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户退耕受偿意愿的调查分析

运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对三峡生态屏障区内农户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进行了调查.分析表明,退耕还林的生态效益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可持续性令人担忧.1355份有效问卷中,愿意接受补偿的占74%,对未来生计的预期与土地相关性低的农户更愿意退耕.受偿意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社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性.受访者性别、耕地面积、家庭年收入、帮扶形式、是否移民对受偿意愿值具有显著影响.屏障区平均补偿意愿为1014元/(亩×a).万州、秭归、渝北的受偿意愿值高于平均水平.建立基于区域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方式,可以弥补目前均一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的不足,促进退耕还林工程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农户意愿的矿区耕地损害补偿测度研究——以庞庄、垞城、柳新煤矿开采为例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带来区域资源生态环境的破坏,尤其是矿区农户承担着较大的外部成本。论文以矿区耕地损害为研究对象,在调查农户认知和接受补偿意愿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测算基于农户意愿下的补偿额度。结果表明:①调查结果显示,69.19%的农户因煤矿开采失去一部分耕地,49.19%的农户表示耕地质量降低,95.14%的农户认为居住环境遭到破坏,93.51%的农户认为采矿破坏了耕种文化传承;②实证结果表明,庞庄、垞城、柳新煤矿周边农户每年接受最低补偿分别为34 780.80、36 506.85和35 397.60元/hm²,其中经济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12 731.10、18 982.80、11 230.95元/(hm²·a),社会保障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11 782.35、10 777.95、12 765.00元/(hm²·a),生态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7 277.10、4 282.35、7 306.05元/(hm²·a),文化传承损害受偿意愿分别为2 990.25、2 463.75和4 095.6元/(hm²·a);③对比分析发现,当前政策下矿区耕地损害补偿额度一般在9 458.70~15 764.40元/(hm²·a)之间,明显低于基于农户意愿下的补偿额度,并且56.76%的农户表示不接受一次性补偿。以上结果能够为矿区生态补偿和政策创新提供决策依据和定量参考。     

基于不同利益相关方认知的水源地生态补偿探讨——以上海市水源地和用水区居民问卷调查为例

采用实地问卷调查和条件价值法评估上海市饮用水源保护的利益相关方认知,探讨黄浦江上游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水源保护相关政策认知比例普遍较低,水源地部分居民福利受到一定影响,对政府补偿政策的期望较为一致,用水区多数居民愿意分担部分水源保护的责任和义务;水源地WTA和用水区WTP分别为1526元/(月•户)和306元/(月•户),相应未来5年的总受偿意愿和总支付意愿为759.48×10⁸元和465.08×10⁸元;生态补偿方案的合理设计以及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良好沟通是解决水源地环境冲突的关键。     

围填海造地环境成本评估:以胶州湾为例

海岸带环境资源由于其稀缺和有用性,是有价值的.围填海造地,使海岸带环境向经济过程提供某些服务功能减退,表现为价值损失或环境成本.本文以胶州湾海域为例,以意愿调查法评估胶州湾围填海造地的环境成本,运用Tobit模型估算居民对于围填海造地的环境功能退化进行恢复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得出胶州湾围填海造地的环境成本为56元/m...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稻改旱工程多层次补偿标准

为探讨稻改旱工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出发,基于外部性理论构建生态补偿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并以参与稻改旱工程的河北省赤城县为例,提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稻改旱工程多层次的补偿标准.生态补偿标准经济学模型的构建主要运用经济学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均衡条件的讨论,同时考虑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确定稻改旱工程补偿的最低标准、最高标准和参考标准.结果表明:稻改旱工程补偿的最低标准应为上游农民减少的种植收入,最高标准应为下游居民获得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参考标准为当地居民的受偿意愿.稻改旱工程实施后,区域淡水供给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年增加量分别为2 194.35×104和0.38×104 元,同时造成当地居民年种植收入损失845.95×104 元,70%以上当地居民受偿意愿高于7 500元/hm2.多层次生态补偿标准核算结果显示,赤城县稻改旱工程补偿的最低标准为3 965.40元/hm2,最高标准为10 287.75元/hm2,工程实施的参考标准为9 760.50元/hm2.该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稻改旱工程生态补偿机制,调控区域生态-经济间的流量关系,促进稻改旱工程上下游地区的协调发展.      

流域生态补偿意愿的WTP与WTA差异性研究: 基于辽河中游地区居民的CVM调查

如何揭示利益相关者生态补偿的真实意愿不但是生态系统服务支付研究的难点问题,也是政府及管理部门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关键问题。为此,论文通过对辽河流域中游地区的7个主要城市进行实地调研,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利用同一受访者同时测量其支付意愿值(WTP)和受偿意愿值(WTA)的技术手段来检验其真实补偿意愿,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地区居民保护流域生态环境和水资源的WTP为59.39元／(人·a),WTA为248.56／(人·a);同时,针对同一受访者给出的WTP与WTA之间的较大差异性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其呈现不对称性的主要原因是受访者的收入水平和年龄。最后,在对研究结果进行差异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辽河流域生态补偿意愿差异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甘肃省迭部县居民森林生态环境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公众的生态环境认知水平及支付意愿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根据甘肃省迭部县居民的291份有效调查问卷,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森林生态环境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居民对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的认知、对生态环境补偿的认知、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预期收益、居民个人资金技术因素、外部环境因素与居民森林生态环境支付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影响显著,其中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外部环境因素,标准相关系数为0.830,解释效果良好,影响程度最小的是资金技术因素,相关系数仅为0.283.②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居民的森林生态环境支付意愿主要受对森林生态环境认知程度的影响,女性更容易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在森林生态环境服务价值认知、资金技术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方面存在差异性.不同教育程度居民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森林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的认知和对森林生态环境补偿的认知上.③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对生态环境服务价值认知、预期收益等有显著影响,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研究显示,对森林生态环境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反映了环境支付意愿的普适性问题,研究结果可为生态资源和环境管理等提供参考.      

基于农户意愿的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模式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脆弱生态区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农户的受偿意愿和家庭生计。论文以鄱阳湖区为例,采用实地问卷调查方法获取农户受偿意愿数据,然后通过Logistic方法建立了农户受偿意愿与单位耕地产值之间的关系。根据目前生态补偿措施实施效果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基于农户意愿的分别以耕地、 劳动力转移和生产结构调整为主要补偿对象的三种典型生态补偿模式。利用回归分析和年龄移算法,对湖区未来20 a三种生态补偿模式下的退田还湖生态补偿总额变化过程进行详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结构调整补偿模式较其他两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不仅为高效利用国家补偿资金提供了有效途径,还能充分发挥当地政府的积极性,为农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及价值评估——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采用条件价值法,通过调查居民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付意愿,研究了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受访者对保护城市生态系统以维护生物多样性的支付意愿较高;在温江区受访者的年平均支付意愿为82.1元,得到维护温江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331.6万元;在成都市受访者的平年均支付意愿为75.9元,得到温江区城市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年均价值为9.1895亿元.影响受访者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受访者的居住地、年收入、对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     

生态公益林价值核算研究

论文采用成本法、意愿调查法、森林环境效果评价法及木材需求曲线修正法等方法对井冈山林区生态公益林价值进行核算,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经计算,成本法(社会贴现率以10%计算)、意愿调查法、森林环境效果评价法及木材需求曲线修正法的计算结果比例为0.4592∶0.2185∶1.7106∶1。分析认为,以木材需求曲线修正法得出的每年森林资源价值平均为1302元hm²较为合理可作为区域内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值成本法计算的年成本值597.9元hm²可作为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最低限值意愿调查法计算的每年支付意愿值284.5元hm²可作为当地受益群众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费用。     

基于恢复能力与影响周期的围海养殖工程生态损害特征及补偿标准——以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养殖区为例

以宁波市象山县水湖涂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服务价值损害评估指标体系,分析了围海养殖区的生态损害特征,并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研究了围海养殖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和资源恢复周期。结果显示：（1）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造成的生态损害总价值为318.90万元/a,单位面积损害价值为3.20万元/hm²·a。生态损害主要以生态服务型为主,占总量比例为53.54%。（2）生物资源型损害类别中,潮间带生物损害价值最大,为59.71万元,其次为紫菜养殖和鱼卵、仔鱼,二者损害价值量相当,占总量比例均为13.55%,底栖生物和游泳生物价值损失则均较小。（3）生态服务型损害类别中,一级类别主要以调节服务价值为主,占总量比例为32.56%。二级损害类别中,废弃物处理损害价值最大,为71.77万元,休闲娱乐损害价值也较大,占总量比例为12.80%,其他类型则价值损失较小。（4）名优水产围海养殖工程基于海域自我恢复能力的生态补偿标准为280.90万元/a,单位面积补偿价值为2.82万元/hm²·a,对比生态损害价值确定的补偿标准,总量减少11.92%。项目施工结束后,近岸滩涂恢复速度为4.6320 hm²/a,约13年后新围大堤附近滩涂将恢复到围海前的基线水平。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的水环境效益评估

基于2000~2019年浙江和安徽2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定量分析新安江3轮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政策对其水环境效益的总体性和结构性影响结果表明:政策效果在时间上存在异质性。第1、2轮政策试点显著的提升了新安江流域整体的水环境,但第3轮试点对上游水环境的影响是负的。政策效果在空间上存在异质性。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使下游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平均提高了0.068亿元,但使上游生物多样性价值平均降低了0.015亿元。政策效果在结构上存在异质性。通过对水环境效益的结构性分解,发现横向生态补偿政策使新安江流域的水质净化能力价值平均提高了31.874亿元,但使其产品供给价值平均下降了13.402亿元。政策效果存在预期效益。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政策效果在政策正式实施前2年已经出现。     

南方高位池养殖生态环境影响及对策

文章综合理论分析和现场调查结果,分别从污染排放情况、对近岸海域水质、水生生物、地下水、土壤、景观和海防林的影响等几方面阐述高位池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结合产业特点,提出了高位池养殖科学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合理对策。     

基于生态足迹的三峡库区重庆段后续发展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

生态足迹思想被引入我国后,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关理论,可以量化生态补偿标准.本文以重庆三峡库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基于"省公顷"的模型改进方法修正模型,计算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得到其空间分异特征,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构建基于生态足迹的三峡库区后续发展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计算各个区县的生态补偿标准,与其他大型库区的生态补偿结果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在2010—2016年,重庆三峡库区的平均生态足迹为34586160.120 hm~2,平均生态承载力为6664208.176 hm~2,通过对重庆段的所有区县进行生态安全判断,发现全部都是处于不安全状态,需要进行生态补偿.整体上,生态补偿需补偿约54.92亿元.而人均补偿额度小于100元的有大渡口区、奉节县、石柱县、巫山县、巫溪县、云阳县和忠县7个区县,在100～200元有长寿区、丰都县、开州区和武隆区4个区县,在200～300元的有巴南区和北碚区2个区县,在300～400元的有万州区、江北区、江津区、涪陵区和南岸区5个区县,大于400元的有沙坪坝区、渝中区、渝北区和九龙坡区4个区县.随着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改变,生态补偿额度也会相应的增加.     

关于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问题的探讨

上海市浦东新区是国家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试点之一。探讨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已迫眉睫。文章首先分析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背景。然后提出了有关的收费政策，最后简要简明了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若于建议。生态环境补偿费是涉及非非常广的新课题，已引起许多国家和组织一重关注，对实行生态环境补偿收费的可行性，建立收费标准体系，形成一套管理办法等，都需要进行研究，探索，完善，同时也需加强宣传，解释，使公众较快地理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五马河流域为例

五马河作为赤水河的支流,为下游酒企提供水源,该流域具备实现市场化生态补偿的条件.通过CLUE-S模拟该流域现有及未来到2030年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两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覆被情况,进而依据InVEST模型对该地区的产水量、氮磷元素消减量和泥沙持留量三种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评估,最终求得该地区当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为4.1825亿元,在未来两种情景下的价值总量分别为4.1759亿元和4.1622亿元.同时,通过对当地居民及酒企进行生态补偿意愿的调查,得到符合各利益相关方意愿的生态补偿额度最高为2.74亿元/a,而使用发展机会成本法求得该流域发展权损失为1.78亿元/a.结合上述结果,确定了五马河流域市场化生态补偿标准的合理区间,并以该区间以及SWOT分析为基础,设计了五马河市场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Assessing the high impacts of land use chang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 model in a mountainous area,China

Most impacts on ecosystem services (ESs) are related to land use changes that may cause ecosystem fragmentation and loss of ecosystem functions. Spatial planning focused on sustainable landscape development should consider the local potential for providing ESs as well a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due to land use changes. To better address the issues that are related to ecological and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coul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by internalizing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and adjusting for the relationships with stakeholders’ benefits.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s and calculating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pay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s) from 1995 to 2010 in the upstream of Min River, China. In terms of lacunarity analysis, we firstly explor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land uses in these two periods that occurred at differ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 scales. We also observed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lacunarity values and the different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land uses. We then investigated changes in ESs in response to land use change through the assignment of per unit area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ESV) method. The total value of ESs dropped from 449.97 billion yuan in 1995 to 441.35 billion yuan in 2010, exhibiting decreasing rate, mainly due to the degradation of woodlands. Soil formation and retention, gas regulation,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were the three largest ESs, contributing about 50% of the total ESV. Considering the changed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ESV based on spatial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 we finally constructed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model for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taking a village as study unit and determined standard value so as to evaluat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rom 1995 to 2010. Spatial differences of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were significant among all the villages and towns. The maximum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ccount (ranged from 1.68 to 8.54 billion yuan) appeared in the villages approximated to Li County, Heishui County, and Songpan County, Sichua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roposed framework provid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atial characteristic scales of land uses and enables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ntegrity of landscapes. It also fills up the gap in the field of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nd provides a feasible way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s among benefits in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sectors.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保盾的经济激励措施。其中,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论文以武汉市民的调查为实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应用选择实验法模拟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及其交易市场,测算出武汉市民对不同耕地保护属性水平的偏好及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变化差异,从而间接得出市民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额度。研究结果表明:对保护耕地资源而言,市民更关注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并愿意为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支付154元;众多属性组合中,市民愿意支付的最佳组合为方案7,即耕地面积属性保持不变、耕地质量与肥力属性改善、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改善的组合方案,其支付意愿为每年247元。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差异化,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确定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于建设项目生态补偿的思考

作为一种解决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重要经济手段,生态补偿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建设项目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个重要领域,但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理论和实践研究均相对较少。结合实际案例研究,文章初次提出了建设项目生态补偿概念、原则及应注意的问题。最后,建议加强两方面研究,建设项目生态补偿内涵和范畴确定;建设项目生态补偿方式及标准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