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

通过就业行业对性别工资差异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Appleton分解法实证分析农民工行业分布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业隔离,相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女性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薪行业工作;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既包括行业间所产生的差异,也包括行业内所产生的差异,其中主要是由行业内男女不同酬和行业间进入时性别歧视引起,行业隔离所产生的性别工资差异能解释总差异的23.2%.     

城镇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基于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经典劳动供给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针对经典劳动供给模型的缺陷,增加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变量来改进该模型,在改进模型中,发现了拐点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基本规律.在实证部分利用门槛模型的方法对武汉市农民工的供给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存在拐点.在拐点工资水平下,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成反比关系.最后从加大对农民工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为农民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等几个方面来为促进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低工资水平下城市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模型

文章通过构建可变必需支出约束下的农民工劳动供给模型,对经典的劳动供给理论进行了修正,并利用浙江省温州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文章指出,由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受到必需支出的约束,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将在低工资水平处出现一个拐点,在拐点工资率以下,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率之间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当工资率下降时,农民工将适当地压缩必需支出,增加劳动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当工资率上升时,农民工将适当地提高必需支出,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时间。另外,非劳动收入、可支配的时间总量、物价水平等外生变量也将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     

“双重迁移”女性的就业决策和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的家庭化迁移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趋势。家庭化迁移和城乡迁移同时发生的"双重迁移"对农民工家庭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家庭中的女性"双重迁移"引发不同以往的就业决策,并改变了农民工家庭的生活状态。文章在新家庭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实证分析"双重迁移"中各类因素对女性就业选择和工资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化迁移会减少女性居家就业和外出就业概率,降低女性就业水平。分析表明学前教育、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能够提高流动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而在职培训和教育水平在提高女性农民工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流意愿、迁移成本与农民工汇款——一个区间回归模型分析

利用《广东省企业用工情况调查》数据和区间回归模型,文章考察了中国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影响因素及汇款动机。结果表明：迁移目标是农民工汇款量的核心决定因素,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要明显高于没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工资、当地工作时间和当地生活成本是影响农民工汇款的关键因素,工资越高,当地工作时间越久,农民工汇款量越高,但随着当地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工汇款量受到较大的削弱;社会保险尚未成为农民工汇款决策的考虑因素,外出务工距离对有回流意愿农民工的汇款行为有一定影响。     

雇佣条件、企业类型与劳动力短缺——来自广东省用工企业的调查

文章使用2012年广东省用工企业调查数据,在Fraction Logit模型的基础上,区分普工短缺和技工短缺,尝试从劳动力需求视角分析劳动力短缺的成因。结果显示,雇佣条件与劳动力短缺显著负相关,雇佣条件越好,企业劳动力短缺发生率越低;不同类型企业的劳动力短缺程度存在差异。制造业面临的普工和技工短缺比服务业严重,劳动密集型企业比资本密集型企业面临更严重的普工短缺,但技工短缺程度相对较低;新生代农民工比例高的企业普工和技工短缺问题更加突出。作者认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实现流动人口的永久性迁移等多措并举,才能解决企业用工短缺问题。     

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基于浙江904个农民工的计量分析

利用浙江省904个农民工数据样本,本文试图从婚姻满意度和夫妻感情两个维度考察农民工外出务工对其婚姻关系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务工经历对婚姻关系具有显著影响,男性对婚姻关系的评价要高于女性;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如月收入、每日工作时间及个人特征如健康状况、心理状况对婚姻关系也具有显著影响;结婚年数与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具有非线性关系.     

人力资本积累、搜寻渠道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区间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广东企业用工调查数据,利用区间回归模型,检验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工作搜寻渠道、社会保险等对于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政府、市场中介的搜寻行为都无助于提升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参加社会保险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要明显高于未参保农民工,而工作生活满意度的高低对农民工工资也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近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2007、2013年数据,分析2007～2013年中国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2013年在受雇农民工工作获得途径上,依赖“强关系”获得工作的占50.82％,较2007年降低了13.8个百分点;在自雇农民工经营前的投资借贷上,90％左右进行了投资,30％左右进行了借贷,民间借贷是借贷的主要方式,但较2007年降低了20.53个百分点.其次,从就业身份、职业、行业、单位性质等结构来看,2013年自雇的比例接近30％,且较2007年上升了7.25个百分点;农民工就业职业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户和生产运输人员;就业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居民服务修理业;就业单位主要以个体和私营企业为主.在就业收入结构上,年收入在3万元及以上的比例显著增加了42.65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农民工工资增长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0年和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构建工资决定方程的基础上,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对农民工工资增长因素进行分解,探讨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作用的大小并进行区域比较。结果表明:包含劳动力短缺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贡献率达15%,但农民工人力资本及其就业结构的变化对其工资增长的作用较小。农民工工资增长原因也存在着区域差异,不同经济带所面临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以及人力资本的变化大小存在着较大差异。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城市农民工歧视问题研究

采用中国住户调查数据和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差异,并使用Oaxaca分解方法研究户籍歧视对差异的解释力度及其变动。研究表明,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就业待遇还是就业保障方面均受到歧视。2002—2006年,农民工与城市工工资差异不断缩小,户籍歧视对工资的影响也相应降低;然而,农民工与城市工的就业保障差异在逐年扩大,户籍歧视的影响效应不断上升。     

工人还是农民——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分析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从消费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的角度,使用大规模的量化数据,证实了消费对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集体消费对其工人身份认同成正比,但是私人消费水平却与农民工的工人认同成反比。研究发现：农民工的低工资、低福利是罪魁祸首。在现阶段,提高农民工工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福利,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     

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逐渐降低,而农民工工资逐渐上升,二者呈现趋同现象。文章从劳动力供求和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长大于需求,而农民工需求增长大于供给;二是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缩小。文章指出工资趋同现象并不意味着个人投资大学教育的非理性,因为大学毕业生能够比农民工获得更多的非经济收益和更好的职业发展,个人不应因工资趋同现象放弃接受大学教育。提高大学毕业生工资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努力。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与思考

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事关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农民工，是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重点人群。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达1．18亿。84．5％以上为16．40岁的生育旺盛期的育龄人口。近年来农民工中的已婚育龄妇女比例逐年上升，已接近30％。     

家庭压力与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影响

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背景下,受到现实家庭压力增加和情感互动变化的影响,农民工的婚姻关系面临较大冲击和挑战。传统的社会文化规范使婚姻暴力行为在家庭范围内合理化。婚姻暴力是家庭暴力的主要方面,是夫妻双方在婚姻互动中面临冲突和矛盾时出现的一种"婚姻危机"。本研究通过2013年12月在深圳市P区进行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发现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比例为33.14%,而实施肢体暴力的比例为12.23%,精神暴力在农民工家庭中更为常见。运用Mlogit回归分析发现工作压力会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的风险,家庭照料压力会同时增加农民工实施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的风险,经济压力对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没有显著影响。婚姻不满意会显著增加农民工实施婚姻暴力的风险且对肢体暴力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精神暴力和肢体暴力既是压力型也是情感型暴力,但对比可知精神暴力更多是压力型暴力,而肢体暴力更多是情感型暴力。进一步分析发现即使在婚姻满意度较高的情况下,随着某些家庭压力的增加,农民工也可能实施精神暴力。精神暴力具有隐密性,不易察觉,但通常对人的身心造成深层次的伤害。在家庭压力较大且婚姻不满意的情况下,肢体暴力的发生可能性显著提高,这将严重损害婚姻福利和家庭完整性。     

老年农民工的健康、 工作和社会保障状况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比较了老年农民工与其他农村老年人、 中青年农民工在健康状况、工作状况和社会保障状况.研究发现:一方面,老年农民工表现出农村老年人的某些共有特征;另一方面,老年农民工在人力资本快速贬值时,仍然艰难滞留在农民工市场中,受到中青年农民工的工作挤压.老年人和农民工的双重身份导致其健康、 工作待遇和社会保障方面都呈现出独有的特征.逐渐衰退的身体机能、 较大的工作强度和劳动保障的缺失使得老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