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

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湖北,当地民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是站在"异端"的反叛者一边,积极响应并投身到起义的洪流中去,成为太平军阵营中的"新兄弟";或是站在"正统"的官府一边,加入团练或湘军,成为维护旧有秩序的"中流砥柱"。本文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文献,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研究表明,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就两湖地方社会言之,则更多的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     

清末地方军事化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广东团练为例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出于抑制地方绅权膨胀之需要,地方团练一度受到清王朝统治者压制.在清末广东,由于社会动乱加剧,团练得以复兴,但其过程则充满着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冲突与调适.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以保甲之名行团练之实"的策略,以应对王朝体制的羁绊;另一方面官绅之间围绕团练的控制权问题而矛盾重重.伴随着地方军事化而出现的权势转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国家威权衰微的不可逆转性.     

论湘军的崛起及其影响

从1853年初曾国藩在湖南长沙奉旨办理团练组建湘军,至1864年攻陷天京,曾国藩将其解散为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湘军活跃了十二年之久,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挽救了清朝行将覆亡的命运。然而,湘军不仅征服了太平天国,而且对近代中国社会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本文拟从湘军筹组的特征,考察湘军崛起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不当之处,请行家不吝赐教。一太平天国革命自广西金田村爆发后,转战两湖,席卷三江,定南京为国都,北伐、西征,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对付太平军,清政府除调兵遣将、实施围剿外,还派遣大员在各地兴办团练。曾国藩丁忧在籍,也奉旨在长沙协助巡抚办理团     

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

清代团练作为一种基层社会控制组织 ,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以往的学术成果中 ,国外学者多从地方军事化方面予以探讨 ,而国内学者则多从政治制度史、军事制度史方面进行研究。近年来学者用力较深的内容 ,涉及到团练与地方社会结构、团练与地方基层组织、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等 ,拓宽了研究领域 ,并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运用的趋势。但是 ,清代团练研究也有一些缺陷 ,如整体性研究缺乏 ,微观性研究失衡 ,史料有待于挖掘和整理等。克服上述缺陷 ,并且加大相关理论分析的力度 ,这将成为团练研究走向深化的应有之义。     

论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的拯救皇权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湖南绅士为了稳固封建的统治秩序,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疯狂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其中尤以湘乡、新宁等地的团练武装最为突出。他们在办团过程中,开创的“以书生训山农”,注重对团丁进行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的思想教育工作,推行宗族组织和保甲合一政策,为曾国藩创办湘军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略论胡林翼宦黔时的治“匪”策略与措施

胡林翼在宦黔的7年之中,针对当时贵州的"匪"乱制定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主要包括:编保甲、立团练;用士用民;以静制动、坚壁清野;恩威兼施等。这些措施给"匪"徒以沉重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清廷在贵州的统治。胡林翼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为他以后加入湘军、协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奠定了基础。     

罗泽南及其弟子与"同治中兴"

罗泽南及其弟子为“同治中兴”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军事方面,罗泽南及其弟子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为清政府收复了大量的失地,对晚清兵制的变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们在各地普行团练以加强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罗门弟子中担任高官者还大力整饬吏治,积极兴办洋务,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文教方面,罗氏师弟在致力于维系社会风化的同时,兴办书院、义学,恢复科举考试,对于恢复战后地方文教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

晚清地方军事化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异象,这一现象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地方社会的政治生态,也影响到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格局,团练则是彼时地方军事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咸同军兴背景之下,很多士绅对于＂团练＂话题的热议,既是士绅阶层对王朝危机的＂救道＂责任感使然,亦是士绅阶层对地方政治参与意愿的体现。＂团练＂话题之兴构成了咸同时期士绅阶层政治文化独特面相。     

近代团练问题研究

在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中,团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清代湘、淮军之建立,资产阶级地方自治武装之组成,无不与它有关。由于团练体制无定,有兴有废,资料散于各地方志及公私著述之中,搜求稽考不易,因此,历来对此无多专论。本文试就近代团练的演变、组织及其社会影响等问题概要述论,冀作引玉之砖,就教于学术界。 (一)近代团练的盛行及其演变 团练之制,始于唐代安史之乱后,时诸州皆置团练使。代宗时,刺史悉兼团练。此后,历代相传,沿而不废;所不同者,为适时用而变通其法而已。至清代,团练与积     

从御匪到救时:道咸之际清廷团练动员的兴起

清廷针对太平天国的团练动员并非一次性的举动，而是于道咸之际经历了从最初要求广西一省“普行团练”，到太平军突出广西后逐步扩展办团区域，再到咸丰三年正月初八日向各省绅民发出总动员令的渐次展开过程。其间，随着各省安全形势的恶化以及一些地区办团效果的初显，清廷对团练动员的重视程度日渐加深，使得“办理团练”从最初边陲省份的御匪之策提升为面向王朝的救时良方。同时，由于意识到地方官无力完成办团过程中劝谕、捐输等繁重事务，清廷将广西地方当局创设的以在籍绅士协助地方官办团的做法予以谨慎推广，并于发出办团总动员令后不久开始向各省大规模委任在籍绅士，随之形成的“团练大臣”群体则引发了地方权力结构的显著变动。无论是通省办团还是委任在籍绅士，其推广过程中的小心翼翼反映出清廷对于民间武力和地方绅士既欲倚重又不无担忧的矛盾心态。     

宗族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作用——以晚清湖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成为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在时局的变化下,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乡村联盟与地方政治——以南昌地区为中心

晚清至民国时期,地方军事化、清末新政以及议会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变革,不仅导致中国社会传统政治体制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且引发了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不断重组,先后出现了团练局、同姓联宗、“同盟会”等乡村联盟.这些不同形式的乡村联盟,在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律师、家族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运作下,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新的权力中心,对地方社会的政治格局及其演变趋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湘军军纪蜕变析论

本文围绕湘军的军纪问题,从湘军以理学治军与制造三次屠城事件这一矛盾入手,深入解析湘军军纪蜕变的内在原因。除了消灭太平军中坚力量、缺饷、主将泄愤等原因外,湘军屠城的关键在于理学治军难以维系。以理学治军根基在于湘军组建之初以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但是,随着战争日趋残酷,湘军伤亡惨烈。兵员需求的迫切,迫使湘军的招募更为简化,招募对象则更为拓宽。咸丰七年以后,湘军主要招募老勇,甚至包括绿营兵和太平军的降兵。当老勇成为湘军主干,用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无法维持时,以理学治军的意识形态教化自然成为空论。此时的湘军与其他清军兵勇并无本质区别,缺饷少食时,官长只能以利驱之,以致出现屠城暴行。一支失去基本军纪约束的军队,走向末路实属必然,曾国藩主动将其裁撤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湖湘理学群体利用"湘军网络"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凭借所获取的权力来推行平素所信仰的儒家政治理想.湘军的兴起,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由中央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湖湘理学群体与清廷的交互作用下,督抚专权现象初现,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湘军幕府与晚清政治体制

湘军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为湘军治军书、参机要、领兵出征、理粮台、筹军伯等充当鹰大，效尽犬马之劳，助成了曾国藩等在短期内挽救清王朝。但湘军幕府在充当湘车的参谋部和后勤机关，帮助战争机器正常运转的同时，又促使晚清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湘军幕府在办理军务、赢得战争的旗号下，使湘军大帅等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逐渐取得了军事大权、经济大权和人事大权。咸丰以前，由于清王朝高度的中央集权，地方督抚表面上拥有综治军事、统辖文武、考核官吏、督理关税、监临乡试、管理治政等大权，…     

新桂系时期的广西基层政权建设

广西建立一套区、乡(镇)、村(街)、甲完整的基层政权,实始于民国21年(1932年)新桂系统治时期。清朝县以下设里,里不具备基层政权的职能。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县成立团练,团练的首领(团总)曾是实际上地方基层政权的执掌者,但团练时设时撤,不构成正式的基层政权。民国初年,旧桂系基本沿用清代的行政设置,以后设立保甲制,但既简单又松散,不是完整的基层政权组织。民国21年(1932年),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     

事实真相与史识倾向——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为中心的考察之一

以《湘军志》、《湘军志平议》、《湘军记》中的《湖南防守篇》里对于湖南以及早期湘军的两个史实：湖南是否“纵寇”和江忠源“蓑衣度之战”是应当记其“为保全湖南首功”还是应当“直没其战迹”的对照研究表明．对微观史事倾向性认知会导致史识的重大倾向性差异。这在地方历史的书写中尤其普遍存在和值得注意。     

中晚唐南方地区军事战略实施动因初探

中唐以后,中央在帝国统治下的南方地区,实行以地方军队"团练化"、军力"薄弱化"与统兵官员"文职化"为核心的军事战略。唐廷实施这一军事战略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既有对前期本地兵力配置传统的继承,也与中央力行"销兵"有关,更是对当时北方残破、国家经济重心南移背景下的理性回应以及该战略所具有潜在的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准确判断。     

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

绅士是清代特别是晚清湖南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湖广分省增加了湖南生员的数额,而晚清湘军的崛起使通过军功和捐输取得功名成为乡绅的人数剧增,成为一个影响地方社会的庞大群体。清末资本主义的发展、乡村政权的建立、国家对地方公共事业的干预以及宗族势力的瓦解,造成士绅阶层的分化;士绅通过创办或接受新式教育、参与地方自治等公共事务、兴办近代企业等途径,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变,成为清末民初湖南立宪的广泛社会基础,并影响了湖南辛亥革命前后的地方政局。     

书生立武勋——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来说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般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本文仅就湘军领导层的认识和作为来作番探讨,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