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社会资本: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行动逻辑

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行动逻辑应是人力资本转向社会资本的理性选择。在以信任、规范、网络和关系等为内核的社会资本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置于社会资本之中,通过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合作进一步探寻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行动理路,对于塑造民族地区教育扶贫共同体、完善教育扶贫治理方略、促进教育扶贫模式转型和培育教育扶贫善治理念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需要在社会信任半径、规范制度供给、民间组织发展和培育公共精神层面创新重构教育扶贫的社会资本,以此构筑后扶贫时代民族地区教育脱贫攻坚新路径。     

后脱贫时代脱贫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就将结束,脱贫后脱贫村的振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实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因此,刚刚摆脱贫困的脱贫村亟需从治理有效着手推动乡村振兴。但脱贫村的治理面临着内生治理能力不足、行政化扶贫力量淡出、脱贫村内部矛盾激化以及乡村振兴的多重压力和挑战,亟待优化调整。实现脱贫村的有效治理可以从构建合作治理模式、重塑困难群体合法性、建立开放的农村治理体系以及强化村民内部政治参与等多个角度推进。     

主体性视角下后脱贫时代的贫困治理

政府职责的再界定及农民自主性的激发,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场域政府主体性及农民主体性建构的核心问题。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国家义务的话语,导致了政府政治主体性的凸显与行政主体性的弱化,由此引发了农民权利的道德化及权利与责任的失衡。在后脱贫时代,需要加快均衡性的贫困治理体系的构建,实现政府政治主体性与行政主体性及农民权利与责任的对称性均衡。在具体路径上,可以从加强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制化及标准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发农民的主体性及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的均衡性转型。     

后脱贫时代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研究——基于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实态数据分析

旅游助力脱贫的同时带来全球性人口流动和语言文化接触,对贫困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活产生诸多影响.依据重庆市武隆区语言生活实态数据,分析其语言生活的总体状况、社会差异、变化及成因,认为围绕后脱贫治理阶段旅游扶贫的实施,有必要制定旅游扶贫县域语言规划,指出规划的根本目标是构建和谐的旅游扶贫县域语言生活,核心概念是语言资源,主要内容包括普通话推广方略、语言功能规划和语言权利平衡等.     

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及其治理

相对贫困是我国2020年后贫困治理的主战场。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的案例和数据,发现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具有经济结构性、政策负外部性、社会权利性、社会时间性和社会心理性等五个维度。相对贫困的相对性、多维性、脆弱性、动态性、发展性、长期性、特殊群体性、强区域性,要求国家建构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后扶贫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应着力构建益贫式经济增长体系、综合性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社会发展体系、多元化贫困治理体系、理性化心理认知体系,针对性地破除相对贫困的多维相对性,使相对贫困治理走上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     

后脱贫时代社会参与扶贫的法律激励机制

传统的行政扶贫模式在后脱贫时代面临诸多局限,引入社会主体参与扶贫,实现“单中心贫困治理”向“多中心贫困治理”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然而,市场化的社会主体与行政化的精准扶贫、收益性的社会主体与公益性的精准扶贫、碎片化的社会主体与系统化的精准扶贫之间始终存在着较大的张力,而法律激励机制的引入为张力的打破提供了契机与路径。当前我国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制度安排存在理念层面的“管理型激励”、标准层面的“资格型激励”和方式层面的“帮扶式激励”等问题,故应当针对当前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问题,彻底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激励理念从“管理型激励”向“契约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标准从“资格型激励”向“绩效型激励”转变,实现激励方式从“帮扶式激励”向“合作式激励”转变,最终实现社会参与扶贫法律激励的效能最优。     

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户获得感测度及其影响因素

从脱贫户获得感维度检验中国脱贫的实践效应。通过对广东省48 村1 518 已脱贫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其家庭人均年收入持续增长且比已知脱贫收入线显著偏高,产业扶贫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显著;脱贫户基于家庭劳动力人数、老人数和学生子女数等客观需求,多数自觉获得了体现客观机会获得的脱贫政策福利;脱贫户拥有较高的获得感,并没因调查个体的人口特征而存在差异,其显著地与客观需求呈负相关,与客观获得呈正相关,需求既定时客观获得增加,则获得感会显著提升,这意味着新时代基于需求-获得-满足的精准扶贫逻辑具有实践效应。在客观获得确定而需求增加时,获得感会显著偏低,收入的影响作用最大。因此,后脱贫时代需要继续推进乡村产业发展,加强对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乡村教育扶持力度,从外部基础、成人主体内在动力和代际发展潜力来保障和提升脱贫成效的持续性。     

论中国新时代扶贫理论实践研究

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谱写了人类发展史的壮丽篇章。这一新篇章既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论述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实践成就,也包括取得的理论成果,因此加强新时代扶贫理论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新时代扶贫理论实践研究的指导思想、宏观背景、实践基础、重大意义、方向重点、前景展望,旨在为更深入推进中国扶贫实践、扶贫经验总结、扶贫理论发展等研究提供参考。     

地方扶贫立法的路径、制度与理论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贫史上的奇迹,扶贫制度创新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前国家层面的扶贫立法呈现出破碎性、多价值融合性等特征,因此,在整个扶贫开发过程中,地方扶贫立法成为重要的制度支撑。从地方立法的文本出发,结合理论和实际调研经验,解构构成当前地方立法的思想基础,批判性审视当前扶贫法律规范的社会性和逻辑性,发现各地区的扶贫立法呈现出趋同化、政策化和泛原则化的现象。未来的扶贫立法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尊重各地的区域差异和扶贫经验,在法律的框架内,促进扶贫立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相衔接。     

数字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基于非线性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 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助推作用,同时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整体层面以及地区层 面看,在地理距离权重与空间邻接权重下,数字经济对临近地区均具有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扩散效应。 (2)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地区异质性,呈现东中西依次递 增趋势,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红利能够实现效用最大化。 (3)数字经济对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存在空间非线性,即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双门槛,随着数字经济逐步跨越门槛值,对本地区的直 接效应呈现倒“U”趋势,溢出效应呈现“U”形。     

电子商务与信息扶贫:互联网时代 扶贫工作的新特点

通过论述近年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主流化的趋势,尤其在县域电子商务和涉农电子商务发展迅速的背景下扶贫工作所具有的新特点,即以信息扶贫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助力扶贫工作的新型扶贫方式被更多的区域和主体所采用。鉴于此,主管部门应该把信息扶贫纳入到国家扶贫工作体系中,各地应发挥好电子商务在产业引导和金融扶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还需要夯实与电子商务扶贫相关的基础设施。     

中国减贫的范式演变与未来走向： 从发展主义到福利治理

自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减贫实践先后经历了开发式扶贫和精准扶贫两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型”特征,遵循“发展主义”逻辑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成效,预期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所有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绝对贫困完全消灭。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后贫困时代”,贫困主要表征为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社会弱势人群的相对贫困,因老、因病、因学、因残等是主要致贫原因,行政主导下的“发展主义”减贫逻辑将会失效,“低水平保障+临时救助”的特殊主义济贫方式也无法解决致贫的根本性问题。“后贫困时代”的有效减贫必须转向“新发展主义”逻辑下的福利治理,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手协奏”之下,通过普遍性的福利供给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构建起弱势贫困人群的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最终通过全面有效的社会保护达致贫困的根本性治理。     

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设置、维度聚焦与实现路径

加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是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遵循脱贫人口返贫问题事前治理逻辑,基于对返贫风险生发运演机理的理性揭示和科学预判,把内生脱贫动力、生计资源禀赋、外部灾害冲击和社会负面影响作为脱贫人口返贫生发的主要监测维度,且诸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基于四大维度的监测预警能力越强,则越有利于及时化解返贫风险、阻断返贫。当前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建设面临监测制度不完善、监测主体配合机械式、监测技术体系不健全、风险信息管理碎片化和监测工作考核监督不完善等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善风险监测制度,布控筑牢脱贫人口返贫防线;明确风险监测职责,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监测技术体系支撑,打造返贫信息共享平台;创新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协同治理良好格局;共同推动后脱贫时代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的逐步形成、持续巩固和长效发力。     

关于社区林业可持续扶贫模式的探讨

社区林业作为新兴的参与式林业,改变了“刀耕火种”的传统林业与“规模开发”的政府林业的经营方式,对于农村扶贫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中荷扶贫社区林业项目面对山区反贫困的各种挑战,积极探索和帮助山区贫困农民,建立起“农户林业+科技示范机制+农民专业协会”的可持续扶贫模式。以“开发式”生态扶贫方式,促进社区林业从生存角色向脱贫致富产业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