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反思——兼评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

作为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康美药业案为证券群体性纠纷化解开辟了新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体系性的立法框架及精细化的实践指南，该案反映出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告主体资格方面，“投保机构主导程序”与“明示退出模式”的核心特征使得特别代表人诉讼与其他群体诉讼区分开来。特别代表人诉讼本质上属于团体诉讼，投保机构诉讼实施权来源于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被告责任司法认定方面，在实体性维度，该案中独董责任承担扩张化的现象值得省思；在程序性维度，证券群体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与防止矛盾裁判之司法目标需要理性衡平。投保机构是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唯一性原告”,投保机构选案程序的妥当性、公正性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为稳步推进证券集体诉讼的渐进式发展，还需以程序法理为据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予以结构性优化，即厘清投保机构创新职能与传统职能的关系、明晰投资者退出诉讼的阶段、反思诉讼费用的缴纳及分担。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证券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我国现行的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适应此类群体纠纷中保护分散性利益、制裁群体性侵害、为公众提供有效救济途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经验,改变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阶段的可行之选。     

法院的司法能力与代表人诉讼

群体纠纷的解决与法院的现代功能紧密联系,法院的司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运作中出现的群体形成困难、群体诉讼的容量狭小、法院对诉讼的控制力低下等弊端,与我国法院司法不完全独立、法院内部考核体系不尽合理以及消极性司法等因素息息相关。制度环境决定了阶段性发展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过程,试验性诉讼作为群体纠纷解决的过渡、替代手段,是改造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实选择。     

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的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损害股民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而股民受损利益往往又很难得到救济,究其原因在证券民事赔偿诉讼中没有设立恰当的诉讼人代表制度是原因之一。本文从各国群体诉讼模式的立法例入手,探讨了我国证券民事赔偿中的诉讼代表人制度的完善。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影响及司法应对

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在我国历经了3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以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作为前置程序的民事救济体系。但是面对本轮司法改革中的立案登记制,该民事救济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前置程序和诉讼模式选择的困境。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的立案应当取消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书作为立案前置程序的规定;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诉讼模式应选择诉讼代表人和共同诉讼模式,但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内部考核机制,增加对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特殊考核标准;法院应当设立独立证券投资审判庭,实现三审合一。     

论环境侵权群体性诉讼处理机制的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受侵害对象的不特定及涉及人数众多的特点,环境侵权纠纷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专门处理群体诉讼的一种诉讼程序,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法院对其相对拒斥的态度,导致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受到冷落。因此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在群体诉讼处理机制中进行团体诉讼、示范诉讼及建立联动机制的探索,对及时妥善解决群体性诉讼案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环境侵权群体诉讼之比较

解决环境侵权群体纠纷,美国规定有集团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了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而内地采取的是代表人诉讼制度,这三种群体诉讼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面对不断出现的环境侵权群体纠纷,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构建的法经济学思考

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人们在对群体诉讼的价值和功能的理解上存在许多误区，导致大部分法院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来处理群体性纠纷，而是采用传统的诉讼方式分别处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立法宗旨，也与群体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基于诉讼经济和司法统一的目的）严重背离。因此，探究群体诉讼制度创设的价值功能与其所期达到的目的，对深化我国群体诉讼的理论研究、指导群体诉讼的司法实践及推动相应制度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方式的选择与完善

与其他诉讼方式相比较,代表人诉讼以其突出的优点更能有效地解决涉案人数众多的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所特有的公告、登记程序以及判决的间接扩张力,使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功能,因此不应将其排除在证券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之外。同时,为了进一步完善代表人诉讼,应该扩大代表人诉讼的适用范围和诉讼代表人的权限,加强律师和法官在诉讼中的作用。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解决多数当事人纠纷的诉讼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和境外群体诉讼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功能和作用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     

群体性行政诉讼模式考量

针对群体性行政诉讼,法院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代表人诉讼和分别诉讼,而理论界倾向于用代表人诉讼模式来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分析两种诉讼模式,它们各有利弊,功能和价值各有侧重,应该共同为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服务,具体如何选择则需要法院来考量.另一方面,为更好地解决群体性行政纠纷,还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     

论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

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在维护股东利益和上市公司信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 ,可以弥补行政责任和政府监管的不足。股东诉讼是股东实现权利救济的方式 ,根据不同标准 ,可以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 ,以及股东单独诉讼、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本文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 ,跨跃和融合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两大不同的法域 ,着重分析了股东派生诉讼与代表人诉讼 ,并评点了一些不妥当的看法 ,提出了完善建议     

论群体诉讼在环境公害领域的应用

在环境公害领域，群体诉讼是解决环境公害纠纷、保护环境权最重要的法律手段。然而，我国的群体诉讼模式却正遭遇“搭便车”问题的困扰。其原因在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判决对未登记参与诉讼的权利人具有间接的扩展效力，这样一来，如果某些权利人不愿为参与诉讼而付出成本，他可以在其他人发动诉讼并胜诉后再行起诉，以便获得法院关于适用原判决的裁定。如果所有人都采取这一行为方式，结果是谁也无法免费搭别人的便车。对此，可以考虑判令环境侵权人向参与代表人诉讼的原告支付惩罚性赔偿，而对“搭便车”的权利人则仅进行普通损害赔偿，以此来激励权利人积极参与代表人诉讼，从而解决“搭便车”问题。     

群体诉讼比较研究与路径选择

群体纠纷是当代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各国选择群体诉讼制度的设计和实践却千差万别,显示出多元化的趋势.本文着重分析了美国集团诉讼、德国团体诉讼、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选定当事人诉讼的特点和差别,并与我国诉讼代表人制度进行了比较,指出了我国代表人制度存在的不足和原因,提出应借鉴其他国家有益经验和做法,以一种多元化的思路和举措来解决代表人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应对群体性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     

诉讼担当的理论推演与现实环境

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相统一是民事诉讼的理想格局,但新的民事主体和实体权利随社会发展不断产生,使两者之间的分离成为普遍现象。诉讼担当既保护了既有实体权利,又为新的实体权利的生成乃至最终为立法所确认奠定了条件。但是,诉讼担当双重功能的发挥存在环境制约因素,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就因运行环境不佳导致在解决群体纠纷时的作用有限。强化群体纠纷替代解决方式的建设是我们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不能忽视代表人诉讼运行的环境建设,对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而言两者都不可或缺。     

论我国消费者群体诉讼制度的构建——从小额多数侵权纠纷解决的角度思考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因证券欺诈、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等导致大量小额多数侵权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呈不断上升之势。但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和相关惩治的法律制度的缺失,这些大规模侵权行为并未得到及时制止,受害人的权益缺乏有效的保护救济渠道,若改变这种状况,除了通过多元化的社会综合治理等方式预防和化解群体纠纷外,结合中国国情借鉴美国式的集团诉讼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本文通过对我国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从建立我国民事诉讼群体诉讼的价值理念、适用范围、程序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几点看法和建议。     

群体诉讼模式研究

群体诉讼的目的可分为两类:保护个人利益和保护社会利益;群体诉讼也据此分为两种模式:私益型群体诉讼和公益型群体诉讼。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建立了公益型群体诉讼,而我国代表人诉讼仍停留在私益型群体诉讼。与美国集团诉讼相比,我国代表人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着契约成本、控制成本、信息成本等交易成本过高的诸多不合理之处,并且在制度运行上缺乏利益激励机制。因此,为保护我国广大消费者利益,必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尽快完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分析指出,与其他国家的群体诉讼制度相比,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在群体诉讼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对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改进,同时应在某些领域引进团体诉讼制度.     

论行为保全制度的构建——以公害诉讼为视角

在公害纠纷的解决过程中,相较于审判程序,行为保全能较好地解决双方当事人在能力上的不平等,使受害人的权利获得及时充分的救济。但我国立法的滞后与司法实践的急迫需求表明,构建公害诉讼行为保全制度势在必行。公害诉讼行为保全制度的法理基础,应结合诉讼法理与非诉法理,从公害纠纷的公共性、双方当事人的不平等性、救济的便捷与程序保障的矛盾性等因素予以考量。公害诉讼行为保全的制度设计,应根据我国特殊国情,在环境基本法或单行法中对行为保全的启动方式、审理模式、证明标准的设定、担保的提供、与本案审理的衔接、救济程序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规定,从而实现行为保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