍为主的同时,已经开始少量的栽培水稻,稻粟兼作的种植模式在此时出现。本研究发现的东阳遗址水稻遗存是目前关中地区最早的水稻遗存,指示了水稻至少在距今5800年时传入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关中稻作获得较大发展,至龙山晚期则鲜少发现。该研究刷新了中国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区最早的水稻遗存记录,为进一步了解稻作起源与传播提供了基础数据。     

城子崖遗址植硅体反映的生业经济模式

龙山文化是中国史前社会形态演进的关键阶段,亦是农业强化生产的关键时期。城子崖遗址是鲁北平原史前区域中心城址,其生业经济研究有助于理解该地区社会复杂化及文明进程。本文对城子崖遗址龙山时期不同遗迹单位的15份土样进行了系统的植硅体分析,尝试探讨了该遗址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生业经济水平、农作物生产和加工方式、野生植物资源利用情况以及各遗迹堆积及其所反映的人类行为活动信息。结果显示,该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已形成粟、黍、稻、小麦、稗（可能）的农作物组合方式;同时,广泛采集利用聚落周边的自然植物资源,是农业与采集业并存发展的生业经济模式。先民在作物栽培中进行了锄草、灌溉等较为精细的管理,其中,黍较粟更具耐旱抗病特性,加上田间管理需求较低而被优先选择栽培。先民在收获作物时,采用类似割穗、掐穗等方法以减少作物茎秆及杂草混入,随后在户外进行小规模地脱壳、扬场工作。此外,根据灰坑中植硅体的组合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活垃圾、谷物加工、蓄水淘米三个类型, 水井和墓葬内的植硅体则分别与生活环境和丧葬环节等信息相关。     

从文坎沟东地点的植物遗存分析南阳盆地先秦时期的农业活动

南阳盆地,作为地理过渡地带和文化交汇区,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融的典型特征。文坎沟东地点是南阳盆地淅川县龙山时代晚期和西周时期的重要遗存,本文综合运用大植物和植硅体分析的方法,结合已有的植物考古证据和最新的测年结果,全面探讨了文坎先民先秦时期的种植模式和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龙山时代晚期,文坎先民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为生,兼种少量水稻和小麦,小麦和水稻在先民生活中的作用比较微弱;西周时期,延续了旱作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种植规模略有扩大,未见炭化水稻的踪迹,但植硅体分析显示仍有水稻种植的现象;受中原宗周势力的影响和版图扩张的需求,小麦逐渐开始在先民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文坎沟东地点植物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为揭示豫西南先秦时期的文化面貌和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     

内蒙古魏家窝铺遗址陶器内淀粉粒反映的古人类食谱及相关问题

魏家窝铺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是一处大型的红山文化中期环壕聚落遗址。在2009-2011年发掘出土的陶器中,许多平底器类标本内壁表面都发现有细腻的黑色灰烬,我们对这些灰烬和几件不含灰烬的陶器标本进行了植物残留物提取和鉴定,从六份样品中观测到了植物淀粉粒,这些淀粉粒可根据形态分为四种类型,分别代表了禾本科、植物地下储藏器官、疑似坚果的植物种类和未知种类。大量的禾本科淀粉粒在形态上与粟类(小米)淀粉粒极为相似,加之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炭化粟,我们推测,这些陶罐中的黑色灰烬为内部盛装的粟炭化分解所致,这些陶器正是红山文化中的食物储藏器。存在的其他类型淀粉粒表明,尽管魏家窝铺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已显示了较为确凿的农业经济,但采集经济也仍占有重要地位。     

河南舞阳张王庄遗址仰韶早期先民食物的淀粉粒分析

黄淮西部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南、北不同考古学文化与农业模式的过渡地带,近年来该地区植物考古研究成果显著,但目前学术界对该区域仰韶早期人类植食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仍不甚了解。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张王庄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早期54件陶器和13件石器进行了表面残留物提取与分析。结果显示,该遗址仰韶早期先民的植食资源利用具有显著的多样性特征,旱地农作物粟、黍虽然已在人类生业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采集获取的各类野生植物资源包括薏苡属、小麦族、莲藕等仍是人类食物主要组成,其重要性甚至高于农业种植。与此同时,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至迟不晚于距今6000年的仰韶早期阶段,粟、黍两类旱地作物已传播至黄淮西部的低纬度地区并成为先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从而在整个黄淮西部形成以粟、黍为主,水稻为辅的稻-粟兼作农业。研究结果首次提供了黄淮西部仰韶早期人类植食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的科学证据,对认识黄淮西部史前农作物传播与农业结构演化的具体时空过程等具有重要价值。     

青铜时代中晚期辽西地区农业活动特征

辽西地区城子山遗址和夏家店遗址农作物种子遗存研究显示, 城子山地区青铜时代中期以旱作农业种植为主, 粟的栽培要明显高于黍。青铜时代晚期的夏家店地区属半农半牧区, 存在黍与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种植, 但黍的栽培比例要远高于青铜时代中期的城子山地区。干旱化可能是导致夏家店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黍栽培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城子山和夏家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在青铜时代晚期可能已有所不同, 但这2个地区农业种植的差异究竟从何时开始, 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青铜时代中晚期辽西地区农业活动特征

辽西地区城子山遗址和夏家店遗址农作物种子遗存研究显示,城子山地区青铜时代中期以旱作农业种植为主.粟的栽培比例要明显高于黍.青铜时代晚期的夏家店地区属半农半牧区,存在黍与粟为主的旱作农业种植,但黍的栽培比例要远高于青铜时代中期的城子山地区.干旱化可能是导致夏家店地区青铜时代晚期黍栽培比例升高的主要原因.城子山和夏家店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在青铜时代晚期可能已有所不同,但这2个地区农业种植的差异究竟从何时开始,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陕北榆林王阳畔遗址的植硅体分析

榆林地处农牧交错带,是研究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的理想地区。本文基于植硅体分析,探讨了该地区王阳畔遗址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过渡阶段的农业生产情况及农业对环境的适应等。遗址剖面及灰坑样品的植硅体分析表明:仰韶晚期,粟和黍是先民的主要粮食作物,而黍较粟始终保持着种植优势;龙山早期,粟作农业逐渐衰落。植硅体组合图谱显示,先民在此遗址活动期间,气候是略偏凉偏干的,整体上较为稳定,呈现出干凉化的趋势。综合来看,农业活动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了环境的变化。需要指出的是,该遗址榆科植硅体的大量发现,不仅补充了史前植物利用史,同时也对丰富植硅体数据库具有重要意义。     

From Early Domesticated Rice of the Middle Yangtze Basin to Millet,Rice and Wheat Agriculture: Archaeobotanical Macro-Remains from Baligang,Nanyang Basin,Central China (6700–500 BC)

Baligang is a Neolithic site on a northern tributary of the middle Yangtze and provides a long archaeobotanical sequence from the Seventh Millennium BC upto the First Millennium BC. It provides evidence for developments in rice and millet agriculture influenced by shifting cultural affiliation with the north (Yangshao and Longshan) and south (Qujialing and Shijiahe) between 4300 and 1800 BC. This paper reports on plant macro-remains (seeds), from systematic flotation of 123 samples (1700 litres), producing more than 10,000 identifiable remains. The earliest Pre-Yangshao occupation of the sites provide evidence for cultivation of rice (Oryza sativa) between 6300–6700 BC. This rice appears already domesticated in on the basis of a dominance of non-shattering spikelet bases. However, in terms of grain size changes has not yet finished, as grains are still thinner than more recent domesaticated rice and are closer in grain shape to wild rices. This early rice was cultivated alongside collection of wild staple foods, especially acorns (Quercus/Lithicarpus sensu lato). In later periods the sites has evidence for mixed farming of both rice and millets (Setaria italica and Panicum miliaceum). Soybean appears on the site in the Shijiahe period (ca.2500 BC) and wheat (Triticum cf. aestivum) in the Late Longshan levels (2200–1800 BC). Weed flora suggests an intensification of rice agriculture over time with increasing evidence of wetland weeds. We interpret these data as indicating early opportunistic cultivation of alluvial floodplains and some rainfed rice, developing into more systematic and probably irrigated cultivation starting in the Yangshao period, which intensified in the Qujialing and Shijiahe period, before a shift back to an emphasis on millets with the Late Longshan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north.     

新石器时代关中地区人类生业模式演变的生物考古学证据

农业的起源与发展,改变了人类食物资源的获取方式。作为史前文化发展的中心,关中地区史前人类生业模式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的探索,将为北方地区农业的起源、发展与传播,文化交流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人类对环境变迁的适应等热点问题研究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对关中地区史前不同文化、不同遗址人与动物骨骼的稳定同位素以及动植物遗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显示,受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气候的演变等因素影响,关中地区史前先民生业模式呈现时空差异。老官台文化先民的生业模式中旱作农业与狩猎采集并重。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成为先民生业模式的主体,但不同区域发展水平不同;另外,家畜饲养的发展速度要滞后于农作物。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水稻与小麦先后传入,形成以粟、黍旱作农业为主,兼营水稻、大豆等的多元化农业结构;水稻对仰韶文化中期先民的食谱产生影响,而同时期家畜饲养主要依赖于粟黍类农作物。龙山文化,黍、粟农业比重下降,水稻含量相对增加,并对先民与家畜的食谱产生影响;肉食获取方式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     

徐堡遗址龙山文化居民颅骨的形态学研究

徐堡遗址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武德镇徐堡村东部,地处豫西北黄河与沁河冲积扇平原内,是分布在黄河北岸的一处典型龙山文化聚落,距今约4500-4000年,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人骨标本,对探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人群的源流关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通过对2例女性颅骨的形态学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徐堡组的颅面部特征可以概括为:中颅型、高颅型与狭颅型相结合的颅型特点,中面型、阔鼻型、中眶型、鼻根点略有凹陷、鼻前棘不显,犬齿窝欠发达,颅顶缝发育简单;徐堡组应属于现代亚洲蒙古人种的范畴,与亚洲蒙古人种近代抚顺组(均方根值R=1.08)关系密切;在与古代组的对比中,徐堡组与宝鸡组(R=0.48)、庙子沟组(R=0.49)、大甸子I组(R=0.55)和游邀组(R=0.59)较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