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德比较论我国环境许可制度的发展

首先从现代环境保护的内在逻辑入手,指出我国环境法治正处于从外生型向内生型转变,并认同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环境许可制度应成为我国环境治理的核心制度。接着对环境许可制度进行基本的理论分析和简单框架梳理,认为环境许可制度是以法治完善和科技发展为支撑的,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的内容细化和体系构建,并强调在风险预防原则下,环境许可不应局限于排污许可制度。然后分析了欧盟与德国在环境许可一体化上的趋势与不同,进而提出我国环境许可制度的趋势。探讨了与环境许可制度紧密相关的环境技术标准制度,认为基于技术的环境标准面临内生性、系统化和动态完善的要求,环境许可制度需要面向环境质量达标体系转型。本文还分析了德国环境治理理念的转型变革与许可制度衔接的经验。最后,小结对我国环境许可制度的启示。     

从《“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看环境监管的转变

"十三五"时期是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时期,完善环境监管制度转变是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提出了加快实现环境监管的三个重要转变: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的转变,环境监管能力向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变和环境监管方式向环境综合监管的转变。另外,本文还对三个转变如何落地提出了建议。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充分落实、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欠缺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全面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二是要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三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系;四是要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五是要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①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②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③《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     

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正在不断趋于完善,而有效的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是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核心。本文从污染源环境监管体制、政策制度、实施运行机制以及监管能力保障等方面,系统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污染源环境监管体系建设主要改革举措和总体进展,分析了深化改革仍然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和挑战。立足于进一步加强相关政策措施系统性、集成性,切实提高污染源环境监管的权威性、有效性和透明性,本文初步提出了污染源环境监管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框架,并针对当前污染源环境监管存在的问题,从运行机制模式、监管保障体系、守法引导服务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研究

纵观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实践以及我国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我国生态环境政府管理体制应该包括决策、执行、监督、协调和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等五大主要职责,体现为决策力、执行力、监督力、协调力和生产力等“五力”。遵循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原理、职责分配和事权划分原则,本研究提出资源与环境统筹的环境与资源部、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一体化的生态与环境部、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监管的环境部、深化改革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环境保护部等四种改革方案。根据四种改革方案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协调性要求”和“实现难易程度”,建议在深化改革现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环境保护部基础上,启动强化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监管的环境部改革方案。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政策初探——从临沂治污事件谈起

新环保法实施以来,环境治理工作取得成效显著。但在一些地区具体环保工作的开展中也出现了一些争议。作为争议焦点事件的临沂治霾工作,引发了地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二者关系问题的讨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政策,需要建立环保长效机制,完善法律体系,优化管理机制。更好发挥以环境财税体制和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经济杠杆作用,实现污染末端治理与源头治理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并举,推进环境微观管理与宏观决策的协调统一,同时做好严格执法与完善立法的最优响应工作。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我国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历程与展望

建立横向跨区域大气治理的联防联控协调机制是解决区域性大气污染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通过区域协作解决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区域大气协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是区域协作的内在动力和持续性不足，难以满足未来区域大气环境管理需求。本文从理念形成、实践探索、机制完善等层面系统回顾了我国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发展历程，结合“大气十条”以来重点区域联防联控工作重点和机制创新，总结了空气质量改善、统一标准体系建设、重污染天气应急体系建设、环境监管模式创新、科技支撑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效。基于未来我国区域大气环境管理需求，从综合管理体系、立法保障、规划统筹、信息共享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建议。     

新形势下环境信息化发展展望

本文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分析环境信息化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研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环境信息化基础设施集约化、环境信息服务一体化、环境业务应用平台化、环境管理决策数据化的发展思路和展望。     

环境质量管理新模式:启程与挑战

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我国近10年环境保护中一个重要的治理模式。但在环境容量"硬约束"、公众对良好环境质量"硬需求"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环境管理应逐步从总量控制转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改善环境质量已经成为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5年,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和"三大战役"的先后打响,法律保障、行动计划、政府问责、质量监测等逐步就绪,环境质量管理的基础手段不断夯实。2016年,环境质量管理新模式将全面启动,建议从强化公众环境健康、实行区域流域总量控制、改革生态环保管理体制、强化市场机制、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全面推进环境质量管理转型与创新。     

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     

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综述

环境社会治理是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突出短板。2020年11月13日,环境社会治理专委会2020年年会成功召开,多位专家学者从多种角度围绕“新时代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对推动环境社会治理工作带来启示:一是环境社会治理是调整环境治理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制度手段,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完成从“物理”到“人文”的转变,体现平等参与的价值观。二是在转型期社会力量博弈变迁的背景下,环境问题须通过社会力量解决,并配套相应的环境社会治理新策略和手段,提高治理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三是坚持系统性思维,以目的为导向、理清治理主体和客体作用,协调布局环境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以环境社会治理核心要素、重点关注内容为抓手,构建环境社会治理体系。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有必要进一步重点加强环境与社会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环境社会风险防范体系研究、全民行动体系研究、关键理论和技术创新研究等内容。     

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工具评述与展望

节能环保产业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绿色动能。本文利用瓦当设计的政策工具三分法,对当前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研究。当前,影响节能环保产业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管制型工具、经济型工具、信息型工具三个类型。管制型工具包括指标控制、强制性标准和监督考核等;经济型工具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价格政策、金融政策等;信息型工具包括技术推广机制、产品推广机制等。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政策支持体系,但当前政策工具仍然存在一系列不足,管制型工具、经济型工具、信息型工具都有较大的改进调整空间,应当进一步形成规范、合理的管制型制度,以普惠为主而非补助为主的经济型制度,以提供信息服务为主的信息型制度,并以此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变革——从“三废”治理走向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飞跃的40年。自1972年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围绕着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突出环境问题的需要,每10年左右实现一次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大跨跃",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与模式。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逐步构建了符合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包括完备的生态环境规划政策体系、完善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瞄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绿色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新格局,共建清洁美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