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侧记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0月14日-19日在武汉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8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当中有年愈古稀的老一辈外国哲学史专家、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和暂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史工作者.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哲学研究》杂志社、湖北日报等16家出版、新闻单位的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回顾和总结十年来我国外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历程,交流学术成果、展望哲学史学科的未来,探索外国哲学史研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在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就哲学史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理论的困境与理论工作者的命运、改进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与教学以及外国哲学史学科领域里的一些专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现将讨论中的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智慧说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论冯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冯契先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80年代出版的近百万字的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和最近即将出版的《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的自由和真善美》)。显然,前两部著作是研究哲学史的,后三部著作是研究哲学理论的。对于哲学史和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冯契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他是这样来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也是这样来贯通他的智慧说和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从而显示出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个性之所在。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省思与哲学史的重构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一书尝试性地阐发和运用了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拓展和泛化为一种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而对罗格.斯克劳顿所阐发的"哲学史"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讨论,对冯友兰所实际运用和阐述的"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呈现和辨析,也有助于推进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理解和论述。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兼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

<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边界、对象与方法问题，尤其是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学界讨论已久。1981年，《读书》杂志曾刊发《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 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之二》一文，⁽(4))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1983年，《哲学研究》也以专栏形式刊发文章，就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集中加以讨论。⁽(5))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借由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出版的契机，学界对思想史研究边界、对象、方法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区别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有不少学术会议都围绕思想史研究的各种议题，相关论文不时见于各大学术刊物，许多刊物都设有专栏讨论。     

经学研究的可贵成果

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曾多次指出,中国经学开始于董仲舒,终结于近代经学大师廖平。透过对廖平经学的剖析,揭示经学在中国近代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是廖平研究,也是近代经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黄开国同志致力于此,孜孜矻矻,积十年不懈的研究,先后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孔于研究》和《孔孟学报》(台)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二十余篇专题论文,并在此基础上,于最近推出了代表目前海内外廖平研究最新水平的学术专著——《廖平评传》。     

20世纪中国哲学史论述的多元范式——以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为例

熊十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哲学论述,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与同时期通史著作同等重要的意义。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总体研究,不仅要关注各部《中国哲学史》的撰写及经验,也要关注熊十力这样的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以开辟中国哲学史总体理解和论述分析的多样化把握。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读经示要》等书中广泛谈及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他的这些论述,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不比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论述逊色。熊十力论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只是这一体系并未集中地呈现出来,而是散见于其著作之中,需要加以整理和研究。熊十力认为,近代以来,国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以科学方法看哲学,已经完全忽视了中国哲学的"究极意思"和"独至理境",对中国哲学的终极智慧已不了解,也不求解,这一点必须加以根本改变。熊十力对中国哲学史的诸论述,称得上是体大思精,不仅在中国哲学史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哲学终极智慧的理解也有重要的价值,值得做全面的梳理研究。     

胡适哲学史观初探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他通过批判,总结工作,撰写出一批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哲学史专著。从近代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讨,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仍有其借鉴意义。一从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审视中国哲学史对哲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哲学史面貌。胡适作为一个服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家,其哲学观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哲学史观也迥异于梁启超、章太炎等人。1919年,他继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后,凭自己的学历,运用西方哲学史的观点与方法,撰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以后又有《戴东原哲     

《老子》:三个重大哲学问题的首次提出与首次回答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魅力无穷。 《老子》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之作。 《老子》之所以堪称不朽,不在于它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什么万古不变的哲学教条,而在于它首次提出并首次回答了几个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哲学问题。 一、略谈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 在50—70年代,我国最流行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其弊端亦很严重。80年代以来,范畴史的研究方法突兀而起,涌现了许多以范畴史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论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运用范畴史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与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也在悄然兴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90年,方立天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岱年在为方著写的序言中说:“近二三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但以问题为纲的哲学史尚属罕见。”应该承认,在颇长一段时间中,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题史研究方法的“遭遇”是颇为“寂寞”和“冷清”的。 必须肯定,问题史研究方法和范畴史研究方法都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读肖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

由肖父、李锦全主编、九所高等院校参加编写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初读之后,颇感这是一部值得称道和推荐的好书,它具有以下几点特色。一、较好地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教材》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理解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上卷,第4页),将论述的重点放在“围绕哲学基本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上卷,第8页)这样,该书既保持以往论著、教材比较重视哲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即社会阶级斗争、自然科学发展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优点,又更多地考察了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即哲学自身的特殊矛盾性,给人们勾勒出一幅中国哲学史逻辑发展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哲学研究》编辑部、吉林大学哲学系、《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和《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共同主持召开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至十日在长春举行。参加这次讨论会的共有十八个省市四十二个单位六十八名代表。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石峻同志出席了会议并主持了讨论会的开幕式。 这次讨论会是中国哲学史界专门研究近现代哲学史的一次盛会,也是解放以来讨论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规模较大、人数较多的一次会议。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只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哲     

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

任继愈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三种中国哲学史著作和他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之中。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1983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他全面地审视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它们都"犯了把古人现代化"和"片面性"的错误。他在老子哲学研究中在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以及他勇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精神,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与激励。     

哲学史的涵义

几乎没有一门理论学科与其历史能够象哲学与哲学史那样,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把对哲学史的重新诠释作为自己研究活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里应当提出的问题是:哲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其本质是什么?哲学史为什么会成为哲学创造的思想源泉?显然,这是哲学史方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确立如下思想:(1)哲学作为文化精神之“硬核”,集中展示着人的本体论存在状态及内蕴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基本矛盾,体现着主体对这一基本状态之根本改变的终极关切;(2)哲学史是人类在历史维度中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对自身本体论存在的分裂及矛盾冲突之展现和逻辑融通过程,它既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史,又是自身存在状态的表现史;(3)因此,哲学的对象研究和哲学史的元研究本质上是统一的,哲学史是哲学的存在方式.     

孔子研究宜新辟蹊径

在风靡全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中,孔子及儒家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曾在一定时期被人们视作“禁区”的孔学和儒学的研究,正流布全国,成为文化史中的热门。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老年孔子研究会、山东孔子学会等学术团体相继建立,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山东儒学研究所、中国古代思想家研究中心和全国各地数十个中国古代思想(或文化、哲学、教育)研究所(室)等学术机构陆续设置。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孔子评传》、《孔子思想体系》     

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历程及其现代进路

自1916年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一书出版后,胡适、陆懋德、钟泰、冯友兰、李石岑、范寿康、侯外庐、任继愈、冯契、石峻、张岱年等学者经历了近百年的研究与探索,建构了中国哲学史学科.主要形成了"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中西综合"的中国哲学史诠释模式,以及与中国哲学史"合法性"问题交织,融合中西学术,研究学者个性突出,缺少同情了解的学术特征.今天,厘清中国哲学史发展中出现的诸多关系,建构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与书写范式,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新时期发展的现代进路.     

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哲学史是哲学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故哲学与历史的分合是人们反思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应将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任何将两者对立或割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近几年讨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胡适(“疑古”)、冯友兰(“释古”)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并在张岱年的“文化创造主义”中获得积极的回应。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

就“书写”本身而言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 ,应当实现从“外在化”向“内在化”的转化 ;在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 ,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意识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 ,层级累进” ,即在“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具体内容的理解与确立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等构成“诠释圆环”的双方之间不断展开双回向的互诠互释、互融互汇 ,以使被不断书写的中国哲学史累积性地逐渐迈上新的层级。     

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冯友兰于 30年代提出的“钻研西洋哲学”、“搜集哲学史料”、“详密规划迹团”、“探索时代背景”、“审查哲人身世”、“评述哲人哲学”等方法 ,建构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从哲学史的历史性和哲学性的统一看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语文—历史的方法与批判—哲学的方法的有机统一 ;从与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的关系看 ,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