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限度——与陈金钊教授商榷

陈金钊教授倡言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对抗当下我国过于强大的政治修辞、道德修辞。该观点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论述的"法律修辞"是一个歧义性概念:把法律作为言语论辩技巧意义上的语言修辞,混淆了法律思维本身与对法律思维的表达;把法律作为论证模式、为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说服力的论证修辞,赋予了法律修辞太高的期待。法律修辞或然性推理的逻辑基础、达成主体间合意的路径以及可接受性的评价标准的特点,理论上是对经典法治的反动,实践中因为法律修辞的泛化和滥用而具有背离法治目标的倾向。因此,法律修辞只能是辅助性的法律方法。法律修辞的限度是逻辑,只有将法律修辞限制于逻辑范围,在合理(逻辑)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可接受性才有意义,过度地强调可接受性很有可能将法治导入歧途。     

法律修辞方法与司法公正实现

法律修辞学是近些年法学“知识增长”的亮点之一,法律方法论的研究也把它作为基础性学科。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律修辞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法治不可缺少的思维形式。法律语言是法律人在沟通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工具,法律修辞方法是实现司法公正的路径,尤其是把法律作为修辞,是对把政治当成法律的挑战,因而法律修辞学的研究将开拓一个实现法治的新方法。     

把法律作为修辞——认真对待法律话语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命题,既是对法律碎片化的方法校正,也是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法治时代的标志是去革命化、消除政治权威的绝对性,这就需要社会的话语系统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法律话语应该替代政治修辞的权威,所有的政治诉求都应该在法治框架内展开,法律修辞的力量应该超过其他的话语系统,从而成为最常用的思维形式.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人们把思维的重点集中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上,但离开了法治,所有的创新都不会从根本上促动中国的进步.把法律作为修辞是筹划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性措施.     

论法律解释方法的特性、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法律方法论是人们认知法律之根本,同时也是法律人构建法治社会的基石。近年,随着哲学诠释学观念的影响,法律方法或法学方法的研究日渐兴隆,引起了法律界和法学界的关切与重视。事实上,法治的成熟直接依赖于法律方法或法治方法,而法律方法论或法学方法论的缺失一直是我国法治或法学建设长期停滞不前的主因之一,要改变现状必须加强法律(解释)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因此,从法律解释方法的概念、特性、功能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法律修辞方法对构建法治意识形态的意义

法律修辞方法是指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方法,在谋篇布局的基础上,以寻找言说关键词进行说服的思维活动。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主要是"把法律作为修辞"以此进行说服,因而法治意识形态的属性比较明显。只要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把法律作为修辞",那么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法律就有了话语权。然而,由于法律修辞方法以说服、信服为目标,因而不能刚性地依据逻辑的推论,或片面地以权力进行压服。法律修辞方法所寻求的,是以形式法治为主,并附之以实质法治的方法;旨在思维的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目前进行的法治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是矫正片面的权力思维或实质主义思维的弊端,理顺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关系。在权力政治言辞过剩的情况下,倡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说服方法。这对法治意识形态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民族习惯法的关系——以藏族习惯法为个案

按照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的生命有机体理论，法学研究者应从经验事实和注重多种本土法学资源的实际效能出发，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的关系问题，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本土法学资源协调发展的个案进行分析、解释和预测，并运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充分证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藏族习惯法关系研究的实际意义和可行性，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法律修辞:展示法治思维的晴雨表

法治思维和法律修辞之间关系密切。法治思维是具有修辞色彩的法律思维,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法律修辞充体现了法治思维的价值追求,理顺了法治思维的逻辑结构,增强了法治思维的实践效果,成为法治思维基本状况的展览板。法律修辞还能从形式上促进法治思维的完善,这表现为两点,一是法律修辞能化解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矛盾,使实质法治观纳入形式法治观之中,二是法律修辞能消除非法治思维对法治思维的冲击,吸收非法治思维中的合理因素为法治思维服务。     

高师院校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和高等法学教育的转型,法学教育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有鉴于法学教育在建设法治国家中的战略地位以及法学教育自身学科特点,作为培养法律人才的高师院校的法学专业,要想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树立创新的办学理念、创新的培养目标以及创新的办学模式,以满足建设法治国家对法律人才在知识、素养和能力上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的创新

法学创新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法学的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以人为本”的语境下,中国法学创新将从法律观的转型、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两个途径展开,并将促使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早日建成。     

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的创新

法学创新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法学的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以人为本"的语境下,中国法学创新将从法律观的转型、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两个途径展开,并将促使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早日建成.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修辞方法与启示

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中的修辞不是法官故意炫耀的文学技巧,而是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寻求合理性判决的方法。以修辞作为司法判决的说理方法是法官的理性选择,修辞方法在实现司法功能时并未让法律陷入不确定性之中。法律修辞是法律人在充满价值冲突的具体案件中作出合理法律判断的重要法律方法,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蕴含着人文主义的修辞方法应当被重新记起。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研究转向——2011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司法成为法治建设的重心。这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提供并营造了珍贵的时代机遇。本年度,法律修辞学和法律语言学受到了更多关注。传统的法律方法研究(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越来越让位于贴近我国法律运行实践的法律方法论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律方法的教学开始受到重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学界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延伸。我们应当抓住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方法论面临大发展之时代机遇,深入推进此研究。     

法治迈向方法的时代——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转型中国法治出现对法律方法论的需求,以迎合法治时代的到来。不仅各种传统的法律方法备受重视,而且贴近中国法律运作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这显示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开始繁荣。其主要表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围绕着法治建设,开始构建与论证适合中国法治需要的法律方法体系和法律方法论体系,同时以更加精致的理论回应司法实践。法治似乎要走过粗放而进入细腻阶段,法律方法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2006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在2006年,法学界对法律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法律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已经觉醒的方法论意识,不仅引发了人们的理论兴趣,而且对司法实践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量专著、论文的涌现,使我们看到法律方法理论更趋体系化,而具体的法律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的研究更加深入,类型(化)、拟制、类推、法律原则、法律渊源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新进展。此外,学界在部门法学以及法律史方面均对法律方法做了一定的探索。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若干局限性,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法律方法视角下新兴权利的司法困境类型与应对

新兴权利是指那些具有一定法理正当性或现实共识基础但缺乏直接明确法律依据的新兴利益形态及其诉求。基于类型化思维,新兴利益诉求向新兴权利转化的司法过程可分为“权利确认”“权利定型”“权利论证”等三个存在逻辑递进关系的环节。新兴权利司法困境的应对与法律方法的运用存在密切关联,法律方法运用不当会对新兴权利类案件的裁判实践造成诸多消极影响。完善法律发现、利益衡量、法律解释、法律修辞与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司法在促进新兴权利法治化进程中的价值和功用。     

类比法律推理的性质与难题

运用类比来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学习和适用的核心。类比法律推理与作为法律续造之法的类推制度、类推解释并不处于同一对话语境。类比法律推理是一种法律发现方法。类比法律推理的难题在于如何确立比较的基点并从中发现具有规范意义的比较点,然后再以实质性和相关性为基础判断这些比较点的重要程度。在比较、判断的过程中,类比法律推理应该回应刑法规范的要求。     

简论司法解释和其它法律解释

司法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之一 ,又是法治的一项制度 ;既是规范性法律文件 ,又是法制建设活动。健全司法解释制度是实现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文章作者根据我国法治实践 ,对司法解释和其它有权法律解释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2005年度)

一年来,我国法律方法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走向。通过对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法律论证理论研究、非形式逻辑对法律推理研究的影响、法律解释本体与方法的关系、部门法学中法律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与研究、人工智能对法律方法论的影响等问题的综述,概括了法律方法论的最新进展。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转型社会情境中的民间法话语

民间法作为一种学术话语,存在法律外观和道德本质的悖论、法效力来源上的国家性与地方性的悖论、事实上的个别主义和价值上的普遍主义的悖论、历史经验实存性和理想价值追求性的悖论,话语悖论的产生源于话语情境的对立,现代化范式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话语情境,而本土化范式则着眼于乡土社会的话语情境,但是中国正处于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社会转型中,只有基于转型社会的话语情境,我们才能树立对民间法不为偏颇的态度。同时,对范式对立而产生的话语悖论的解释,也引起我们对研究方法的反思,即在研究中必须反对一切范式霸权和二元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