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合同实践中运用意思表示错误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因意思表示错误而订立的合同称为错误合同.为了交易安全、快捷和信赖关系,将意思表示错误理论运用于合同实践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错误合同的认定,明确意思表示解释与错误规则在合同中的适用关系以及错误合同的认定方法;二是在错误规则与其他制度对合同均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应该如何适用的问题.在瑕疵担保责任与合同错误规则对买卖合同都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应区分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内外两种情况.如果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内,应该允许当事人选择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救济方式;如果在质量通知期间之外,原则上应该禁止当事人根据错误规则救济,否则将与买卖合同中尽快解决有关质量纠纷的立法宗旨相违背.     

论错误合同撤销权的行使主体

"意思表示错误"或简称"错误"是意思表示瑕疵的一种,我国民事立法上只规定了重大误解制度,并没有意思表示错误制度的规定,且理论上对错误的研究还很薄弱。因意思表示错误而订立的合同称为错误合同,错误合同应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因重大误解成立的合同的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更未对错误合同撤销权行使主体做出规定。该民事立法上的欠缺已经对现实生活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从而影响到司法的解决,建立与完善错误合同撤销权制度已迫在眉睫。文章分析了错误合同撤销权行使的主体,并认为错误合同撤销权应仅由错误表意人行使。     

合同错误概念的比较法厘定

错误是影响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性的核心要素,也是判定合同效力的重要条件。各国民法对合同错误概念的不同界定和处置规则,导致合同效力的确认和处理结果迥异其趣。对错误概念的考察与厘定,是研究合同错误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理解意思表示理论的重要环节,进而成为把握各国合同法精神的钥匙。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效力研究——以王老吉商标纠纷案为例

商标使用许可本质上是商标专有权的一种扩张和让渡,商标使用许可制度对于促进企业发展、经济繁荣具有积极作用,但商标使用许可的法律规制相当简略,王老吉商标纠纷案再次将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效力问题上.研究认为,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成立有效应包括缔约能力要件、意思表示真实要件、合法和公序良俗要件、备案并非其效力要件.运用此要件理论对王老吉商标纠纷案进行分析,结论认为,王老吉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补充协议不能满足意思表示真实要件及合法和公序良俗要件.     

缔约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问题浅析

意思表示是当事人为了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内心意志的外部表现。内心的意志和外部行为的结合构成了意思表示的整体。意思表示是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要素。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作为民事法律行为须以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才为有效,采用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行为是无效的,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经济合同法第七条也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都说明一切法律行为都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为有效条件的,契约行为须以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缔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真实与否,对于实现合同目的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     

试析英美法中未成年人的缔约能力

未成年人的缔约能力问题在英美法中具有明显不同于大陆法国家的类型划分特点，而缔约能力又具体体现在对其订立的合同在法律效力上的认定。本文正是通过对有关判例的综合整理，具体分析了英美法中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效力问题及相关救济方法，即涉及必需品的合同是有效的，而更多的则是可撤销合同及无效合同。同时文章初步揭示了隐含在其颇具灵活性的法律规则中的内在思想和目的。     

网络交易意思表示真实性问题研究

网络交易是电子商务的核心部分。而网络交易合同对传统的意思表示理论构成了很大的挑战。本文从网络交易的特征入手,结合传统的意思表示理论,实证分析了网络交易合同中的电子代理人、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判断以及第三人的错误问题,对网络交易合同意思表示的真实性问题作了详细的考察,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我国保险合同效力形态缺位分析

保险合同是一种债权债务合同,属于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但由于其特殊性,各国都将其从合同法领域分离出来单独进行规范.与我国合同法相比,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效力形态只有有效和无效两种区分,以保险法第56条规定为例,许多在合同法看来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使之有效的可撤销、可变更以及效力待定合同都被保险法归为无效合同.这不仅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理,也影响着缔约的效率.因此,有必要完善关于保险合同效力形态的规定,区别对待保险法中规定的无效合同情形,将通过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使之有效的相对无效合同回归到合同法理论框架中去.     

论先合同义务

当事人在合同的成立前负有先合同义务,它是指缔约人在为缔约而互相接触后从要约生效时到合同成立前依法负有的诚实信用和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其内容包括诚实信用的义务和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产生的原理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存在的期间是要约生效后到合同成立前的期间内,性质是明确的法定性,缔约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法律后果,就是缔约过错责任的承担.     

论合同中的胁迫

合同中的胁迫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或第三方,对另一方当事人或与另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人,采取要挟其应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或其他相关利益的方式,使其身体上或精神上产生不自由状态,进而签订违背其本意的合同的行为。胁迫与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之间的因果关系应适用原因说。只要胁迫人的行为对当事人的目的意思和表示行为中的任何一方面构成拘束,即可认定有因果关系。胁迫的法律效力应采用效力待定说。     

缔约过失责任初探

缔约过失责任是我国合同法中的一种新的责任形式,这种新型责任形式的确立,有利于我国合同法内容的完善。笔者从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缔约过失责任完善的途径及其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是对合同当事人双方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有益探讨。     

自然主义视角下的海德格尔意义观——兼论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视域差异

塞尔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批评现象学犯了视角主义的错误，并将其困境解读为“现象学的幻象”，认为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这种幻象的典型。塞尔的这个解读没有足够注意海德格尔有关语言意义与存在意义的区分。从自然主义视野看，海德格尔将语言意义追溯至存在意义的做法看起来预设了意义的存在，并且陷入了某种循环之中。但海德格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借此循环进一步揭示出意义的时间性结构。反之，通过考察自然主义意义观的基本思路可以发现，意义与真之间也存在某种循环定义或论证的关系。自然主义者没有看到现象学思考的着力点正是此意义与真的相互交织处。与自然主义被动地陷入“循环-定义”不同，现象学主动地接受并展示这个“循环-结构”自身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意义观就是此意义结构的一个生动展示。     

论强奸罪中的欺诈

关于行为人通过欺诈手段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行为人是否构成强奸罪的问题,根据等价性原则,基于欺诈而发生的性交构成强奸罪仅限于以下三种情况:(1)欺诈致使被害人对什么是性行为或者性行为的发生完全没有认识;(2)被害人虽然对性行为的自然属性有认识,但是,欺诈导致被害人对影响性行为法律属性的关键因素产生了错误认识;(3)被害人虽然对性行为有认识,但是,由于欺诈,被害人误以为不得不在生命健康权与性自主权之间做出选择,这种欺诈具有类似于暴力、胁迫程度的强制性,因此,也应该构成强奸罪。     

论合同法上的重大误解

依据中国合同立法相关条文规定,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或者变更,但中国立法对于如何理解重大误解的内涵却缺乏明确规定。通过参照大陆法系各国民事立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认为中国合同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必须建立在严格区分错误和误解的基础之上,并且重大误解只能是具有特定含义的法律用语,其内涵应界定为错误。在认定合同是否成立上,应适用解释优先于撤销规则,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因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的构成要件,同时认为在法律后果中表意人只能依重大误解撤销合同而不能变更合同。     

消除对毛泽东人口思想认识的几个误区

世人对毛泽东人口思想的认识存在三大误区:其一,毛泽东主张人越多越好;其二,错批一人,误增三亿;其三,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造成今天中国人口庞大的原因。其实,毛泽东的人口思想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当时的人口政策,错批马寅初也不能归咎于毛泽东一人。另外,建国初期的人口剧增和今天中国严峻的人口问题的出现有其复杂的主客观因素。毛泽东的人口理论并不对其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节育和计划生育思想一直是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     

创新、信息与国家的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通过市场和组织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企业家创新仿佛生物学上的“突变”,无法事先预知,却能事后被理解。之所以无法预知,是因为开始时创新者总是拥有私人信息,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之所以能事后被理解,是因为最后公众都会知晓这些创新,而创新的利润率也会渐趋于平均回报率。创新的这些特点,对旨在促进增长的法律和政策制订大有启发。特别是,政府官员不可能依赖公共信息来预测哪些公司或产业将获得快速增长。因此,旨在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也未必能获成功。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犯了和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们同样的错误,他们的经济干预政策曾被亚当·斯密批评为国家贫困的根源之一。相反地,对财产和契约权利的保护,以及有效的商法(特别是那些规范金融市场的法律),创造了竞争的条件,自然地促进了企业家的创新,而国家也会因之富裕起来。     

《存在与时间》为什么重要?

《存在与时间》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西方哲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部著作。《存在与时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和影响,首先与它处理的问题的深度、广度和现实性有关。《存在与时间》的基本问题不是人,而是一般存在的意义。《存在与时间》从表面上看是要纠正西方人在存在论问题上的根本错误,实际上却是以存在论问题为进路思考时代的问题。海德格尔在把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变成事物的意义问题的同时,也把理论问题变成了一个实践问题。当哲学的理论问题变成哲学的实践问题时,哲学也就成了我们的存在方式。《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恢复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地位,开始了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     

"自"非"鼻"刍议

中国古代文字尤其是独体字,一般来说都有用形象来表意的特点,所以研究古文字理应从独体字入手。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未见过甲骨文等早期文字,在分析形声字时,不理解某些形符的特征,因而采用"以声定义"的方法,将作形符的独体字谬解。把"自"当"鼻"来讲,就是此例。     

王夫之《说文广义》在汉语词义研究理论上的贡献

王夫之《说广义》着眼词的形义变化。词形方面，他揭示出形义相近相关字的内部关系，正定字形；词义方面，他揭示出词义变化的内部或外部理据以及一些词义与汉语化的特定关系。对于词义之间体用关系的认识，是他在汉语词义理论上的贡献。     

英语词汇语义的认知机制——概念转喻视角

传统词汇语义研究将词义扩展的原因更多地归咎于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是词义变化的重要因素,但它们只是外部因素。词汇语义认知研究认为,词汇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据的,而不是任意性的,也不可能独立于人类的认知和体验之外。词义发展和变化的内因来源于人类的认知思维,概念转喻是词汇意义扩展的认知机制之一。概念转喻涉及的是“邻近”和“突显”原则,“邻近”常常引发词义的转移,“突显”则会引起词义的扩大或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