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中政府作用的县域视角分析——基于大理市的研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解决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伴生诸多社会问题,推动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路经,是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既需政策和制度的保障和规范,又需要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结合区域实际"因地制宜、因事施策",充分发挥作用,创新性实践。从县域视角对大理市社会治理中政府"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等条块工作实践加以分析,既能拓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分析视角,也能为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履行社会治理职能提供现实依据。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安置社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

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帮助安置群众实现“安身”,更要促进他们“安心”,以“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创新路径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通过对中西方传统身心一体哲学思想的理论探讨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从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与功能出发,提出“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应根据安置群众的发展与适应需求,整合党政部门资源、干群治理潜力和区域内外专业力量,形成“协调-整合-互嵌”的整体性治理机制,在培育安置群众积极向上社会心态同时,实现共同体的目标参与。最后,基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经验和“身心同安”整体性治理的理论构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可从强化政策供给、健全社区组织体系、推动由心而治及激发内生动力层面开展治理创新,为民族地区安置社区振兴发展探索可推广的治理路径。     

群体传播视阈下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全面规划相关工作,体现国家向基层放权赋能、推动社会治理向基层下沉、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决心。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国家安全与乡村振兴,理应创新思路落实该文件精神。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为社会的流动性亟需流动性治理路径与机制,从而保障党的指引与部署“最后一公里”在民族地区基层落地。移动空间群体传播调适,赋权给普通民众,为底层主体表达与情绪、情感释放提供了路径,对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巨大。群体传播的底层表达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人民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在线特性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性高度一致;群体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商性高度一致。民族地区基层社会要善用群体传播,识别社会心态,洞察与回应社会关切,化解社会矛盾;挖掘地方性知识,转换为社会治理资源;改变社会粘合地带,重塑共同体,为社会合意达成提供了空间,重建社会治理基础;形成互动共治格局,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加快发展速度和社会结构寻求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壁垒。乌鲁木齐市作为西北边陲的少数民族自治区首府，基层治理成为其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社区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单元，对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研究会给社区治理带来新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撑。笔者认为社区治理体制模式的创新可以从研究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中获得，尤其是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切入点，以乌鲁木齐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实践为例，分析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现状和不足，探讨这些地区的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路径。     

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国家安全意涵及其重点推进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丰富社会治理的内涵,提升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社会治理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定位,演变为促进社会和谐与活力激发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提升为国家安全的基层基础。而民族地区自然、社会与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则凸显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为追求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回应社会发展内在张力构建新时代社会团结机制,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与国家安全实现紧密契合、相互融通。国家安全视域下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推进,要重视发扬富有民族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地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立体高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与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

区位表征与文化差异等使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呈现复杂态势并出现诸多棘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认真评估、考量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知识传统、治理效果、民众认同度及自组织治理资源.衍生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传统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工作影响深远.因此,重拾已被放逐和边缘化的知识传统,培育以民众主动参与为核心的自组织治理能力及法治保障机制,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科学化水平.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系统审视与建构路径 ——以云南省洱源县郑家庄为考察中心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推进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既是促进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基本着力点，也是落实民族工作“重在基层”的重要体现。本文通过对郑家庄典型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系统建构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相结合、相融通，见微知著，研究和探讨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普遍规律，在共同体叙事中探寻我国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理与框架体系。郑家庄通过系统推进“居住互嵌、组织互嵌、经济互嵌、文化互嵌与心理互嵌”，探索建构民族互嵌式社区生活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与情感共同体，为多民族社区实现“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提供了实践样本。     

上海 :不断提升民族工作的法治化建设水平简

以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是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手段。上海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民族工作，按照中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上海各级民族事务部门主动适应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民族事务依法管理水平，确保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在全社会营造“三个离不开”与”两个共同”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城市民族工作的法治化建设水平。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策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对社会治理作出的全新谋划。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治理既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共同意愿与利益诉求。要实现这种内在的统一,就需要发动社会力量,让公众参与到多维建构的实践当中,通过全维视野的战略布局与多维构建的实践来共同生成。民族地区的治理模式创新采用的手段应该主要是调试、优化、改革与民族地区发展这一主题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最终要满足民族地区的社会需求。首先,通过完善现代自治下的法治化治理,将自治和法治相融合,在依法治理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发挥自治制度的功能和优势;其次,在社会组织进行引导和管理的同时,改变之前社会组织设立门槛高,手续繁的问题,重视对其培育和扶持。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形成良性协同互建。最后,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在对传统的治理技术进行创新完善的同时,需充分认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利用好科技创新取得的技术突破。通过信息技术,建立网上数据信息平台,交流平台等现代化的联动共治平台。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探讨

民族地区已初步建成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但是生态环境监察执法体系不完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仍存在诸多问题。完善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举措是：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生态环境效益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公益诉讼制度，强化生态环境治理督察制度。     

民族地区大数据技术发展与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研究

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境，承担着“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公共卫生治理双重职责，这对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本文基于TOE框架，以民族地区47个地级市政府为研究案例，分析大数据技术、政府注意力分配、制度环境等前因条件的联动效应，探讨民族地区政府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绩效的路径。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方法，探索性地识别出三种推动民族地区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提升的驱动模式，即“环境为主+技术辅助”“组织+环境”和“组织与环境为主+技术辅助”的驱动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大数据技术和舆论环境在推动高水平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上发挥着普适性作用；(2)技术、组织和环境各要素的有效组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民族地区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建议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特点和资源禀赋，选择适合的路径和有针对性的措施，提升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视域下的援藏政策：逻辑构成 实践路径及社会效果

从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的视角回顾援藏政策的逻辑构成、实践路径和社会效果，对民族工作的“守正创新”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援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西藏地区率先实施的宏观性民族政策，体现了中华民族“起源-自在-自觉-自强”的历史逻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的现实逻辑和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团结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逻辑。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援藏政策经历了主体、形式、内容等层面的变迁和完善，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以民生为落脚点，以经济援藏、教育援藏和法律援藏为主要特征的实施路径，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了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文化基础、法制基础和社会基础。鉴于援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耦合性，研究发现援藏政策在政治整合、经济互惠、文化接触、法治规范和情感认同等功能的作用下推动了西藏地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现代化社会动员：特征、挑战与策略

社会动员是有效推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是实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方法。民族地区的基层社会动员在动员政策、动员效能、动员融入度、动员接点以及动员目标等方面有其自身特殊性。基层社会动员掣肘于民族动员政策衔接机制不健全、民族自治区域基层社会动员组织结构脱嵌、民族地区社会动员工具选择单一,以及动员治理场域环境排斥等问题。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亟需建立以提高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效能为目标导向的优化机制。首先,通过深入跟进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实践对接机制,及时防范边缘性、规模性返贫,建立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动员举措相匹配的精准有效衔接机制;其次,强化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主体权威性,积极提高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客体主体性,构建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的社会动员生态关系格局;再次,坚持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方式的灵活性与动员载体的多样性,提升民族地区现代化基层社会动员能力;最后,坚持民族地区以人民为中心的巩固脱贫成果理念,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特征的巩固脱贫成果社会动员规模效应。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管理的创新实践与优化路径——以百色市“农事村办”为例

在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环境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背景下,解决基层管理与服务中“主体缺位”和“管理真空”问题是理论和实践议题。基于百色市“农事村办”的创新实践,探讨无缝隙组织结构、村社化服务和网络型运行机制的基层政府管理创新进路和成效,从现实困境可见客观环境、服务授权等内外部影响因素对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需从组织结构、管理主体、管理制度等方面推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试论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

现代化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趋势，数字赋能公益慈善事业，能有效化解弱势群体急难愁盼问题，使商业行为和企业家更多地担负起公益责任，使民间公益有效融入社会治理，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欠发达民族地区公益慈善事业现代化有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来稳定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广东实践

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地方政府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从理论层面分析,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着丰富的内涵,其涵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属性特征、前提条件和关键变量;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体建设有相互契合的逻辑,其包含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十二个必须”等重要论述;在新时代构筑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现实依托。从地方实践层面分析,广东民族工作通过创新党建引领的体制机制,破解基层民族聚居社区治理难题;通过各类培根铸魂的育人工程,开展少数民族班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改进多民族聚居社区互嵌格局,激发老街区新活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为载体,在文化创意方面搭建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平台;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国际实践,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有益经验移植到国际化社区治理工作。上述创新模式与方法,从不同维度、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论我国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的构建

由国家民委主持编制的《民族法制体系建设“十二五”规划》明确将依法管理民族事务作为我国民族法制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对于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完善民族法制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形势下,健全民族事务管理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实施立法后评估制度,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建立民族纠纷和涉及民族方面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应对机制,强化监督检查和问责制度是推进我国民族事务管理法治化的有力措施.     

社会治理新模式：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无讼村屯治理模式是在无讼文化回归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重治理政策合力作用下产生。少数民族无讼村屯将无讼文化、基层治理、民族团结这三个分别具有传统属性、现代属性、民族属性的概念有机结合,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靠尝试。融合少数民族元素从主体、布局、方略、考核以及激励机制等方面,探究极具文化特色无讼民族村屯的建设实践,挖掘无讼民族村屯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剖析阻碍无讼民族村屯实现社会价值的根本原因,明晰无讼民族村屯建设中主体定位偏差、纠纷解决机制局限性以及“三治”元素缺失的建设生态。针对其建设生态,直面少数民族乡村基层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建设者宜构筑一核多元、调解高效、“三治”元素与民族元素相融合的少数民族无讼村屯治理模式,以真正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多重政策要求,从而有力推动少数民族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基层立法联系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向——以三江县基层立法联系点为个案分析

基层立法联系点已经成为新时代人民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成为彰显新时代中国民主话语的重要话题。工作流程反映少数民族群众心声、独特属性赋能中华民族团结进步、组织架构代表少数民族地区利益,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这三点延伸属性将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予以勾勒。少数民族地区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和关键阵地。通过对作为国家级立法联系点中唯一一个位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三江县基层立法联系点进行考察,发现其对于促进毗邻地区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共融、实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时代价值。民族地区基层立法联系点在今后的运行过程中,应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重要工作方向,始终协调“五对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五大主体作用”、大力拓展“两条征集渠道”,不断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新典范,以此来使基层立法联系点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价值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