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政治论三题

《广义政治论》一书提出了“社会政治”、“主体社会主义”和“人民宪政”三个概念。对它们的理解,“社会政治”应体现为非阶级斗争的政治、大众的政治和非意识形态的政治;双重转型背景下的主体社会主义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社会主义性质体现为政府培育市场、政府实现市场所无法实现的社会公平、国家保持适量的国有经济并使其保持效率;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宪政传统,但中国以“三个代表”为特征的执政理念比西方的宪政更为积极,更有利于实现人民的利益,人民宪政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宪政道路。     

习近平人民主体性思想的价值哲学意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是习近平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具体体现，在价值哲学的维度上，人民主体性思想表现为人民是价值主体、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习近平人民主体性思想首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是人民，“人民”应被辩证地理解为全体人民及一个个“现实的个人”。人民群众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前提是深刻理解并高度认同理论的内容；人民群众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评价和审美的过程中彰显自身的认识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要通过物质资料的所有权和共享物质生产的成果来体现。人民主体性在任何一重维度的缺失，都将导致其流于“抽象的空洞”。     

中国当下依法治国对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新发展——关于中国法治现代化阶段论的思考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孙中山先生的“训政”相比，两者相似之处在于都坚持一党执政，并将此视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内容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内容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基础发生巨大变化和民主成分获得较大增长；性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它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以一党长期执政、不搞西方多党竞争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长期存在的原因是：中国属于后发的政府主导的赶超型现代化国家，没有形成橄榄形社会结构，需要通过建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体制，实现中国的“富”与“强”。     

宪政制度设计视域中的政府转型——权力制约与行使的路径

宪政制度设计思想为规范政府权力，促使政府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制度设计思路。从宪政制度设计思想出发，思考政府转型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常有两条进路：一是通过规范分权来规范政府权力，使政府超越于市场与社会，自主地制定公共政策，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二是调整政府权力与社会组织的权利关系，促使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从而防止政府权力变异，促使政府承担其公共责任。     

人性假设视野下的政府治理模式及其演变

政府治理在不同的社会中具有不同的模式和逻辑推演。封建社会是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其逻辑推演是人性善恶;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宪政治理为特征的,其逻辑推演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善治”为特征的,其逻辑推演是以人为本,即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宪政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邓小平恢复了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社会主义宪政秩序，使中国政治重新回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践的发展，为新世纪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石。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继往开来的伟大传承者，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艰辛开拓的理论奠基者。     

善治: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治理伦理

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支持的、社会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活动。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通过引入“善治”理念，积极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伦理，从而实现和谐之治。善治理念强调在目的上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体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价值取向；在程序上加强公民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与合作。治理伦理的生成主要不是靠制定伦理规则，而是靠公民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建设，其生成过程的重心在于监督和批评。     

论邓小平的人民主体思想

邓小平同志一生重民、尊民、为民、富民，其“人民主体”观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广泛性和基础性；把尊重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定地实践着真抓实干、富国富民的崇高思想，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观。     

浅析阿克顿宪政观

阿克顿的宪政观并不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论，而是阿克顿在总结历史，用于指导国家构建的一种制度设计。在制度设计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普选权，成为实际民主的一份子，成为人民精神的向往。政府权力与公民自由是政治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阿克顿的宪政观是其对于限制国家权力，实现人民自由的一种制度设计，宪政政府不会因为更换领导而变化，相反宪政政府有没有领导都会运行很好。每个领导者重在设计一种权力制约机制，使得宪政发挥其最大功效，才是阿克顿宪政观的归属。     

《独立评论》中的“新式独裁”论——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两难选择

1930年代,《独立评论》中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新式独裁”论,但理性上仍保持着对西方民主宪政的信仰,现实的政治选择也以实现民主宪政作为趋向。不过被他们看作手段的“新式独裁”实在很难导出理想的民主政治,它体现了民族危机下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选择的两难。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理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探索出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中筑牢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民性”根基。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抓手强化制度保障，实现“民主全方位覆盖”与“民主过程有序，结果有效”的运行目的，始终将人民民主贯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全过程。     

邓小平对保障和实现中国人权的基本途径之探索

邓小平同志在思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障和实现中国人民人权,发展我国人权事业的新思路和新途径。保障和实现中国人民的人权,必须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大前提;必须以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根本途径;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根本政治保障;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刍议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准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取向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牢牢把握它的基准点：党内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先决要件；公民意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人文基础；宪政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律保障；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维度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性，也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这条现代化之路体现出历史选择性、人民主体性、实践探索性及世界引领性。现代化路径体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及主要矛盾，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是中国人结合国情自觉主动选择的结果，更是无数中国人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人“走自己的路”的重大选择，体现出中国人在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面前的坚韧和执着，也体现出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付出的艰辛探索，最终为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创造出新形态，引领世界现代化的前进方向，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论“中国梦”视域下的人民主体地位

党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体现了实现“中国梦”“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价值追问、力量源泉和责任担当。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地位、价值主体地位、权利主体地位。当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面临官僚主义扩张、工具理性主义膨胀、社会分化加剧和公共理性欠缺等现实困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应该围绕人民主体观强化公权力与人民的新型关系;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围绕人民当家作主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新公民;围绕巩固“人民主体的核心”切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邓小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宪政是两个可以互换的概念。邓小平恢复了被“文化大革命”中断的社会主义宪政秩序,使中国政治重新回到民主和法治的轨道,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实践的发展,为新世纪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石。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继往开来的伟大传承者,也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艰辛开拓的理论奠基者。     

"议行合一"思想的基本精神,合理性与它在操作上的局限性

“议行合一”的基本精神是民选的机构应该对国家事务享有全权。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一种宪政原则 ,其合理性在于 :它能够很好地体现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是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 ,由于现实选举制度的不完善 ,党政关系缺乏规范化及其对司法权的独立性认识不足等原因 ,使“议行合一”的优越性还远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应该进行不懈的制度化建设 ,切实扩大政治参与 ,为最终实现这一宪政原则之下人民对国家事务享有全权的理想而努力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之批判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现象明显，这种批判话语将公共卫生安全、国际贸易、宗教信仰等非政治问题政治化，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中国发展对内展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和力量、对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论及其实践强化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防备和规制心理。拥有优势话语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稳定，利用信息强权和话语霸权对华进行泛政治化批判，以期剥夺、打压我国正常发展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中国的应对思路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落实“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践行，打破“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以中国之治推动世界之治；利用好网络信息传播新技术，揭露西方批判话语的虚伪性，以贴合西方文化基因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     

关于共同富裕的系统论思考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但也是世界性难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思想，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积极的价值观和借鉴意义。传统的阶级对立社会制度和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制约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批判了资本逻辑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设想了公平正义的未来社会，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价值资源，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脱离社会现实，美好设想陷于空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基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之上，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系统论的方法，通过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