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对乡村民宿的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研究*——以海南的5个民宿村为例

［目的］随着乡村旅游在中国乡村生根发芽,民宿成为了很多游客出行的优先选择,民宿的蓬勃发展对社区造成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而社区居民是这些影响的主要承担者。社区居民对乡村民宿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会形成整体的感知,整体的旅游利益感知会影响对民宿发展的态度,态度从而决定社区居民的行为是支持还是反对外来游客进入当地旅游。居民对乡村民宿发展的态度,是决定民宿是否能够在中国乡村持续发展的关键,但鲜有学者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乡村民宿旅游影响进行研究。［方法］文章以海南省5个民宿村的居民为研究对象,以居民影响感知为研究切入点,建立居民影响感知、支持程度、社会距离、社区依恋的关系模型以揭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态度的影响。［结果和结论］（1）社会距离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支持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2）社区依恋对支持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3）旅游影响感知的3个维度对支持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乡村旅游扶贫中农户参与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湖南凤凰县案例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扶贫是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当前,旅游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施策、深入攻坚的关键时期,研究农户参与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对于提高旅游扶贫效果,保障乡村旅游的益贫性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湖南省凤凰县14个自然村349份农户访谈数据,利用扎根理论方法的开放性编码、选择性编码和理论性编码三重过程,分析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果］村民对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核心诉求和主要期待,可构建“资源和市场—政策和环境—农户参与—精准扶贫”4个维度的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概念模型,据此识别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理。［结论］贫困地区宜进一步重视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整体扶贫效益,夯实贫困地区旅游发展的政策和环境、资源和市场等综合环境,有效提升农户参与能力和获得感。     

基于合作博弈的四川省乡村旅游集聚度研究

［目的］乡村旅游集聚是乡村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利于提升乡村旅游业的区域竞争力，同时，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经济现象，探讨集群过程中涉及的不同利益主体及对乡村旅游的贡献，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以乡村旅游大省四川省为研究对象，建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者的集合，通过合作博弈论以及Shapley值分析乡村旅游集聚过程各参与者的贡献率。［结果］V（F）=V（P）=V（G）=0，V（FP）=60，V（FG）=70，V（PG）=60，V（FPG）=80，说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联盟可以获得最大的集聚度。同时，Shapley值结果表明，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经过合作后的集聚度均有所提高，且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三方合作博弈的前提下，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对合作均做出了贡献。其贡献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旅游企业、政府和农户。［结论］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旅游企业、农户和政府的合作联盟，有效提高其集聚度，实现乡村旅游集聚和各个参与者的双赢。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目的］以延安市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适应性理论,分析农户在乡村旅游扰动下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模式,定量测度不同适应模式农户的适应结果。厘清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提出促进农户及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法］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法及二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1）旅游开发造成案例地农户自然资本丧失,失地农户由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适应方式向兼业型与非农型转变,分化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且各类农户在各描述指标方面差异显著。（2）农户的生计资本衡量3个社区旅游开发后的适应结果,生计资本普遍较低且内部各维度差异明显。对比4类农户适应结果可得：复合生计型>务工主导型>旅游服务型>社会保障型。（3）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当下适应结果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选择意愿,其中可借款人数是最关键的影响变量。［结论］农户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生计动态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旅游开发及基于此补偿制度是农户现在生计适应活动的外部起因,按照适应类型以及收入比重,分化为4种模式农户; 现行生计适应策略使农户适应结果迥异,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结构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农户未来生计选择的直接动因; 3个社区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分异的推动力量。     

农户认知、角色认同对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影响——基于鞍山南果梨栽培系统的研究

目的 发展旅游是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和适应性管理的有效途径之一。农户是推进遗产地发展旅游的主体,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遗产地振兴以及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和利用具有重要的作用。方法 文章通过对遗产地农户展开实地调研,利用计划行为理论和角色认同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户认知、角色认同与农遗旅游开发意愿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认同在农户认知与农遗旅游开发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角色认同对农户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原真性感知对农户农遗旅游开发意愿存在不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原真性感知对角色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角色认同在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原真性感知与农遗旅游开发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结论 （1）农户是农遗旅游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相关部门应加强与农户交流,充分了解农户参与农遗旅游发展的需求和瓶颈,并给予政策支持,利用线上和线下渠道引导农户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以提高农户认知水平。（2）在农遗旅游开发过程中要突出农户的主体地位,注重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带头作用,提高农户作为农遗旅游开发主体的角色认同感。（3）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提高农户开发农遗旅游意愿,实现文化和旅游的双向赋能。     

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为山西省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合理的参考建议。［方法］选取山西省213处国家级和省级乡村旅游示范点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临近点指数对其空间分布类型进行判别,并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和地理联系率对其分布均衡程度和地理联系程度进行考量,通过核密度图进一步分析其空间分布指向,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空间分布呈集聚分布的特点,且与经济规模和人口密度在空间上的均衡、配合程度较高。［结论］（1）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包括以太原和晋中为主的中部密集区和以临汾、运城、晋城为主的南部密集区,且都以各地级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大多数示范点分布于城郊地区; （2）经济发展、人口密度、资源禀赋、区位因素和社会因素是影响山西省乡村休闲旅游地分布的主要因素,其中农业科技类、农事体验类和特色村镇类多分布于经济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 （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发展影响的调查与思考——以河北省井陉县于家村为个案

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的综合影响体现在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如何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有利影响,规避不利影响,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效应,从而加快乡村社区全面发展,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本文以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于家村乡村旅游开发为例,通过对于家村居民乡村旅游意向调查分析,结合乡村旅游对乡村社区的综合影响,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乡村旅游开发与旅游地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社区的协调发展。     

自然保护区与农户生计抉择：基于风险感知视角

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抉择对推动保护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改善农户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以辽宁省6个自然保护区周边980个农户生计抉择微观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Mixed Logit模型,实证探究自然保护区政策对周边农户生计抉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保护区周边农户风险感知在自然保护区对农户生计抉择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自然保护区政策使得周边农户由务农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和创业主导型转变,影响系数分别为1.22、1.42,稳健性检验结果验证了这一结论;（2）自然保护区通过影响周边农户风险感知间接影响农户生计抉择;（3）相对于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非农生计抉择影响更明显;（4）相较于男性户主,自然保护区对女性户主的非农生计抉择影响更明显。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风险感知理论,构建了“自然保护区-风险感知-农户生计抉择”的分析框架,丰富了自然保护区对周边农户生计抉择的作用机理,为协调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启示：一是应完善自然保护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生态服务产业发展。二是鼓励保护区周边社区农户参与生态旅游等...     

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耦合性分析

［目的］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促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农业产业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在构建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2010—2016年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1）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评价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评价值由0169增加到0751,增长了345倍,乡村旅游发展的评价值由0033 7增加到10,增长了2897倍,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由低度耦合（2010年）向中等耦合过渡（2012—2016年）,两系统之间的关联度较高。（3）2010—2016年,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耦合协调度由0207提高到了0650,由低度协调耦合逐步演变为高度协调耦合。［结论］四川省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效应和协同效应保持平稳增长,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持续发展仍然是今后要重视的问题。     

农户对休闲农业的认知及参与意愿研究*——基于山东省615份农户调研问卷的实证

［目的］文章以山东省615位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就农户对休闲农业的实际认知水平和对休闲农业的参与意愿进行实证分析。［方法］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检验影响农户参与休闲农业意愿的因素。［结果］（1）借助公共媒体、村委会及亲朋好友等信息渠道,农户对休闲农业的认知状况较为理想,休闲农业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环境功能均得到了农户的较高认可; （2）农户参与休闲农业经营的意愿较强,有7350%的农户表示未来愿意参与或继续参与休闲农业的经营; （3）受教育程度、风险承担能力、劳动力数量、资金支持、交通区位、旅游资源、对休闲农业的认知、宣传推广、前景预期、亲友的“示范作用”和组织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性影响。［结论］山东省农户参与休闲农业经营的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为了提高农户的经营意愿,促进休闲农业的发展,依据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基于精准扶贫的重庆市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目的］发展乡村旅游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精准扶贫背景下,研究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以期为贫困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参考,也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方法］以重庆市14个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为研究区域,系统分析该地区乡村旅游资源的发展模式,采用平均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平均分布密度,探究境内194个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格局。［结果］（1）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发展模式主要有高科技农业园、农家乐、乡村自然景观和乡村人文景观,其中农家乐是数目最多的类型。（2）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ANN值均小于1,说明这些地区乡村旅游资源均呈集聚分布。（3）各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密度差异较大,其中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的平均分布密度最高,为6115个/万km2,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平均分布密度最低,仅为2709个/万km2。［结论］乡村旅游重点扶贫县中乡村旅游资源数目还比较少,各地之间存在差异,今后应从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开拓发展模式、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     

社区居民对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实证研究——以成都花香果居景区为例

近年来,对乡村旅游的研究日益升温,但鲜有学者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对都市近郊乡村旅游影响进行研究。文章以成都近郊的乡村旅游地花香果居景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发放问卷、入户调查等方式将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及总体影响等4个方面的感知进行均值分析,发现在上述4个方面的正面感知均强于负面感知;通过相关性分析,了解不同社会人口特征与旅游影响感知的相关性。研究发现,花香果居景区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强于负面影响,社区归属感越强的居民对旅游发展呈越积极的态度,而学历越高的居民对旅游负面影响感知更为敏感。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并提出花香果居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     

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评价

［目的］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最尖锐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极其重视扶贫。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精准扶贫,对于打赢扶贫攻坚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进行评价,对把握脱贫工作的不足和方向、提高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的扶贫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选择2011—2016年为时间结点,将熵值法与加权评分法两种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以榆林市和延安市21个“国家乡村旅游精准扶贫重点县”为研究对象,研究陕北地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来其精准扶贫效应,并对其做出评价。［结果］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经济效应总体为显著,且延安市区域间发展很不平衡;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受教育及生活水平方面,乡村旅游产生的效应不显著; 在改善贫困地区贫困居民健康水平方面,乡村旅游扶贫效应比较显著。［结论］陕北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效应总体处于显著和较显著两个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环境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农户低碳生产行为*——以农膜、秸秆处理为例

［目的］研究旨在探讨环境公平感知和社会信任与农户低碳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农户生产行为向低碳化方向转变提供对策建议。［方法］基于陕西和甘肃两省的村域调查数据,以农膜和秸秆处理为例,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环境公平感知和社会信任对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影响,并结合分层回归分析了社会信任在环境公平感知和农户低碳生产行为间的调节效应。［结果］（1）在环境公平感知维度中,人际公平感知正向影响农户的农膜和秸秆处理行为; （2）对社会信任来讲,人际信任对农户农膜和秸秆处理行为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制度信任仅对农户秸秆处理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3）人际信任在种际公平感知和农户农膜处理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而制度信任在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 同样,人际信任在人际公平感知和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制度信任弱化了人际公平感知对农户秸秆处理行为的影响。［结论］环境公平感知和社会信任是影响农户低碳生产行为的关键因素,且社会信任在种际公平感知和农户农膜处理行为之间以及在人际公平感知和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

以福建省赤溪村农户为调研对象,运用相关性检验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扶贫的比例较高,但是旅游经营的项目单一;农户的学历、劳动力数量、地理位置、参与乡村旅游扶贫培训的次数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作用;农户生计资本和对旅游发展的感知中的权力关系、可借款能力、家庭年收入、了解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有资源用于发展乡村旅游也是影响农户参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扶贫政策宣传力度,提高旅游扶贫政策利用程度完善旅游相关基础设施,扩大农户扶贫资金来源渠道,完善扶贫资金体系,完善旅游供给侧创新旅游经营模式,实行多项扶持的针对性建议。     

桂林市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及指数研究

［目的］智慧化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未来趋势,越来越受乡村旅游的关注,乡村旅游智慧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区域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实现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方法］文章以桂林市乡村旅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进一步计算发展指数并对其分析。［结果］桂林市乡村旅游智慧化发展要素层中的智慧应用的权重（0353 9）较大,指标层中智慧基础设施中通讯网络的权重（0263 8）较大,智慧应用中自助导游系统的权重（0326 1）较大,智慧管理中车载自动景点导航系统的权重（0295 1）较大,智慧服务中无障碍通道服务的权重（0274 6）较大。而桂林市乡村旅游智慧指数为0371,整体上看发展效果一般,指标层中通讯网络的发展指数（0624）最大,而其他指标作为乡村旅游智慧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前的发展指数较低,有待提高。［结论］桂林市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发展仍有待完善,通过加强配套设施的建设,有针对性地发展智慧化发展相对缓慢的乡村,以期能够全面拓展乡村旅游产业智慧化的健康持续发展。     

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

［目的］气候变化下跨尺度变量对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多数为定性研究,很少进行实证研究,文章通过实证分析探索跨尺度变量在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中的作用。［方法］基于黄土高原218个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和层次回归分析跨尺度变量在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中的中介和调节效应。［结果］干旱对农户生计脆弱性有显著影响。在干旱影响生计脆弱性的过程中,个人尺度的“户主年龄、感知的气温最大值、降雨量变化、干旱程度变化和灾后信息渠道”与农户尺度的“批发市场距离和集市距离”起到了调节作用; 农户尺度的“三代直系亲属的户数和生产机械指数”起到了中介作用; 而村庄尺度的“工程措施”,既没起到中介作用,也没起到调节作用。［结论］用中介和调节效应反映了跨尺度变量的交互作用,在跨尺度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弥补了现有研究的空白,这为制定减少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政策提供了科学有效的依据。     

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关联分析

［目的］通过对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关联度进行分析,将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带动一、三产业融合,对加快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在构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评价2010—2016年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状况,采用灰色关联模型定量分析系统内各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和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结果］（1）2010—2016年,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振兴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167提高到2016年0855,乡村旅游评价分值由2010年的0026提高到2016年的0994。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两系统由较强的耦合作用发展成为很强的耦合作用。（2）对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关系进行主要因素分析,发现乡村旅游总人次和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与乡村振兴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34和0821,属于较高关联; 自来水受益村数和城镇化率与乡村旅游子系统的关联度较高,分别为0877和0866,属于高关联。［结论］河南省乡村旅游与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关系很强,但目前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需继续探索实现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路径。     

不同偏好农户秸秆处置决策选择及政策启示*——基于演化博弈的视角

［目的］秸秆有效处置需要政府和农户相互协作。文章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秸秆处置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并进一步解析不同偏好类型农户秸秆还田决策的约束条件。［方法］基于适度社会化个体偏好理论,通过分析政府和农户不同决策策略下的支付函数,采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农户和政府之间的动态演化模型,分析双方演化稳定状态的不同参数要求。［结果］（1）秸秆处置选择上,相对焚烧意愿强的自利型偏好农户,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还田意愿更强; （2）不同偏好类型的农户在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其偏好会发生挤入或挤出效应,即由自利型偏好转为社会型偏好或者相反。［结论］解决秸秆焚烧等现象的有效措施是促使农户偏好结构的转变,增加挤入效应,减少挤出效应。由此获得的政策启示是,加强政府政策宣传、技术推广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以及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培育,促使自利型偏好农户向社会型偏好农户的转变,对提高农户秸秆还田等农村环境治理的参与度和满意度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