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下节庆对社区重构的影响

随着20世纪后半期以来,节庆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复兴,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节庆与社区存续、复兴或衰亡的各种关系,成为文化地理关注的主题。文章从传统社区的延续与现代认同的重构、移民社区的再造与多元认同的杂糅、社区活力的再生与地方品牌的营销、社区秩序的重塑与地方权力的协商4个方面,对节庆与社区重构的关系进行分析。结论认为：节庆与社区重构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社区并没有被现代性力量所终结,而是以一种更加复杂化的形式存续和发展,或者延续传统的社区秩序,或者吸纳外来和创新要素重构出混杂的社区秩序,或者进行地方营销扩大社区影响;社区节庆则被全球化、市场化等现代性力量不断调整和创新。最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望中国语境下的社区重构研究。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文化经济视角下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山康茶祖节的重构

在现代社会,文化变迁遵从资本逻辑,节庆的重构受到经济导向的影响。论文以云南省景迈山芒景村布朗族的“山康茶祖节”为研究对象,于2015年1月、2016年4月、2017年4月、2018年1月进行了4次田野调查,采用参与式观察和非参与式观察与当地居民、政府工作人员、外地游客共计38人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了节庆重构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山康茶祖节重构了布朗族2大文化体系,即茶祖文化和茶魂文化。节庆蕴含的文化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符号,产生了经济价值,经济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外部驱动力,“在地者”民族文化认同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深层内部驱动力。节庆表征了当地民族文化,促进了茶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在地者”的生活,山康茶祖节成功地将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丰富了节庆的内涵。研究探讨了传统节庆在经济导向下的文化重构,深入揭示了节庆的内涵演变,有助于扩展传统节庆的理论研究。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南海渔港城镇发展的尺度重组与机制研究——以海南潭门镇为例

基于尺度建构动态性和能动性,探讨潭门渔港城镇发展历程中高低阶尺度间的权力互动,并通过建构“依赖”和“粘性”的概念,解析琼海市、潭门镇等地方低阶主体能动策略的尺度效应及其与尺度重组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潭门镇由“前重组阶段”向“过渡阶段”和“后重组阶段”过程转变是其与高阶尺度逐渐建立联结和调适的过程;潭门尺度重组过程是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高、低阶尺度主体结构性互动的结果,其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潭门镇尺度重组过程中,地方主体通过国族认同、空间营造和合作联盟,创造并释放出尺度间的“依赖粘性”,不断推动着尺度重组的良性循环。作为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单元,潭门镇转型发展研究丰富了渔港城镇发展和尺度重组之间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对海南省滨海城镇化及发展模式自主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公众视角下的地方与无地方：基于游客饮食体验感知的研究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地方与无地方现象，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资本、权力所代表的强权阶级，忽视了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中外游客对香港地方饮食在线评论文本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1）游客的体验评价显示，无论是饮食产品的推陈出新、就餐环境的多元装饰，还是餐厅服务的内容形式，香港饮食文化都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全球化特征，在保留传统特质的基础上也吸纳了外部文化形成创新，甚至衍生为新的地方特色产品，两者的共存与转换不仅说明地方和无地方的互相包容与促进，还呈现出两者对于全球化的反作用，地方性从而在内外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文化内涵。2）人的主体因素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强权阶级借助资本、权力等因素施加影响，以游客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弱势群体通过消费选择对资本、权力产生主体凝视的力量作用，引发其对地方与无地方元素的营造，这是“全球意义的地方”得以形成的关键。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下的空间转型与中国环境治理创新——基于深圳城—水关系动态演变的分析

城市空间是探讨城镇化特征、动力机制和效应的重要载体,但生态空间作为传统城市—自然二分对立认识论下被人类控制和支配的对象,却较少成为城镇化研究的主体。论文以深圳为例,从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展现了过去40余年深圳城—水关系的阶段性演化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关系变迁。研究认为,水是权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多元复杂的本体特征,它与城市发展并非二元对立,而是相互建构。在深圳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国家、资本、自然展现出差异化的动态关系,塑造了水的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过程,使之成为经济发展所需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支撑城市可持续运作的生态保障、提升城市长期竞争力的新动力。深圳城—水关系的演变揭示了中国环境治理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的过程。尽管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确保经济发展,以水为代表的城市生态空间出现了同质化和退化,但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未必在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中出现“空心化”;相反,国家权力的主动介入修复甚至扭转了单一市场逻辑下的生态退化和社会不平等。这些新型的国家—资本—自然关系和社会经济实践,不仅呈现了人类寻找公平、正义、可持续城市建设的中国方案,而且为城市—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论深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西方乡村性研究进展

在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乡村性研究的社会、学术背景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性的社会建构流派及其对中国乡村转型与乡村地理研究的启示。社会建构流派将乡村性看作是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与产物而非先存的事实,重点关注乡村转型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与差异性。由描述性流派、乡土流派向社会建构流派的过渡可以看作是从关注乡村性物质层面转向想象层面,由追求乡村性的本体、核心机制向探索乡村性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从追求“乡村性是什么”到研究“不同社会群体如何认识乡村性”“不同社会群体多样化的乡村性话语和体验”。而目前的中国乡村性研究主要关注乡村性指标及其模型建构,相关研究对于各级政府全面地了解现存的乡村问题并合理地制定乡村发展、复兴政策规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西方乡村研究中,乡村性指标由于暗含线性发展观、无法解读乡村变迁的机制和过程而饱受批判。在中国乡村急剧变迁的今天,现代化乡村发展话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这一过程中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和霸权话语对部分农村、农民的边缘化基本没有提及。在这种社会与学术背景下,乡村性社会建构流派对于解构乡村性主导话语、揭示乡村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与协商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地民居景观形态演变中的旅游地方化建构——基于地方口述史的哈尼蘑菇房案例

以云南元阳箐口哈尼蘑菇房民居为案例,运用地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阐释哈尼蘑菇房形态衍化的旅游地方化建构机制。研究表明:1)哈尼蘑菇房形态演变过程中存在土木蘑菇房、砖混平房和旅游景观房3阶段地方性表征差异;2)旅游地方化是当旅游地的地方性受到弱化威胁时,地方风格重构的过程,资源、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多行动主体发挥着功能、机制、意象和知识建构作用,主体之间的作用力影响旅游地民居形态衍化方向;3)在旅游地方化过程中需处理好人居环境诉求与旅游地方化建构之间的和谐一致性,规避由于旅游化带来的超越地方性。     

宋代妈祖信仰传播的地理过程及其推力分析

对宋代妈祖信仰传播的地理空间分布及扩散态势与不同信仰人群间的关联进行分析,认为民间信仰的一种传播和扩散途径是从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逐步向较高的社会阶层扩散,并随着不同信仰人群的不同行为方式和活动空间特征,向着不同的传播路径进行传播,并形成不同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宋代是妈祖信仰发展的初期,渔民、海员海商和地方士绅官员这些不同的信仰群体在妈祖信仰传播地域扩大过程中先后加入,逐步实现信仰的等级扩散。不同信仰群体对其地域扩散推动方式不同:渔民群体以短距离传染性扩展扩散为主,海员海商群体以长距离迁移扩散为主,士绅官宦群体二者兼而有之。不同信仰群体对信仰地域传播形成的地理分布态势不同。渔民群体产生沿海岸小范围密集型分布,海员海商产生港口集镇分布特征,士绅官宦推动信仰向着政治中心传播。这些不同的传播类型和分布态势与各人群活动地域和行为方式密切相关。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

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正在兴起，并对地方经济、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以阿拉善沙漠e族英雄会为例，结合问卷调查和地理探测器，探究了沙漠非传统节事游客出游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并为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1）亚文化群体是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主导者，具有亚文化性、团体性、爆发性和跨地域性特征。（2）影响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的推力因素依次为社交和休闲 > 附带出游 > 求新求异 > 寻求亚文化归属；拉力因素依次为亚文化主题活动 > 商品展销 > 英雄会文化 > 地域文化，推、拉力驱动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并呈双因子非线性增强，形成“T （推力）激发旅游需要—L （拉力）催生旅游动机—T、L共同促成旅游行为”的驱动过程。（3）沙漠非传统节事旅游流的产生一般要在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下经历旅游需要—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决策—旅游行为5个阶段。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基于城市意象的旅游节庆品牌认知研究

旅游节庆品牌认知是衡量游客认识和理解节庆品牌内涵及价值的标准,城市旅游节庆的主题也体现了城市意象的相关元素。在分析台北市地理区位、社会文化和城市功能等属性后,明确了台北具有"生态、创意、旅游"三大城市意象。以台北101跨年晚会为例,研究旅游节庆品牌认知对游客支持意愿的影响,分析旅游节庆对推广城市意象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品牌知名度、品牌联想、感知质量、感知价值、品牌信任、品牌忠诚度是影响游客支持意愿的六大驱动因素;节庆品牌认知对支持意愿的影响存在年龄、学历和居住地三方面的群体差异性;基于城市意象特征塑造旅游节庆品牌有利于推广城市意象,并延长节庆品牌的生命周期。     

岭南传统民俗节庆重构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以广州珠村乞巧节为例

民俗节庆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研究为认识居民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关于地方依恋的探讨尚处于萌芽阶段,应用研究主要以旅游地和旅游者为对象。乞巧节是岭南传统民俗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沉寂淡化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兴起,节日的内容形式功能已被重构。本文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以珠村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并结合因子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民俗节庆的重构与居民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乞巧节对珠村世居居民、新移居居民、租房于珠村的居民这三种不同身份居民心理形成过程中的情感、认知和意向都产生了重要作用,乞巧节使居民们更好地融合到了珠村社区。② 重构后的乞巧节在改善原住居民精神生活、优化珠村村落风貌、提升珠村族群的凝聚力、增强文化自豪感、保护乞巧文化及推动珠村的发展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③ 重构后的传统民俗节庆生产了新的文化记忆,其如何被居民内化吸收、如何被整合进原生态的乞巧文化中,都有待探索。本研究对丰富地方依恋在微观空间层面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