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隔离与城市居民遭受犯罪侵害的相关性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 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

入室盗窃影响人们的居家安全,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但能结合中国国情,细化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对入室盗窃影响的研究尚未多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ZG市226个派出所为例,采用2014年入室盗窃警情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及路网数据,重点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两大维度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等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对入室盗窃率起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对入室盗窃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特征方面,普通商品房容易吸引犯罪者,成为作案目标,而原公有住房因子则能降低入室盗窃发生的风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房类型所呈现的风险收益比影响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入室盗窃犯罪分子对作案目标的理性选择倾向于遵循"安全第一、收益第二"的原则。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防控和警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居民日常活动对扒窃警情时空格局的影响

扒窃现象与居民的日常活动有较强的关系,已有文献研究了不同活动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但鲜有考虑不同类型居民活动出行量及其场所对扒窃影响的时间差异。本文基于日常活动理论,以南方某大城市为例,以派出所为分析单元,利用居民入户调查问卷、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扒窃报警数据,检验不同类型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相关性,并划分时间段,建立多个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时段居民日常活动对应场所与扒窃的关系。研究发现,扒窃警情存在明显的时空集聚性,其中,凌晨和早上的集聚性最强,白天和晚上相对较弱;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对扒窃时空格局的作用存在差异。买菜活动出行量与扒窃的时间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买菜场所在凌晨和早上容易吸引扒窃者;购物活动与扒窃亦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白天和晚上在购物场所附近被盗的风险较高;外出吃饭的出行量与扒窃行为无直接关系,但在凌晨和早上餐馆周边容易吸引扒窃者;娱乐活动与扒窃同样存在较强的时间正相关,不同类型的娱乐场所对扒窃的影响存在差异,电影院、酒吧在大部分时间段均会吸引犯罪者,凌晨时段KTV附近区域的被盗风险较高。场所对扒窃的影响主要与犯罪机会吸引（犯罪目标的丰富性、暴露性）及场所自身属性有关（是否为犯罪者的集聚地）。文中最后对时间地理学和犯罪地理学结合的可能性、研究的应用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交互作用视角下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社区住房类型对城市入室盗窃的空间格局有重要影响,但鲜有学者探讨位于不同人口流动程度社区环境中的不同住房对入室盗窃影响的差异。本研究以中国东南沿海城市ZG市为例,基于日常活动和社会失序等理论,以社区为分析单元,利用入室盗窃警情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 POI）,运用空间滞后负二项回归方法,分析人口流动性与住房类型的交互作用对入室盗窃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流动性高的社区入室盗窃率较高;自建住房比例对入室盗窃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原公有住房比例和商品房比例则呈显著的抑制作用;交互变量的结果发现,人口流动性与不同类型住房变量的交互作用存在差异,其中,人口流动性与自建住房、经济适用房、原公有住房的交互变量对入室盗窃的发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与商品房的交互对入室盗窃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在探讨不同类型住房与入室盗窃的关系时,应重视其所在社区的人口流动程度的影响。     

ZG市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与影响因素

诈骗犯罪是现代城市中亟待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学角度,基于微观层次探讨影响诈骗受害的个人属性特征,缺乏从地理学视角对诈骗受害者生存环境中的中宏观层次因素的考虑。本文基于犯罪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以及负二项回归等研究方法,对ZG市5类诈骗警情的时空分布特征和基于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两大维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各类诈骗的时间分布规律各异,但整体上呈现出工作日高于休息日、下午或晚上高于上午、凌晨时段为最低的特征;② 和其他类型的城市犯罪类似,诈骗犯罪整体呈现出与老城区距离衰减的“多中心”显著性集聚特征;各类型诈骗热点的空间分布大同小异,多分布在城市的老城区、CBD、火（汽）车站、城中村或高校布局的周边地带;③ 各类诈骗犯罪的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各异,但整体表现出与银行网点、旅游景点、道路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高校等建成环境因素高度相关;与购买商品房家庭占比、受教育水平、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水平等社会环境显著相关的特性。本文拓展了犯罪地理学领域对诈骗犯罪的研究成果,证实了各类诈骗犯罪符合日常活动理论的理论假设,对诈骗受害情景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时空行为视角的犯罪地理创新研究框架

犯罪地理研究与时空行为领域的研究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强调时空间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犯罪行为是人类特殊行为的一种,相关实证前沿已开始重视不同犯罪相关主体（犯罪者、潜在受害者、警察等）时空行为规律的挖掘、日常活动的动态衡量及不同主体行为的交互等方面对犯罪发生的影响;时空行为研究中的活动空间、环境暴露、群体分异、活动交互等维度的成果可拓展至犯罪地理研究。近年来,两大领域的前沿成果不断涌现,但目前仍缺乏从时空行为视角对犯罪地理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对两者的融合创新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研究在梳理犯罪地理中时空行为的理论基础和评述犯罪者、潜在受害者、警察时空活动对犯罪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基础上,基于犯罪地理和时空行为领域的交叉维度构建犯罪时空行为创新研究的框架,尝试推进该交叉领域在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方面的发展。     

基于人口学特征的犯罪者行为时空倾向——以长春市南关区为例

聚焦犯罪者视角,基于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案件数据,运用logit模型揭示犯罪者人口学特征与其行为倾向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① 相近人口学特征犯罪者具有在相同特定的时间和城市区域实施犯罪行为的倾向和趋势。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是否存在前科劣迹和户籍地依次对犯罪者的行为的时间与空间倾向带来了某些特定的影响;② 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中,男性犯罪者具有在城市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夏季、秋季犯罪的时间倾向,女性犯罪者具有在人口热力值高犯罪的地点倾向和在10~21时犯罪的时间倾向,年长犯罪者呈现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倾向和休息日、4~15时犯罪的时间倾向;③ 本地户籍犯罪者具有在商业、公服设施、道路犯罪的地点偏好,有前科的犯罪者有在人口热力高、10~21时犯罪的偏好。     

基于犯罪人地域特征的共同犯罪网络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CD

现有共同犯罪研究缺少从犯罪人的地域特征角度对其参与共同犯罪的合作关系构成及原因进行分析。该文以北京市2006-2017年入室盗窃案件为例,基于犯罪人的地域特征构建共同犯罪网络模型,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二次指派程序(QAP)回归方法对共同犯罪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2006-2017年参与北京市入室盗窃共同犯罪的犯罪人主要来自京、冀、豫、川等地,但不同地域犯罪人群体间的共同犯罪合作关系呈弱化趋势,其中北京籍犯罪人的参与度逐年降低,黑龙江籍犯罪人日趋活跃;2)犯罪人的地域特征分布对其共同犯罪的合作对象选择有一定影响,来自同地域犯罪人数较多时形成同地域共同犯罪比例较高,反之形成跨地域共同犯罪比例较高;3)犯罪人所属地域的文化相似性和地理距离对其共同犯罪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地域间文化相似性越高、地理距离越小,则形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越大。     

基于犯罪模式理论的犯罪出行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春市南关区扒窃为例

犯罪出行是犯罪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犯罪防控、侦破等警务实践中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中国犯罪出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论文研究了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的空间模式与影响因素,并指出：① 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平均距离为5.74 km,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效应,空间模式为就近掠夺,在距离犯罪者居住地2 km处出现犯罪缓冲区。② 南关区扒窃犯罪高发区与犯罪群体主要聚居地在空间上呈现重叠,该区域犯罪以就近掠夺的空间模式为主。③ 回归模型验证了犯罪者人口属性中性别、户籍地、是否就业和具有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犯罪地点所属类型对于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地变量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意义。     

ZG市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相对发生概率的性别差异

利用ZG市老城区2015~2016年具有个人属性的诈骗警情数据,分析女性和男性遭受非接触型诈骗相对接触型诈骗的发生概率,建立多层次Logit回归模型研究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两性别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的相对发生概率均受制于个体和社区两个层次因素的影响,且社区层次均发挥主要作用。其中,女性和男性在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类似,表现为本地户籍的高水平受教育者在白天更易遭受非接触型诈骗的侵害。但在社区层次的影响因素迥异,在外来人口少、银行网点少、离婚丧偶率低、有高校的本地年轻人为主的社区,女性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相对发生概率高;而在租房比例高、农业人口少、大型零售商业网点少、低教育水平人口比例少的外来中高收入白领为主的社区,男性非接触型诈骗被害相对发生概率则更高。     

犯罪共生空间的类型识别及其特征分析

以ZG市公共空间盗窃、入室盗窃、寻衅滋事、接触诈骗、抢劫抢夺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K均值聚类法识别不同类型的犯罪共生空间;并通过决策树模型分析了不同犯罪共生空间的特征。结果表明,ZG市犯罪共生空间可划分为4种类型：① 无犯罪类型共生区;② 公共空间盗窃和接触诈骗犯罪共生区;③ 所有类型犯罪共生区;④ 入室盗窃、寻衅滋事和抢劫抢夺犯罪共生区。城市中各异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犯罪机会,而且各类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之间存在着条件交互性作用。研究结果为制定犯罪的联合防控策略和实现有限警力的合理布控并且提高执法效率提供了理论基础。     

接触型与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稳定性对比及其联合防控——以盗窃和电信网络诈骗为例

近年来,以盗窃为代表的接触型犯罪和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非接触型犯罪均呈多发态势,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已有研究对不同类型犯罪分布模式的时空稳定性关注仍不够,且未能提出不同类型犯罪的空间联合防控策略。本文以ZG市HT区为例,以社区为分析单元,运用核密度估计、时空跃迁测度法等方法,对比分析2017年盗窃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模式的月度稳定性,并从犯罪防控角度改进时空跃迁测度法,结合二阶聚类法识别两类犯罪联合防控空间类型。研究发现：① 两类犯罪时空稳定性差异大,盗窃犯罪的空间分布模式稳定,月度变化小;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空间稳定性整体波动起伏大,月度变化较大;② 识别出两类犯罪的四种联合防控空间类型,分别是“两类犯罪无需防控社区”“两类犯罪邻域防控社区”“盗窃犯罪热点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无需防控社区”“盗窃犯罪连片防控、电信网络诈骗综合防控社区”。该研究有助于了解接触型犯罪和非接触型犯罪时空特征的共性和差异性,给警务联合防控提供决策支持。     

Learning where to offend: Effects of past on future burglary locations

Informed by a growing literature on space-time patterns of repeat and near repeat burglary victimization, a crime location choice model was used to test whether burglars are attracted to areas they previously targeted. Using data in 3337 detected burglaries from one UK police force, and accounting for the distance to the offender's residence, and for other factors that make target areas attractive to burglars,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burglars we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a burglary in an area they had targeted before. This was particularly the case if the prior burglary was (very) recent. Areas near to those in which burglaries had been committed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be selected.     

警用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及空间差异 ——以苏州市姑苏区为例

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的警情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警用治安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结果表明,视频监控对犯罪具有明显的抑制性作用。在案件类型上,视频监控对盗窃类案件的防控效果较好,但对盗窃电动自行车、盗窃电动车电瓶的防控效果较小。在时间维度上,与节假日相比,对工作日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与晚上相比,对白天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针对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所获取的重点区域,与警务人员访谈和实地调研后发现,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与周边地理环境、人流密集程度、警务情况等密切相关。     

Understand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ime in hot crime areas

Hot crime areas are always targeted for police patrol to deter crimes. While much research has studie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ot crime areas,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rime within hot crime areas remains limited. Using burglary records in a large Chinese city, the ‘hottest’ place with the highest crime density was located using two spatial temporal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method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jority of crime within hot crime areas was concentrated within a small area distant from the hot area's center. These results provide a micro view of crime distribution within hot crime areas.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results 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methods adopted in identification of hot areas.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olice patrols.     

警用视频监控的犯罪转移和效益扩散

基于加权转移系数法和双重差分法提出象限统计法，分析了警用治安视频监控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警情数据的犯罪转移和效益扩散现象。研究结果表明，警用治安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对于总体犯罪、不同类型案件、不同时段案件均有效益扩散现象，且效益扩散现象比犯罪转移现象更加明显。在案件类型上，盗窃类案件及违反公共秩序类案件的犯罪转移现象较为明显，斗殴类案件次之，而诈骗类案件最不明显。盗窃电动车电瓶类案件的犯罪转移情况相对于盗窃电动车案件更为明显。在时间维度上，节假日和白天的犯罪转移现象更为明显，而工作日和夜晚的效益扩散现象更为明显。     

盗窃犯罪易发地的构成、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

本文旨在识别盗窃犯罪易发地的主要类型、影响强度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同时厘清地理探测器在犯罪地理研究中的适用性。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的多源大数据,研究发现：① 在全域范围内,37类设施均属显著的盗窃易发地,道路边界、行政边界、用地边界也是盗窃高发的边缘地带,影响力突出的盗窃易发地更具备犯罪模式理论提及的犯罪引致条件。② 如社会解组理论所言,随着社会解组程度减弱,犯罪易发地的类型数量及其对盗窃分布的影响逐渐下降。除低解组区外,各类设施及边界的相对影响排序基本相同。③ 因未考虑混淆因素干扰,地理探测器容易高估解释变量的作用,与负二项回归结果的吻合度不高。而结合排除控制法,将混淆因素同质化的样本进行分区分析是规避外生变异和稳健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可行路径。     

不同主体特征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行为分析

犯罪人的空间出行行为对描述和理解犯罪人的犯罪过程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的一般性统计分析,缺少从犯罪人不同主体特征下的空间出行行为的精细化与个性化研究。论文以北京市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为例,对不同主体特征要素下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分布差异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具有不同性别、年龄、籍贯和犯罪经验属性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距离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男性犯罪人的犯罪出行距离略高于女性犯罪人,但其空间缓冲距离却较女性犯罪人略小;中年犯罪人较青少年和老年犯罪人具有更大的犯罪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半径;外来犯罪人群体较本地犯罪人群体的犯罪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区更远;多次作案的犯罪人在出行距离和空间缓冲距离上要高于作案次数较少的犯罪人。随后,基于最小努力原则和理性抉择理论,从犯罪人主体的出行成本、邻里监护风险感知、犯罪收益等角度构建了犯罪人空间出行的决策模型,并对不同主体特征要素作用下的犯罪人空间出行行为的差异性进行了解释。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预测及警务实践提供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