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主要遗产和我们的未来

孙中山先生的主要遗产和我们的未来耿云志孙中山先生在世不满六十岁。有四十多年奔走革命救国。今年是中山先生诞辰１３０周年。在纪念这位伟人的时候，回顾和总结一下他究竟为中国人留下了哪些主要的遗产，这些遗产同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个什么关系？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山...     

曾国藩与“借师助剿”——曾国藩“汉奸”说之我见

中国近代史上的曾国藩，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残暴、凶狠、狡诈是有目共睹的史实，史学界也早有评定，他是一个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刽子手，在他身上也充分暴露了半殖民地中国地主阶级腐朽、没落对外投降的反动本质。因而，辛亥革命时...     

孙中山与印度革命运动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伟大的爱国者,他为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不仅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也非常关注其他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他对菲律宾和越南革命运动的援助,记载较多,为人们所熟知。对印度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也给予了支持,不但有道义支持,而且在一段时期内,还有实际的帮助,只是留下的材料少,知道的人不多。     

列宁论辛亥革命

二十世纪初叶,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同时,十分关心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1908年,列宁指出:“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个月来也表现得非常强烈。的确,对这个运动还不能作出明确的估计,因为关于这个运动的消息很少,而关于中国各地造反的消息却很多,但是,‘新精神’和‘欧洲思潮’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列宁在消息很少的情况下,已明确指出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的联系,及其民主性质。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宁以满腔热情     

尼赫鲁与中国国民革命

尼赫鲁对中国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倡导给中国革命以道义上的同情和实际上的支持,寻求中印两国合作共同反帝,利用一切机会推动印度同情中国革命的运动。正是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中印两国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相互同情、支持与合作中达到了高潮:中印相互支持与合作发展到了政党之间的合作。     

“地上天国”绘蓝图

洪秀全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一次伟大的反对中国封建统治者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农民革命运动。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一八四三年创立“拜上帝会”,利用宗教形式进行革命运动。一八四四年以后,尝三次进入广西农村,发动劳苦群众,组织革命力量,并在家乡相继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及其稍后写成的《原道觉世训》等理论     

正确理解和评价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

<正> 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李大钊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人物。他首先使人们认清俄国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伟大意义,从中找到自己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他首先全面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清只有依靠这个科学真理才能指引自己不断前进,去夺取最后胜利;他首先培育和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具有     

邵飘萍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

邵飘萍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郭汾阳邵飘萍从初无党派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报人，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早期过程中，起过特殊贡献和作用。“五四”前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的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的增长，使最先接受近代...     

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析议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国,农民占全国人口80%以上,“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①这是一个基本国情。毛泽东针对我国这—国情,始终把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甚至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所以,他对农民教育也特别关注。一毛泽东认为要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必须从教育入手,唤起民众;认为农民的思想觉悟、政治素质、文化素质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关系极大,强调“教育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服务”;要各地党和政府加强农民教育的领导,并在革命初期就身体力     

广松涉物象化论在日本左翼运动中的位置与影响

战后日本的旧左翼运动呈现追随大众现实意识状态的倾向,新左翼运动旗手广松涉对此展开批判,他主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具有首要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迎来了“第三阶段”,在日本应该通过理论斗争与实践运动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社会变革。一般被视为纯哲学问题的广松物象化论就是用来指导新左翼运动的理论武器。与“异化革命”论相比,物象化论是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进行的原理上的、更加彻底的批判,因而不容易与现实运动形成直接关联,广松立足于物象化论的革命论自然也无法解决他自己所批判的在革命运动中“前卫”与“大众”相脱离的问题。     

邓中夏关于中国工会运动的几个重要思想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袖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邓中夏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工人运动,同中国工会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在中国工人阶级为探寻自我解放之路的黑暗时期,邓中夏曾经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衷心爱戴和拥护,被誉为工人斗争道路上的一盏“明灯”。 邓中夏以他毕生的精力从事中国工人运动。1930年6月在莫斯科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关于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书中,邓中夏总结了中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历史,第一次公开提出在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开风气,鼓新潮——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蔡元培

蔡元培在反清革命中不忘妇女解放 ,民国成立后身掌大权仍致力于解决妇女问题。在这两个时期中 ,他一直是男女平等的热情支持者与倡导者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上 ,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论王蒙文化心态中的革命认同

由于历史、意识形态和青春期的原因,王蒙早年选择成为革命知识分子,树立了坚定的理想主义,以后的政治运动曾一度使其心态失衡,身份认同产生过迷失,但坚定的革命认同始终在他身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成为他创作的整体精神之根。     

《中国近现代青年运动史》评介

由刘云久、徐殿斌两同志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青年运动史》(下称《青运史》)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历史著作。近现代中国的青年运动,实际上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主要成分是学生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成分”,在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青年运动并不是自然正确的,如果他们脱离工农群众,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失掉正确的方向,“一事无成”。全部中国革命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个真理。《青运史》一书,运用近现代中国历史正反两方面大量的事实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条真理,是对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进行思想性政治工作的好教材。     

毛泽东人才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作用

毛泽东人才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用人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他注重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培养运动骨干,在根据地创建中培养军事人才和建设人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培养各类人才。毛泽东“兼容并包,任人唯贤”的人才思想,为建国后全国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     

从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关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以“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视角

文章以青年毛泽东积极参与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为例,分析了毛泽东对于改造中国道路“由改良而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从而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无法空谈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孰是孰非;毛泽东对于政治革命途径的选择,主要是依赖于“事实上能否做得到”这一实践经验而做出最终选择,而少有理论清理的痕迹,这对于以后他...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是谁首先提出的?

目前史学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武昌起义后,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个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或者说:“张謇利用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来瓦解南京政府,是从内部帮忙了袁世凯,离间了革命政权。”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在《辛亥革命杂忆》中说:“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合当时的某官僚的话。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合。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3页)由此可见根本不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这个口号”;也不可说是“张謇利用章太炎提出的这个口号”。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章太炎曾经重复过张謇提出的口号,由于章太炎     

简论毛泽东同志文艺民族化的观点及其创作实践

毛泽东同志一生非常热情关注革命文艺事业。他的文艺思想哺育了我国几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照亮了我国革命文艺的前进航桓,指导了我国数十年来的革命文艺运动。文艺的民族化问题,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我国文艺界对民     

夏福礼关于太平军在宁波的报告辨误

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揭开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序幕。此时马克思移居伦敦已近两年,他对于遥远的中华帝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寄予热情的关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写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中国的起义“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时隔九年之后,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一文中,却一反原先的态度,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抨击太平天国,说它是“灾星”,是“魔鬼的化身”,“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论林淡秋的著译

林淡秋并没有一开始就想通过文学创作,来做一个作家。受过大学英文系的系统训练,他把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的天职,是很自然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陶冶,和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革命运动的影响,已经使这位年轻的大学生“思想情绪发生了大变化”,并且“开始响往进步,响往革命”(《自传》)。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便在党的直接影响和领导之下,与柔石等革命作家一起,在上海积极从事新文化活动了。这一切也便成了林淡秋在前期的文学活动——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文学翻译工作中,能够以革命的精神为指导,力求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和读者的需要出发,选择进步和有益的作品来介绍和翻译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