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翻译伦理解析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中蕴含的翻译伦理一直被国内翻译界忽视.卞之琳提出“信”是为了破除“信达雅”对译者的桎梏以及强调译文需要对原作忠实;提出“译”的目的是破除“直译”“意译”的无谓争论和批判译界为追求译文的美感而对原文内容不忠的不当译风;提出“似”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翻译中无法做到译文与原文完全对等,另一方面是因为译文必须满足译入语文化规范的要求.“信”和“译”折射的都是翻译的再现伦理,“似”折射的是翻译的规范伦理,“以似致信”是卞之琳融合2种翻译伦理的方式.     

海南黎族国内研究综述

海南是黎族的主要聚居地,20世纪初至今,海南黎族研究取得丰硕成果。纵观国内的学者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40年代,国内黎族研究兴起,对黎族“志”和族源的探讨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之前,以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的黎族研究,沿着“志”、“史”两条线索展开;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黎族研究蓬勃发展,多领域、宽视角的民族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范式、缺陷、新视角: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之透视

著名翻译家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中国翻译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现有研究呈现四种范式,即卞之琳英诗汉译研究,卞译《哈姆雷特》研究,卞之琳汉语新诗英译研究以及卞之琳的翻译与其汉语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现有研究中也存在部分研究者的研究重复,一些研究论据不足,结论牵强,研究者尚未就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当中的“似”原则和“译”原则的所指达成共识等缺陷.新语境下的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不仅要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开展.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卞之琳的翻译策略研究

卞之琳作为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非同一般。在翻译外国诗歌方面,卞之琳提出了"以诗译诗"、"以顿代步"、"全面求信,形神兼备"翻译原则,体现出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思想,表现出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在自译诗歌方面,其翻译中又体现出诗人特质,以读者为中心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翻译家卞之琳研究

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卞之琳在诗歌的研究、创作和翻译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我国新诗的口语化、格律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所提出的诗人译诗,以诗译诗;格律译诗,以顿代步的翻译主张对我们今天的诗歌翻译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他用诗歌体裁翻译的莎剧,也成为了格律体莎剧译文的代表作。     

国内翻译主体研究综述

翻译主体的研究近几年来成为国内翻译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国内翻译主体研究分两个阶段——传统研究阶段和现代研究阶段。传统研究阶段大致从古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其有三个特征：研究是潜意识的;研究范围是有限的；理论的阐述方式多是条目性或列举性的。现代研究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其有两个特征：理论意识明显增强；研究涉及范围更广。这一工作可望使人们对国内翻译主体研究有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也有助于国内翻译主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20世纪前期尼采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

20世纪前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德国哲学家、诗人尼采的诗歌的翻译,大致可以划分为20世纪初、五四时期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等三个阶段。对尼采诗歌的翻译表明,中国的尼采翻译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倾向,这一倾向强化和凸显了“文学家尼采”形象;正是“文学家尼采”而非“哲学家尼采”,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现代一些作家的创作从尼采诗歌中吸取了情节模式、人物形象、思想主题与文体形式等元素。     

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综述

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对票号成败的描述;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对票号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晋商及其资本的探讨;第四阶段为20世纪最后20年,有关晋商与边疆关系的研究在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最后一个阶段为21世纪初,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现阶段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在史料扩展、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方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综述

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对票号成败的描述;第二阶段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是对票号资料的收集与研究;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晋商及其资本的探讨;第四阶段为20世纪最后20年,有关晋商与边疆关系的研究在区域和研究方法上的进展;最后一个阶段为21世纪初,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与方法进一步发展。现阶段有关晋商与边疆经济社会变迁关系的研究,在史料扩展、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方法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尤其是五四期间,我国译诗之风盛行且影响深远。针对目前国内对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缺乏系统探讨的现状,本文从译史、翻译实践、译论以及我国新诗运动影响等层面,就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研究的视域、基本架构问题进行了概述与分析。     

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英译与传播研究

梳理并论述20世纪三个不同时期中国现代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情况.1936-1949年间,新诗译介刚刚起步,大多是一时一地的产物,主要由英国学者承担,在英国出版.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新诗译介的发展阶段,翻译重镇已由英国转为美国.此外,台湾的现代诗歌翻译蓬勃兴起;以诗人为重点的个案翻译与研究初露端倪;自译诗集开始出现.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得到的关注与日俱增,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也更加广泛与深入.     

英诗汉译的体裁问题

<正> 英诗汉译选用何种体裁历来为译家所关注。早在二十年代初期,茅盾在肯定了译诗不存在什么一定的原则之后,紧接着又提出了一个“大家应该表示同情的原则,这就是不以能仿照原诗格律为贵。”(茅盾《译诗的一些意见》,见《翻译论集》第348页)时隔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卞之琳等人从外国诗歌“都以格律体为主”出     

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英语世界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

英语世界的王士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之前为初涉期,这一时期的王士禛研究主要以作品简介、生平考证以及诗歌选译为主;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勃兴期,英语世界在本阶段出现了王士禛的专门研究者,王士禛的诗文作品也在这一时期被大规模地系统翻译到了英语世界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新变期,王士禛研究沿着上一阶段继续深化,而王士禛的译者构成也更为多元,呈现出若干新的质素。相较于在英语世界中"大红大紫"的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王士禛的译介与研究显得"不冷不热",然而,正是这种"不冷不热"的特征,使得英语世界王士禛成为了一个观照、反思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得失的小巧别致的视角。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出现应归功于西方语言学者奈达、韦内、达贝奈特、穆南、威尔斯等人,但自70年代以后,通过霍尔姆斯、勒菲费尔、伊汶-佐哈、图里、巴斯奈特等人的努力,发生了“范式转移”,与文化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并在90年代后殖民批评家斯皮瓦克、妮南贾娜和女权主义批评家谢莉·西蒙等人手中达到极致。这一“文化转向”昭示着翻译是浸透了时代欲望和社会关系的文化政治实践,并促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所反思。     

奈达现象”在中国翻译界的新发展

奈达的翻译思想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介绍到中国大陆,在国内译界曾一度形成＂言必称奈达＂的局面。基于陈宏薇（2001）将前20年分四个阶段的研究,本文通过调查对奈达理论的引文情况,对2001-2008年《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研究文献按第五、第六阶段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和分析了＂奈达现象＂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发现经过第四阶段对奈达翻译理论的批判性接受,＂奈达现象＂在第五阶段走向低谷;在第六阶段转向成为研究热点,由此说明我国的翻译研究出现＂回归语言学＂倾向。最后提出当前中国译界引用西方翻译理论应与时俱进。     

中国诗歌翻译理论漫评

我国的诗歌翻译理论起步很晚,至今尚属草创阶段,始终没有出现象文学翻译理论中严复所标的“信”、“达”、“雅”那样影响深远的理论。自1922年茅盾的第一篇讨论诗歌翻译的专文(《译诗的一些意见》)发表算起,我国的诗歌翻译理论也已经有着六十多年的历史了。但这六十多年来的进步堪称缓慢。诗歌翻译理论界讨论最多的无非是从文学翻译理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如“直译”、“意译”说,“传神”说等,诗歌翻译还缺乏自身的理论。只是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诗歌译本的大量涌现,又掀起了一股诗歌翻译理论的热潮。但这股热潮没有结出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