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途径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常态化社会管理的法治思维

常态化社会管理是具体地运用公权力解决社会问题而形成的“权力/权利”公法关系的机制.社会国理论认为,公权力有义务为公民提供服务和帮助,促进其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态化社会管理的理论基础.它包含了比传统的“形式主义法治国”更加强烈的法治需求.我国常态化社会管理应当遵循六种主要法治思维：决策的开放性思维、执法的合作性思维、执法的合理性思维、执法的诚信度思维、执法的康洁性思维和程序的适当性思维.     

法治的平衡取向与渐进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是非模式化、流动和地方性的,在当代呈现一种互动平衡取向,即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权利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法律与多元规则的平衡。这些平衡遵循着正义原则、法益衡量和价值差序原则、公益福利原则、合理容忍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中国法治进程不能靠西方化、模式化的制度设计和理想主义、激进主义的权利自由诉求来推进,只能确立互动平衡精神和务实策略,采取渐进主义的法治道路,建立起扎根本土的法治秩序。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保障

十八大报告要求,必须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目前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下,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依法治为核心,也必须在法治的范围下进行。     

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公民社会

法治国有多种类型:从专制的法制国到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社会法治国.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是自由社会法治国,它是以社会为本位,不只是要建设民主化、法治化的国家,更要形成法治社会;国家既服务于社会,又保障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由.而法治社会则应当是自由的社会、公民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马克思所追求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权力的多元化社会化和法的社会化多元化将消减国家法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转为国家法与社会自治规范的共治,最终使法与权力逐渐复归于社会.     

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与法律形式合理

“行政法治”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因为行政法治强调了法律的效益 ,蕴含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法律的价值合理性。笔者认为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社会资本、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

社会资本是当代法治秩序的重要动力和支撑 ,但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我国当下社会资本却出现了异型发展的局面 ,严重制约了法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建立。而民间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抑制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 ,也是促进社会资本重建的重要力量。因此 ,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 ,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功能 ,从而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内涵

在新的时期,我党提出社会管理工作要创新,这也标志着我党对于执政的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全新的认识,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管理创新是各级政府及各部门所面临的一项主要工作。只有法治才能驱动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社会管理的最终创新与进步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在有必要对创新的内涵作一个法治化的诠释。     

法治国家形成的社会基础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理想状态,建设法治社会是人类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作为治理国家的一种制度化方式,法治的实现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基础。简言之,市场经济是法治国家形成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国家形成的政治基础,而公民法治意识的形成是建立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     

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事业推进过程中回应现阶段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法治方面成为国家根本治国方略的当代,在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现实正当性和优越性;依法适度培植社会组织和规范引导社会组织发展、在立法模式上改过去的行政主导立法为博弈立法、完善税收法制、立法中更多地吸收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构建政府与社会分工合作各司其职的适法格局等是法治方略下寻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性举措.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法治发展之逻辑必然.     

发挥法治保障作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国家建设密不可分,通过法治保障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也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法治可以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价值支撑,为社会管理创新设置合理的行动界限,引导民众理性表达诉求,制度化地促进社会矫正正义的实现.法治化保障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举措主要是,完善社会管理立法,促进社会结构优化;保障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有效运行;坚持法律原则,尊重和保护人权,依法化解矛盾.     

从依法治国看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内在要求。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改革现有社会管理模式、创造新的社会管理模式,难点在于革除现有的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社会管理模式的若干积弊,遏制权力运行不受法律制约的现象;重点在于加强和完善法律监督的力度,尤其是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职责。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既要认识到法律监督的重要保障作用,也要认识到法律监督作为社会管理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地位,从外部保障和内部效用两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法律监督工作,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取得实效。     

法治与社会主义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到现代以后产生的一种历史形态。它除了法治所具有的共性之外,还有着自己的定性特征,两者并不完全等同。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

西部大开发离不开法治准备和法治辅佐,并以法治发展为目标。对于法治的忽视,必将导致严重错误,甚至 将会付出意想不到的沉重代价。本文对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政体与法治:一个思想史的检讨

从思想史的角度,主要有三种法治与政体之间内在理论结构的范式:法治工具主义论、法治目的主义论和法治社会秩序论。法治工具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法治目的论则是人类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独特的现象。在非宪政的政体之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不能并存;而在宪政的政体下,法治工具主义与法治目的主义则可以并存。     

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发展规律研究

社会转型是一个价值更替、秩序重构和文明再生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承继以往优秀传统、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规划未来发展方向的关键时期。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法治的发展既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又包含着基本的共性特征;既植根于各国的传统和国情,又遵循了基本的法治规律。我国当前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的共性特征、基本经验和一般规律给我们以诸多启迪与借鉴,也有助于我们预测和把握我国法治的未来发展趋势。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法治：实现自由与秩序和谐的路径

我国选择“法治”这一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有着其内在的逻辑。法治,善法之治,其核心价值是自由,故其以保障自由为本能,为关怀自由而合理限制自由。法治,正义之法,其基础价值是秩序,故其以维护秩序为己任,依正义而甄选秩序。自由与秩序是矛盾关系,法治为两者的对立统一、实现和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