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围绕“那种”政治神学的争论

施米特发表《政治神学》后,“政治神学”这个概念受到战后德国新一代理论家布鲁门伯格的“世俗化”挑战,并因此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共话题.但是,新一代理论家并未看清施米特政治神学和“那种”政治神学的真正源头.通过梳理施米特和布鲁门伯格之间的通信和论战文章中的关键细节,并论析政治神学、施米特的政治神学和“那种”政治神学之间的隐秘关联,可知施米特政治神学的现代处境,呈现了政治神学家和政治哲人对于“神”的不同思考路径.     

孟子的“仁政”学说及其哲学基础——兼向严北溟先生求教

严北溟先生写文章,从孟子的评价谈及哲学的党性问题。他把“社会政治思想”作为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并指出评价时“应把社会政治思想摆在首先考虑的地位”。他在具体分析评价孟子时,混淆了社会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的界限,混淆了其哲学思想中唯物史观的合理因素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的界限,进而得出了孟子是唯物主义者的结论。笔者认为,社会政治思想是政治学说史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哲学的组成部分。在评价历史上的哲学家时,应该把其社会政治思想与哲学思想严格准确地区别开来。这样才能正确地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因此,拙作试图把孟子的政治思想即“仁政”学说与其哲学基础区别开来,并对它们的内在联系予以论述,以此就教于严先生及哲学史界的同志们。     

中西语言哲学“语用学转向”新解

哲学与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哲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语用学转向”有其深厚的哲学思想渊源,经历传统和现代的发展,形成了英美语言哲学,以德、法、俄等国组成的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以及中国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英美、欧洲大陆、中国语言哲学的融合,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融合,语形、语义和语用在动态的、语境化的、理性的、美学多维视野下的融合,系哲学与语言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为现代哲学与语用学的建构带来新的思想与发展平台,更为处理当前各领域的“文化转向”主流所引起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理据。     

“严肃”的“诚实”——罗蒂、施米特与施特劳斯的差异视角

在《托洛斯基与野兰花》中,对哲学的＂使命＂或＂任务＂这一问题罗蒂无法作出回答。在《民主先于哲学》中,罗蒂提出为自由而牺牲道德是一个合理的代价。论题从对这两个问题的疑问展开,然后从施米特的视角思考,通过施特劳斯对施米特的阅读来理解政治哲学的重要性,突显道德的＂严肃性＂。最后,重新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一问题,对施米特的政治哲学提出质疑,对罗马人施米特保持警惕。     

理性与习俗：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种新视域阐释

《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都是集中反映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性对话。柏拉图的哲学是理性的，而政治又与习俗相关，理性与习俗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调节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柏拉图必须对理性与习俗的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对话中，柏拉图以习俗“承载”理性，在保护哲学的同时，努力将常识世界纳入理性的规则中。其政治哲学的建构路径便分为理性“体验”和对政治生活的“表达”。两条路径分别对应了对话中的哲学家被要求的双重生活，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但自始至终，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人类最高的活动依然是理性的哲学思辨，而非建基于习俗之上的政治生活。     

《淮南子》哲学思想及其精髓之“道”与“道法自然”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抑或学科称谓,是引自西方的舶来品,但哲学思想及观念在中国则是源远流长,以阐述世界观及方法论见长的诸子思想均属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其中道家思想最能体现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和哲学理念。作为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淮南子》,以老庄思想为根基,采撷儒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精华,是“非循一迹之路”而守正创新。《淮南子》从“道”出发,以“无为”为主旨,将天道之无为演绎成人道之无为,以求人道符合天道,创新性地诠释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精要。《淮南子》倡导“无为”是为了践行“无不为”,倡导“天道”是为了宣扬“人道”,将出世与入世统一到一个新的高度,是对道家乃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贡献,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华民族崛起及复兴都有着重要启示。     

哲学“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与政治“实践”——葛兰西、柯尔施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比较研究

葛兰西和柯尔施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其关于哲学的“幻想”、意识形态“常识”以及政治“实践”等范畴和思想而得以体现的。在哲学“幻想”中,他们通过对哲学以及哲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庸俗唯物主义哲学的各种思潮和表现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即实践哲学式的理解范式;在意识形态“常识”中,他们通过对“常识”等日常心理和思维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探索的新维度,即文化和具体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他们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一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阐释;在政治“实践”中,他们通过对“市民社会”、霸权、政治与意识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政党和知识分子等问题的探讨,从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实践哲学思想。     

王守仁的“诤友”唐伯元

唐伯元是明代潮州颇有影响的学者,他反对王阳明的“心学”之说,倾向于荀子的性恶论。本文以文献资料中有关他的哲学观点与治政为学观点的言论材料为据,力图阐述其“心”在善“性”与恶“身”之间的哲学思想和“君子正己以先人.亲贤而容众”的政治思想,以及南北互补的诗歌观、道德观。     

西塞罗“人民”“共和”思想的哲学考察及其意义研究

在继承和批判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古罗马“王制”和“共和”的发展历史，西塞罗提出了一套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以正义观念为原则，以基于权利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共同体为内容，以“混合制”政治制度为形式的“人民”至上“共和”思想，目的是为人类社会构建一个真正理想的“共和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在西方政治哲学从传统转变到现代的复杂发展过程中，西塞罗的“人民”“共和”思想对后来基督教神正论的产生和近代的社会契约论等政治哲学理论的提出，乃至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西塞罗的政治哲学思想并非完美无缺，其对于“理想”社会的追求，多少带有“乌托邦”的性质，如对为什么“混合制”是最好的，它是如何可能的?“人民”的内涵外延是什么?“人民”至上需要什么限制条件等关键问题缺少有效论证等。这些正是后来者应加强研究的。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人的信仰和人的历史性存在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但同时又有着超越既定历史性的信仰.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真正实现了信仰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辩证统一,真正揭示了人类在制约和超越、必然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和空间中的生存境遇和历史过程.     

河上肇和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探究

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思想家,作为亚洲较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仅将日本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且其著作在中国多次再版,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启蒙作用.我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赴日留学,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河上肇的思想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厘清河上肇对李大钊思想的具体影响,不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还是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萨特与加缪哲学观比较

历史的偶然性让加缪和萨特出生于同一时代,而历史的必然性又使两个人经历相似,对于当时社会都感同深受,做出过积极热烈地响应,在文学和哲学两个领域都有看似相同的立场,然而却不尽相同,尤其在生存哲学中所表现的态度、遵循的行动准则以及与之所产生的结果体验,都值得让我们仔细品味与细加斟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财政金融业的改革及其挫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 ,国力渐趋强盛。为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日本于 1 93 1年 9月 1 8日发动了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战争灾难 ,使中国的财政金融业遭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右翼势力宣称 ,“从历史角度来考虑 ,我们怎么也无法把那段日本历史看成侵略的历史”。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现代财政金融业从起步到抗战时期的挫折 ,正是日本对华战争为侵略战争的又一历史明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研究综述

近年来,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突破,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综述。最后认为,乡村危机的内容极其丰富,研究空间极其广阔,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有利于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了解,有助于深入对民国史的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美电影引发的思考

中、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优秀导演对中国老一辈电影人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优秀的电影和导演,一方面与电影艺术教育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导演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息息相关。将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和中国20世纪30年代电影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蒋杰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蔚然成风,蒋杰是这次农村调查运动的典范。他身体力行,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显示了“用脚做研究“的实证研究的作风。其调查内容广博而丰富,涵盖人口、自然环境、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意图以精确的调查分析中国农村的症结,以求达到改良农村的目的。这些调查推动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使我们对民国乡村社会及其诸多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现阶段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作用。     

论莫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在奔放的感觉和自由的联想驱遣之下,采取不合规范的奇崛拗口的语言来表现他虚拟的东北乡王国中纷纭复杂的大千世界.悖逆的语义关联域对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语词在语义差距极远的语域中自由地排列组合产生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天马行空般的语义流冲决传统的理性堤坝的语言叙述,诸如此类的语义和语句的偏离常规表现的极致特色,成为探究莫言极限式写作的语言风格的典型表征.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与张爱玲的期待视野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对张爱玲的创作产生影响，主要原因是与张爱玲的期待视野相契舍，这种契合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张爱玲早年生活体验不啻为一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典型案例；其次，张爱玲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接受是受时代思潮的影响；第三，张爱玲对精神分析学说理论的理解。     

WT0框架下我国反倾销现状及对策研究

中国是当今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随着我国加入WTO ,如何应对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企业和政府充分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反倾销的现状和成因的分析 ,提出加强反倾销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