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代际权力关系与领域构建——西双版纳傣族园案例

论文以西双版纳傣族园的旅游商业化“家空间”为分析样本,基于亲代和子代双重视角,构建家庭微观领域政治的分析框架,意在揭示代际权力关系和领域构建机制。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家空间”是整合多代家庭、促进代际资源交换和权力平衡的协商空间：① 第一代经营者在旅游经营中积累了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掌握着家庭决策权和家务分工权,通过主导空间设置、强化空间排他性、分配家务劳动等领域行为,实现领域构建;② 第二代经营者通过接受教育和外出务工,提高劳动技能,在家庭经营中凸显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了家庭自主权,并通过居住空间区隔化、私人生活独立化、家庭经营自主化等空间“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策略,重塑领域格局。该研究为理解适度旅游商业化“家空间”的“权力—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也是对领域化理论的补充,并为平衡代际权力关系、促进代际团结、推动乡村旅游小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启示。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从业者的旅游历史街区商业空间发展特征及机理——扬州“双东”案例

旅游商业化是历史街区复兴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空间视角,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是以从业群体为日常运作核心,兼及居民、游客、恩庇者（管理者）等地域主体在内的空间生产过程。旅游历史街区演化是以“空间实践”为中心环节的社会建构,其发展状态是不同主体、不同层次的空间生产相互博弈的总体涌现。依托扬州“双东”案例,运用田野调查、统计检验、对应分析、模糊数学、逻辑回归等方法,以从业者空间生产为脉络,剖析旅游商业发展机理的杂合性与矛盾性,指出商业空间状态潜伏着不对称的利益博弈和不均衡的发展效应。“双东”旅游商业开发对城市中低产阶层自主就业有较强吸附效应,使之成为商业发展的主要依托。从业群体大致分化为乐观型、寓居型、保守型,分别对应于积极评价—业务扩张、温和评价—业务维持、消极评价—业务收缩生产机理,对“双东”空间演化具有不同的响应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分析了主体、实践、环境特质对不同类型从业个体的影响特征以及对从业群体的总体影响,认为恩庇是统摄“好恶效应”、操控利益格局的多解方案。旅游历史街区商业发展利弊兼具、相因相生,统一于历史街区的自我演替过程。     

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失效过程分析及影响机制研究——以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哈尼娃”为例

包括公共艺术在内的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艺术乡建”),旨在通过乡村新文化景观的再造和空间重构,传达对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理想愿望。然而在艺术乡建的热潮之下,现有研究较少关注艺术乡建的失效案例,缺乏对消极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制的探讨。论文以一个以雕塑视觉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云南省元阳阿者科村的公共艺术项目“哈尼娃”,一个构建与外部公共空间相协调的公共艺术场景为例,通过对起始、运营及后运营3个阶段的历时性过程分析,总结了公共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失效机制。研究认为：艺术话语构建而成的“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价值错位,依赖于艺术家的单向培育,难以短期内形成乡建的“共同体”和持久的社会效应。权力主体、参与的行为主体及受众群体的波动和变化,都将对艺术实践的价值目标转化造成负面影响。在不同发展程度的乡村中,艺术乡建在面临着可操作性问题之外,更在根本上遭遇社会结构性问题,单一的艺术实践缺乏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对失效影响因素和过程的讨论,是对艺术乡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重要环节,有助于启发未来的具体实践。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案例

受人文地理“情感转向”思潮的影响,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开始关注情感对空间的构建作用,情感空间的营造与城市空间的治理存在一定的耦合关联。本文以广州市区的宣传类户外广告为例,援引情感地理与空间治理的相关理论,采用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宣传类户外广告在营造情感氛围过程中与城市空间的内在关联,进而讨论情感氛围与城市空间治理的联系。研究发现,户外广告尤其是宣传类户外广告通过视觉表征生产情感空间,由身体-街区-城市三个尺度构成情感化的公共空间,置身城市公共空间的个体在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话语作用下重构对城市空间的想象,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等情感,并通过视觉、情感等非表征形式使居民在自我审视中加深群体文化认同,使空间治理内化。研究将情感地理的研究放置在城市这一中观尺度,通过广州市区宣传类户外广告的讨论丰富了情感地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对拓展情感地理研究的尺度与视角进行了有益探索。     

微观尺度下毒品犯罪时空分布及成因分析——以SZ市NH、DM街道为例

毒品犯罪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犯罪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专业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已有文献对毒品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由于数据的局限性,较少从微观尺度对毒品犯罪热点的时空分布进行研究。论文以SZ市NH、DM街道内社区为例,基于毒品犯罪案件数据,利用探索性数据分析和时空扫描识别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结合用地类型、动态人流量等数据定量分析毒品犯罪案件的时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如下：① 毒品犯罪主要分布在商业发达地区和城中村地区,且城中村的毒品犯罪时空热点分布的起始时间较商业发达地区更早,影响范围也更大;② 毒品犯罪在不同用地类型分布是不均匀的,其中“住宿旅游娱乐”“商业百货批发零售”“餐饮经营服务品牌”3类用地类型与毒品犯罪具有高度相关性;③ 人流量高热区的面积占比与毒品犯罪的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高热区面积占比大于5%或为0时,能够抑制毒品犯罪的发生;高热区面积占比在0~5%之间,能够促进毒品犯罪的发生。     

基于居民通勤行为的私家车对居住空间影响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私家车的出现改变了交通结构,增强了空间可达性,从而影响居住空间的格局和规模。以大连市为例,基于居住-就业之间的通勤行为研究私家车对居住空间扩展的作用,通过居民的社会属性、通勤行为和心理偏好等信息,利用GIS技术进行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购车情况与居住-就业空间分布情况有一定的相关性。由于城市扩展区居住-就业的不均衡性,通勤不便是城市边缘区居民的主要问题,私家车增强了通勤的便利性,在距城市中心5km以外,私家车随居住空间的扩展而增多,并通过循环与累计效应使城市的整体规模扩大。同时,通过计量模型计算,在1990~2004年,影响居住空间扩展的诸多因子中,私家车的贡献率平均达到2.14%。     

“地方”理论在中国的演化与发展评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全球化、环境威胁、地方消融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地方”理论为解决城市空间意义丧失和人们心灵失落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研究意义。该文以中国知网(CNKI)检索到的“地方”理论相关的285篇论文为基础,对“地方”及其衍生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国内“地方”理论研究的演化和发展进程,将其分为“概念引入期”“观念分化期”“理论发展期”和“研究深化期”4个阶段,从各领域的发展情况、发展特性、论文发表数量特征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地方”理论主要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手段、影响因素、分析模型等方面进行综述。最后,总结“地方”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进一步加强概念的辨析和统一、研究方向的拓展和细化、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多元化、研究层次的深化等内容,并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西递古村落旅游发展中的空间转化类型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村落在旅游的外力作用下发生着一系列变化.对于这些影响,本研究尝试以空间概念为观察视角,理解和认识古村落内部空间转化现象发生的类型.通过对西递案例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前后其空间构成发生了5种类型的转化：私人空间转化为游客公共空间、私人空间转化为半公共-私密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转化为私人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转化为半公共-私密空间、社区公共空间转化为游客公共空间;而这些转化背后实际上体现了空间权属与空间功能之间的对应转换关系.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群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维持传统人文活动、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战略空间。关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和机制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旅游地理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城市群空间、旅游发展影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基本属性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发现已有研究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的边缘地带关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诠释新的功能地域空间;对旅游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空间的事实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强化旅游助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典型“空间性”研究;对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利用方式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展城乡空间利用和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研究认为,以旅游作为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科学引导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在构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应该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遵循“过程—格局—机制—效应”的研究路线,探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实践路径,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的技术路径,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Creating a Personality for Downtown":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in Milwaukee

This paper uses a case study of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in downtown Milwaukee to illustrate two key trends in contemporary urban revitalization. First, it highlights the ways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ontinues to be reconfigured in the governance of cities. Second, it considers the roles of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emphasis among urban policymakers and practitioners on delivering "cool" and "liveable" cities. I argue that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overseeing the contemporary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in many U.S. cities.     

农户行为视角下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机制及重构启示

农户行为转变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量变或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驱动力,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农户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厘清农户行为可为诠释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提供平台。本文在剖析农户行为转变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响应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农户行为转变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响应入手构建指标体系,建立模糊综合评价量化模型,并以重庆市江津区恒和村作为实证,诠释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不同农户行为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的影响程度各异,大体为生产大户>合作社农户>传统农户;不同农户行为对系统运行响应结果的作用差异明显,生产大户行为主要影响乡村生产空间的利用效率,合作社农户行为对提升生产空间系统经济效益作用明显,传统农户行为对生产空间系统环境改善的贡献作用最小。并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视角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合理引导农户技术和资本投入等建议,以实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协调与均衡发展。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theft crimes and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Haining,Zhejiang北大核心CSCD

新冠疫情的爆发会对区域内犯罪数量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否显著改变了犯罪空间分布格局,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论文选择始终采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浙江海宁市中心城区,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方法,对2018年2月—2021年7月城市盗窃犯罪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冠疫情爆发后,研究区内盗窃犯罪月均数量较疫情前降幅达53%,并持续在100~200起之间波动,而其日内分布模式却没有明显变化;(2)2020年2月—2021年7月,研究区内盗窃犯罪热点较疫情前有明显减弱、减少,且其犯罪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3)针对疫情前的12个典型犯罪热点区域,其月均犯罪数量在疫情后的降幅在52%~78%之间,其分季度的时间演变模式存在明显差异;(4)根据日常活动理论和犯罪三角理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有7类具体措施可对各区域的犯罪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理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犯罪空间演变规律和制定科学的犯罪防控策略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基于距离测度方法的犯罪活动与城市功能分布关系研究

基于面域汇总数据的犯罪地理分析不仅存在MAUP局限,还会制约理论发展。本文将基于距离测度方法的DO指数用于犯罪地理研究,在连续空间上揭示2013—2018年北京盗窃、抢夺抢劫、暴力犯罪与32类城市功能的分布关系。研究表明：① 98%的“犯罪-功能”组合呈共聚分布,单一尺度分析极易低估犯罪发生地的种类数;② 由于罪犯在中等尺度上选择收益、风险、成本适中的概率最高,“犯罪-功能”组合的共聚尺度与程度多为倒U型关系,该规律有助补足日常活动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的空间视角;③ 随着监管加强,三种犯罪与所有功能的总体共聚程度渐趋下降,暴力犯罪的共聚尺度大于“两抢一盗”;④ 较之犯罪模式理论中的单一共聚类型,共聚组合可细分成大、中、小尺度强共聚型以及弱共聚型等小类。本研究将犯罪空间形成机制简化为犯罪点与功能点的几何关系,未来需克服混淆因素干扰、功能点均质化假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