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围填海的生态环境问题及监管建议

长期大规模围填海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围填海存在的大量闲置面积亟待消化、叠加累积生态环境问题突出、重化工产业环境风险高、重要海洋生态空间被侵占、违法违规与闲置围填海处置存在"急功近利"倾向以及生态修复基础薄弱等问题。并就加强围填海监管,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影响审查、严格环境准入、严格围填海处置清退、拓展海洋生态空间、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与风险评估、推进生态损害赔偿与生态修复、加强监督与宣传等建议。     

事件

正首批国家海洋督察组解决围填海管理问题首批国家海洋督察组8月22日进驻辽宁、海南,随后将陆续进驻河北、江苏、福建、广西,开展以围填海专项督察为重点的海洋督察。其间同步对河北、福建、广东三省开展海域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防灾减灾等方面进行例行督察。广东首个"市委书记市长环保督查令"发出     

渤海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实践经验启示——以大连金普新区为例

渤海三面环陆,优越的地理条件一度使环渤海的围填海活动趋于白热化。虽然围填海造地拓展了大量的土地空间,却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首次提出渤海海域禁止开发任何围填海项目,并要求加快处理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本文结合大连金普新区实践经验,提出了统一围填海遗留问题界定标准、强化监管、跨部门协调、开展多样化生态修复技术研究和构建全过程监管体系等要点,为今后我国围填海遗留问题的处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国围填海管制政策的反思及其改进措施

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围填海管制政策及其效果进行分析,从政策自身、政策主体、政策受众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指出现行管制政策失效的具体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试图促使围填海的发展符合生态文明新理念,促进围填海发展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为构建和谐海洋、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借鉴。     

围填海存量资源形成机制及其收储制度探讨——以东海区为例

围填海是我国当前海洋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式,我国沿海围填海活动从数量和强度上都呈增长趋势,在缓解沿海地区土地资源紧缺问题的同时,也受多种原因影响而存在大量的闲置现象,形成围填海存量资源。本文以东海区为例,首先分析了围填海存量资源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围填海存量资源形成的外部经济环境、产业政策或规划调整、政府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相关方利益协调不善、围填海企业因素、自然环境客观原因等,最后提出围填海存量资源收储管理对策,重点探讨了闲置围填海海域收回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完善我国围填海管理制度体系提供依据。     

我国围填海现状、问题及调控对策

大规模的围填海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利益和海洋资源,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文章对我国大规模围填海现状、原因及调控对策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的围填海规模大、范围广对海洋资源和生态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利益驱使是大规模围填海的根本动力,海洋权责模糊和海洋意识淡薄是大规模围填海的重要原因。加强国家主导特别是国家海洋行政部门的职责和权力是实施调控的有效途径,实施科学规划和专家论证辅以公众参与是实施调控的重要途径。     

海洋督察制度的逻辑与发展——基于NVivo软件的文本分析

海洋督察制度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国家海洋督察组对沿海省(区、市)实施海洋督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反映出了一系列问题。运用NVivo11软件对沿海各省(区、市)海洋督察反馈意见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研究,挖掘海洋督察制度的内容、运作及其背后的逻辑。研究发现:海洋督察反馈意见中聚焦61类问题,分属于围填海专项督察、海洋综合督察两个层次下的六大方面,即制度政策落实不力、项目审批监管不严、执法监管不到位、污染防治工作弱化、生态环保问题突出、综合管控亟须加强。通过内容分析法,为更好地了解海洋督察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要增强立法能力、融入中央权威、扩大公众参与,为海洋督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深圳市空港新城近岸海域海岸线及围填海变化情况初探

利用Landsat TM遥感影像数据,通过ArcGIS技术提取深圳市空港新城1986—2017年5个时段的海岸线及围填海信息,对区域30年间海岸线及填海面积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岸线总长度和深圳辖区内岸线长度分别由23.21km和13.09km增长至38.96km和21.96km,总填海面积为1968.15hm~2;1986—2002年间前增长速度较快,2002年后速度变缓。建议从推进海岸线立法,加强围填海管控,实施岸线生态修复等方面进行保护与管理。     

围填海生态干扰度综合评价方法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围填海作为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开发活动,其实施过程伴随着较强的生态环境干扰。面对围填海持续活跃和生态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双重压力,科学识别围填海活动的生态干扰度,对有效实施海域资源环境监管具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围填海活动干扰强度和区域生态敏感度定量评估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围填海生态干扰度综合评价模型,并以2016年辽宁省新增围填海为例,对围填海活动生态干扰度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辽宁省新增围填海生态干扰度区域差异显著,生态干扰度指数在0到2.35之间,高度干扰类型的围填海有8个,分布在锦州南部沿岸、大连西部金州湾、大连东部沿岸和丹东沿岸;中度干扰类型的围填海13个,在锦州、盘锦和大连沿海均有分布。评价方法能够有效地对围填海活动的生态干扰度进行定量评估,可为围填海活动的监督管理实施提供技术支持。     

基于国内外实践经验的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研析

建设国家级海洋公园是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一环,在平衡海洋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起步较晚,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破解。本文以国外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依据,结合现实中存在的困境,从创新管理模式、健全专项法律法规、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构建监督反馈机制、优化科普宣教途径等方面对我国国家级海洋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标准构建及实证研究——以胶州湾为例

随着人类开发海洋空间资源的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愈加恶劣。以围填海研究为出发点,构建其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并全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和国家标准,确立各评价指标的三级标准临界值,运用基于熵值和层次分析的模糊物元模型,对胶州湾1986年、2000年、2010年围填海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损害进行评价,证实围填海工程规模与海洋生态系统恶化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随着时间推移,围填海活动造成的生态累积效应愈加明显。     

厦门海岸工程对岸线变迁及海洋环境的影响研究

在Arcview 3.3软件的支持下,以厦门市1989年、1997年和2007年三个时期的遥感影像图为数据源,研究厦门的海岸变迁;通过搜集整理文献资料,总结围填海面积增长情况,研究表明:1980年以前,厦门的围填海以西海域和同安湾居多,西海域围填海面积达5 605 hm2,同安湾围填海面积2 796 hm2;1980年-1999年,整个厦门海域的围填海面积为982.05 hm2;2000年-2006年,整个厦门海域的围填海面积为762.44 hm2。长期多项海岸工程建设提升了厦门海洋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但也使得海洋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如海岸地形地貌改变、纳潮量大量减少、生物多样性被破坏、水质恶化等。     

福建围填海的现状分析及管理对策

围填海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给海洋环境资源带来了危害。本文结合福建省围填海历史过程,分析了福建省围填海的现状,同时提出了目前围填海活动存在的主要问题。文中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福建省“十三五”围填海趋势。并且针对围填海存在的问题和“十三五”用海趋势,文章提出了一些围填海的管理对策。     

基于多时相遥感影像的围填海动态监测与变化分析——以辽宁省部分沿海县市为例

本研究选取2016年天宫二号宽波段成像仪数据，联合1986、1996、2006年Landsat-5的历史遥感影像数据开展辽宁省部分沿海县市围填海变化监测，并分析湿地-围填海的转移关系。结果表明，1986~2016年，辽宁省部分沿海县市围填海面积持续增加，近10 a增加最多，面积为29499.73 hm2。围填海占用滩涂湿地面积各时期比较稳定，占用近海水域面积逐年上升，占用盐沼湿地面积逐年减少，围填海开发活动具有由陆地向近海转移的趋势。不同时期，湿地-围填海的转移关系有较大差异，进一步权衡不同转移类型的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与经济价值增加的关系，对科学地进行围填海规划与实施具有指导意义。     

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评估——支付卡和单边界二分法的比较

基于意愿调查法,同时使用支付卡式和单边界二分法式诱导技术,调查人们对于胶州湾围填海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恢复的支付意愿,推断围填海的年生态损害值及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结果表明,使用单边界二分法时,人们平均每年愿意为围填海生态损害进行恢复支付591.29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19.76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10.2元/(m2·a);使用支付卡式时,平均每年愿意支付247.53元,胶州湾围填海生态损害总价值为8.22亿元/a,单位围填海的生态成本为4.25元/(m2·a);采用两种方式所得结果作为生态损失值区间,可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准确性。该研究结论可为围填海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以及生态补偿提供参考。     

新政

<正>海洋生态红线区禁止围填海《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获省政府批复并正式印发,划定了13类、268个海洋生态红线区,确定了广东省大陆自然岸线保有率、海岛自然岸线保有率、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等控制指标。此外,文件还将海洋生态红线划定和严守情况指标列入     

利用疏浚泥修复和重建滨海湿地案例分析及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索诺玛海湾潮间带和马里兰州贝伊汉哲岛的湿地重建和生态修复工程为案例,介绍海洋疏浚泥在海岸生态工程中的国际研究前沿和工程运用实例。本文以上述典型的生态工程为例,结合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海岸滨海湿地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分析疏浚泥在我国滨海湿地生态重建和生态修复等工程方面的应用前景,以期为缓解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和滨海湿地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提供技术借鉴和参考。我国利用海洋疏浚泥进行滨海湿地生态工程的主要潜力和优势为:(1)疏浚泥可用于海岸生态工程,保障港口经济的健康发展;(2)疏浚泥可用于河口湿地的生态保育,稳定侵蚀性海岸;(3)针对目前我国大量的围填海项目,可将人工岛填海工程与生态建设结合,发挥良好生态环境效益同时也作为未来海洋经济发展的后备土地资源;(4)疏浚泥用于退化海岸的生态修复,可提高滨海湿地生态环境质量。     

1995~2015年锦州湾海域围填海空间格局变化分析

为探究锦州湾海域围填海的空间开发及利用程度,选取了1995~2015年间的5期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作为基础数据,对该区域围填海的空间利用结构、利用水平、动态度及质心转移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1）锦州湾海域空间开发利用活动类型多样,但结构规模不均衡,总围填海面积由1995年的2756.93 hm2增加到2015年的7234.70 hm2,以中部海域港口用海增加面积最大,南部海域围填未开发用海次之。（2）在空间利用水平方面,中部海域人工岸线比例最高,北部海域变化不大,南部海域在2010年以后增长较快;用海类型多样性指数方面,中部海域在2005年前较高,用海类型较合理,2010年及以后不断下降,北部海域波动较小,南部海域呈缓慢上升趋势。（3）围填海利用的动态度方面,北部海域港口用海动态度最高,达到5%;中部海域,围填养殖用海动态度变化最大,为7.54%;南部海域围填未开发利用动态度为5.94%。（4）围填海的空间质心转移方面,1995~2015年间围填海质心不断向东南方向移动,说明锦州湾海域的围填海开发逐渐向东南迁移。     

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整体性、协调性,将海洋环境保护职责整合到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打通了陆地和海洋,开启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新时代。本文在客观分析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观点和方法,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从法律与标准管理、经济与生态管控、陆地与海洋防治、督查与调度督导、科研监测支撑、企业与公众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角度,提出加强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的对策建议。     

构建我国海洋工程生态补偿机制的可行性与现实困境分析

海洋工程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伴随海洋经济发展而日益加剧,实施海洋工程生态补偿有助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实践海洋工程生态补偿具有政策可行性及实践可行性,然而海洋工程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亦面临着法律制度、补偿内容、资金保障、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