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资源的法律调控动因

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是法治的重大主题,是权力资源合法化的必经之途,是抑制权力弊病所必需。权力资源对社会历史有重大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弊病:作为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资源是使许多追求它的人堕入深渊的重要原因;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权力的行使常以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乃是世界上最肆无忌惮的力量之一;对自由和权利而言,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来自权力的滥用和权力的侵害。抑制权力资源的弊病,离不开法律调控。对权力资源实行法律调控,亦完全可能。法律可成为权力来源的制度渠道,先进的法律注重寻求国家生活的稳定和进步、社会生活的和平和安宁,因而对权力往往表现出来的侵略性、扩张性具有天然的抑制作用,发达的法律制度总是经常致力于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权力和法律都是强力的象征,法律对权力资源实行调控是强强碰撞和强力之间的抑制和平衡。当然,法律对权力资源的调控作用并非没有限度。     

论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

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与立法机关表达国家意志的权力是同一范畴的东西。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是能够由设定主体直接确定相关权利与义务的权力。这种权力与行政主体的一般行政管理权存在较大差别,其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行政法关系设定权有相应的制度构设,用法律手段对这一权力加以调整。在设定权的法律调控价值上,应选择限权式价值;在设定权的法律形式上,最好能够通过一部法典将行政法关系的设定权予以规定;在设定权的主体权限上,必须以实体权限的规定为核心,形式要件以实体要件为转移;在设定权的程序规则上,必须有程序上的保障机制。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刑法化及其成因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是一种以刑法为核心的典型的公法文化。古代传统法律制度的形式体现为非常典型的刑法化。中国传统法律理念与历代国家权力至上的专制主义集权意识对这种现象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论公证权的基本属性

在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法律制度中,公证员都具有国家公职人员和自由职业的双重属性。关于公证权的性质界定,在法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都认为它是一种国家权力,是国家在对当事人所涉及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进行证明,以此来证明其真实性、合法性。由此得出了公证权是国家授权的理论。很多教材、专著和论文都认为公证权是一种国家权力或是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将该项权力授予公证人来行使,从而使得公证证明具有不同于一般民间私证     

权力要忠实于人民

建立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够服从和忠实于人民的意愿，就要改变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管的软弱乏力现象，推进有利于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的制度改革及创新，包括建立人民群众对不称职者的弹劾罢免机制，鼓励和保障人民群众对权力者的公开批评，以法律形式保障舆论对权力进行监督，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和质量，开辟更多的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力的“直通车”。     

自然资源物权配置初探

对于自然资源,需要在利用与保护之间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并以法律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通过自然资源物权配置,把以对资源的用益为目的的各种物权形态,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方式投入市场,最大限度实现国家所有权利益。同时,规范行政主管机关职责,完善行政管理的程序法律规范,将公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相分离,使行政机关的宏观管理职能与自身部门利益相脱钩。     

财政权之法理探究

财政权在主体上与宪法主体相耦合,其行使是一种宪法权力行为,在实现程度上是对宪法财政调整机制有效性的一种测量,因此,财政权的形式表征是宪政法律秩序。财政权的内容实质既表现为宪法层面的契约性经济权力,也表现为行政法层面的行政性经济权力,还表现为经济法层面的调控性经济权力。财政权具有经济人权根源,国家对财政权的行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履行保障经济人权的宪法义务。财政权的真正主体应是全体人民,所以,经济人权是财政权的权源。     

对《行政许可法》关于构建有限政府理念的思考

已实施的国家《行政许可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政府与市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确立了构建有限政府、保障合法权利、依法民主行政的新理念。对这一理念可从两个角度进行诠释:其一,用法律制约权力,该法从限定行政许可事项范围、控制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等四个方面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其二,以权利制约权力,该法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陈述、申辩、救济、听证等诸多权利,还有保障以上权利得以实现的权利,从而实现制约政府权力、构建有限政府的目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法律性质探析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国家通过出让合同来规范和调控土地市场,落实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以实现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出让合同受行政法律的规范和制约。在承认出让方行政优益权的同时,要对其权力加以限制。鉴于我国行政合同制度尚未完善,为保证出让合同目的的实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允许当事人根据合同纠纷的具体内容,灵活选择适用行政复议、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     

刑事抗诉运行机制实证分析

刑事抗诉具有实现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实现被害人权利救济、实现诉讼经济效益三重价值功能，刑事抗诉的价值追求就是把三重价值功能有效地发挥出来。应以制约权力、保障人权为基点，以实现刑事抗诉价值为目标，完善我国的刑事抗诉制度。     

论检察机关对国家经济监管权的监督

随着“市场失灵”的出现,各国均积极履行经济监管职能,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然而,国家经济监管权同样存在着怠行与滥用的问题,无法彰显市场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在“议行合一”的政治架构下,法律监督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外部权力,应肩担防范国家经济监管权异化的重任。这是市场秩序的需要,也是分权制衡的依归,更是检察制度历史演进的使然。检察监督的路径就是加强抽象监管行为的监督,防止监管法规命令腐败,并以检察建议权、行政公诉分别监督具体监管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最后,以职务犯罪侦查权监督监管人员的职务行为。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论地方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及其法制化

权力清单本质上是对行政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权能的细化、整合和集中,它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权的范围并将政府权力置于阳光下,具有控制和规范行政权的作用和价值。在当下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推行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主动、不积极,权力清单的内容不完整、不客观以及不合法等问题。必须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予以法制化,这是稳步推进权力清单制度顺利推行的需要,是确保权力清单内容合法性的需要,也是保证权力清单内容得以顺利实现的需要。要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权力清单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并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权力清单的内容及其制定程序予以法制化。     

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对预算草案的审批权和修正权

我国现行人民代表大会预算草案审批权所存在的问题莫过于审批权对行政部门的实际约束力较低,无法起到限制和监督权力的作用,对此,应致力于预算程序、实体、效力三方面的完善。同时,我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草案修正权的法律规定也处于缺位状态,鉴于此,应致力于明确修正权权能和修正权行使方式两个方面进行构建。     

关于检察权司法职能的再思考

我国检察权的本质属性是法律监督性.这种本质属性是通过我国检察机关的一般性质、工作内容以及工作方式表现出来的.而从检察权概念的学术争议与检察权的司法属性来看,检察权应承载司法职能.本文在提倡检察机关应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活动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了导致检察权司法职能弱化和行政化倾向的主要原因.认为只有正确理解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检察权的司法功能,才能实现检察权参与社会管理.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

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私法诉讼与行政规制两种主要路径,私法诉讼多以侵权之诉的形式展开。由于个人信息处理者与信息主体的地位失衡,信息主体举证困难,维权难度高;由于损害难以界定,诉讼存在成本与收益不均衡的激励困境;同时,个别性的诉讼也难以有效回应系统性的社会风险。行政规制路径以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作为法权基础,在专业性、信息充分程度、治理效率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应当更妥善地处理两种路径的协调。未来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规制路径需要进一步明确规制体制,充分运用行政处罚、自我规制、内部管理型规制、第三方规制等多元化的规制机制。     

刑事简易程序审判中检察制度的完善

人民检察院对简易程序的监督作为对刑事审判监督的一部分,因简易程序的特殊性而具有其特殊的实践意义.但是现行法律对简易程序中检察制度的规定还不完善,应当改革.一是要将其对简易程序的启动决定权改为建议权;二是检察机关在简易程序中也不能进行全部案卷移送,而要遵守《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三是检察机关应当参加简易程序案件审判的出庭;四是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的程序变更权.     

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

紧急行政权是应对紧急状态的必须的权力;不同宪政体制下紧急行政权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紧急行政权的设置与行使应当而且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规制紧急行政权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同时要注意各种价值的平衡。     

我国财政权限配置的不足与改进

我国财政权限的配置还存在一些不足.我国未来财政权限的配置在总体上应该采取非对称型模式,即将财政收益权在各级政府间进行适当划分,并偏向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保持足够的财力;在对财政收益权进行划分的同时,对财政立法权则应基本保持集中,由中央政府享有主要的权力;进一步协调财政(税收)征收权在两套征管机关之间的行使;赋予各级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政预算权.     

管制行业反垄断执法权配置分析——以管制度为视角

管制行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反垄断执法问题,其执法权配置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但从管制度的角度看,这一执法权配置应是从行业管制机构向反垄断专门执法机关逐步移转的过程,这也是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立法与实践的发展趋向,因此,我国相关立法也应作相应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