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地区多尺度城乡收入的时空分异

采用Theil、CV、Moran's I及尺度方差等方法,基于分区级、市域级、县级三种尺度分析2000-2012年中原地区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和城乡收入比的区域差异及空间特征,从多维视角探索城乡收入区域差异。研究发现:1 2000年以来,城镇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在三种尺度上均表现逐渐减小趋势;乡村人均收入区域差异均呈现逐渐增大趋势;而城乡收入比区域差异不同尺度演化趋势不同,但总体与乡村人均收入较为相似。2尺度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城镇人均收入尺度方差及构成由大到小为县级、市域级、分区级;而乡村人均收入与城乡收入比则分为县级、分区级、市域级。3城乡收入三项指标在不同尺度水平上空间关联格局均表现出总体的稳定性,城镇人均收入、乡村人均收入的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LL区为主,而城乡收入比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HH为主。4 Arc GIS分类中,市域级尺度城乡收入三项指标空间类型呈现明显的分区分布,县级空间格局更为复杂且多呈规模不等的圈层分布特征。通过探索城乡收入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尺度变化特征,可了解不同尺度城乡差距特征及其尺度效应,为中原地区、中国类似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低山丘陵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

城乡结合部是城乡争夺土地资源的核心区域,深入开展郊区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市渝北区古路镇为例,运用转移矩阵法剖析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从地形条件、生态环境、居民点规模、区位条件4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进行评价,结合规划政策导向归纳出5种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类型,并根据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布局优化策略。主要结论为:(1)2009—2013年5年间古路镇城镇建设用地处于高速扩展之中,导致耕地面积缩减明显,表现出人类活动在城乡发展过程的不均衡性。(2)古路镇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与居民点平均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在空间分布上,适宜性等级沿主要交通线两侧逐渐降低。(3)基于规划政策导向、农村居民点空间扩展限制分区,制定差异化的优化策略,城镇转化型居民点逐步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村庄重点扩展类型居民点建设成为中心社区,承担对周围村落的服务职责;村庄挖潜型居民点集约利用土地,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产业;村庄合并型居民点整合零散用地,共享公共服务资源;迁移型居民点迁出新建,优化农村"三生"空间,以实现低山丘陵地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居民点的城镇化和集约化。     

山东省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

非农化是中国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选取16个典型样点村,根据农户就业地域空间差异,将农户就业划分为县域外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就业、县域非农兼业和农业生产4类,在此基础上,选取非农就业劳动力、收入和时间比例3个指标研究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农村非农化程度介于37.54%~90.65%,非农化现象普遍。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总体分布特征为:近郊村最高;随着与城镇的临近,粮食作物主导村提高、经济作物主导村降低;同一地形区内,粮食作物主导村高于经济作物主导村。农村非农分化趋势明显。驱动力研究表明,受县域城镇经济实力、农村到城镇的可达性,农业收益及劳动需求量等的综合影响,不同类型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县域农村非农化程度的差异。研究认为,当前农村非农化普遍,且非农分化明显。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村非农化程度差异的内容及驱动因素,实施差别化的农村发展管理措施。     

儿童地理学视角下的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文章通过梳理在WOS（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谷歌学术、中国知网（CNKI）等平台筛选出的较高引用率、方法比较规范、与留守儿童主题相关性强的国内外文献159篇,从理论层面总结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新转向：关注儿童与空间的关系,强调儿童在空间使用中的主体性,重视不同情境下儿童地理体验的差异性。并梳理了跨国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3个研究主题：从空间视角探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从主体性出发探讨儿童在迁移链中的体验;在童年的差异性基础上讨论本土儿童的问题。同时从问题视角和积极视角分析了国内城乡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研究主题,指出因现有研究范式中的经验主义和成人中心主义而存在的局限性。尝试勾勒出符合中国情境的留守儿童研究新范式,提出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留守儿童的能动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是国内留守儿童研究亟需关注的内容。呼吁学者采用历时和动态的研究设计,充分展现儿童如何理解、体验和应对复杂的流动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多维度的比较分析

使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个案访谈数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出发,基于“家业”“三类留守家人”“代际”和“社会变迁”维度的比较分析,探讨了外出的“业”和留守的“家”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的“业”减弱农民工回流意愿,留守的“家”则提升农民工回流意愿。比较而言,外出的“业”的影响大于留守的“家”。在留守家人中,留守子女、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依次递减。从代际差异看,外出的“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子女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对老生代农民工,留守配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则小于对老生代农民工。从社会变迁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的“业”和留守子女对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影响增强,但留守配偶和留守父母的影响减弱。论文补充和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新迁移经济理论的观点,发展和深化了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实证研究。     

我国经济的全球化及其对城镇体系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自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进出口贸易与利用外资迅速扩展的情况。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区位条件的差异,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城镇体系的变化,加速沿海原有新城镇群的发展,新城镇群的形成,但由此也带来了沿海城镇的外来暂住人口大量增加、交通拥挤、土地利用难以控制以及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城镇之间的竞争多于协调,对城镇体系的发展不利。     

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研究综述

为了破除城、乡土地市场分割现状,最终实现“山水林田湖”共同发展的目标,需要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发展。分别从城市土地市场、农村集体性建设用地非正式市场和农村农用地流转市场3个方面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机理研究进行梳理。结果认为：第一,城乡土地市场割裂的状况仍然存在,并且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产生较大影响;第二,城市国有建设用地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同,直接影响土地供求关系和土地利用结构,甚至对土地利用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第三,农村集体性建设用地市场已现雏形,但由于产权的模糊性而缺乏法律上的监管和保障,加快了土地利用类型的过度非农化转化。另外,农用地流转市场的出现也改变了土地利用的功能和类型;最后,城乡土地市场分割现象会对土地利用系统的可持续性和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在以上研究结果基础上认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分析,且揭示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对区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影响机理（格局、过程、效应）。     

上海市城乡实体地域的划分

正确的城乡划分,并以此为依据统计城镇人口,是社会经济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划分方法的研究在理论和现实两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上海市2000年的航空遥感影像和人口普查地理信息系统,作了实验性的城乡实体地域划分。特别对上海市主城区、郊区青浦区、远郊金山区张堰镇三种类型的城镇实体地域,作了较详细的划分方法探讨,以此来分别模拟国内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实体地域划分。 本文分步骤介绍了各类型城乡实体地域划分的基本过程,同时对每种类型实体地域的多种精度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分别探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城镇三种类型的实体地域划分在近远期分别应达到的精度。精度合适、操作简便,是本次研究的重点,目的是为了将城镇实体地域划分工作在大范围内推广。     

江苏典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

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开展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研究对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苏南、苏中、苏北选择张家港市、泰兴市、涟水县3个典型县市作为研究案例地,利用1995年和2015年遥感影像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构建了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评价方法,对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时空演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类型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的演化路径既有明显差异,也存在一般性路径,而且演化路径具有显著的城镇主导效应和集群分布效应。在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城镇化、交通网络、制度与管理4种主要影响因素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县域城乡聚落规模体系演化的“四轮”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认识城乡聚落有机整体的系统观,为推动城乡聚落优化重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支撑。     

城乡差距的核心-边缘模型分析

将地区划分为城区和农村两区域系统,构建一个综合考虑城乡劳动力迁移、环境污染、农业生产效率、城乡贸易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因素的核心-边缘模型,以深入系统地考察城乡差距问题,对于解决现有城乡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表明:劳动力向城区迁移有助于提高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效用水平,并缩小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物排放对居民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生产活动的集聚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取决于污染的危害程度;倘若农业生产的环境影响较小,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缩小城乡差距;城乡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区交通及通信设施建设和产业集聚等将提高城镇居民效用水平,拉大城乡差距.     

浅谈城镇土地定级的内容、方法和原则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是通过对影响城镇土地质量的经济、社会、自然等各项因素的综合分析,揭示城镇之间土地质量的差异,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城镇土地进行分类排队,阐明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土地生产能力的高低,评定出土地质量等级,以满足各项工作的需要.它是土地评价的一种类型,也是土地管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城镇土地分等定级的目的是为全面掌握城镇质量及利用状况,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城镇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各项土地政策和调整措施;为土地估价、土地税费征收和城镇土地利用规划、制定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的模式与途径——以三亚市为例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建设占用耕地将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亟需寻求有效的耕地占补途径。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农村经济需要更加有力的投资拉动,新农村建设也需要找到更加高效的着力点。村庄整治建设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村庄整治建设及其后续的土地整理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利用格局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城乡一体化理念指导下开展村庄整治建设,有利于高效配置城乡土地资源,缓解经济建设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促进土地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高效流动,改善农村生产和生活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因此,探索总结村庄整治建设的优化模式和途径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三亚市为例,提出了统筹城乡视角下村庄整治建设需要遵循的8项原则：依据村庄发展演变的主导驱动力差异,提出三亚市村庄整治建设的4种模式,即城镇扩展模式、项目带动模式、中心村集聚模式和移民拆建模式。为推动各种模式顺利实施,从农村产业培育和农民就业、多元融资渠道以及土地利用机制创新3个方面探讨了村庄整治建设的长效机制,旨在为其他类似地区的村庄整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和途径。     

加权Voronoi图在城镇经济区划分中的应用——以十堰市为例

划分城镇经济区对于进行城乡产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与重力模型法,计算城镇发展潜力,在此基础上选择了14个中心镇,并求得其与中心城市、特区及城关镇的中心性强度。根据断裂点理论,运用加权Voronoi图,以城镇中心性强度值的平方根为权重划分各中心城镇的空间影响范围。在保持乡镇行政区完整性的前提下,对城镇影响范围进行调整,最终确定了十堰市22个城镇经济区的覆盖范围。结果表明,城镇影响范围还取决于中心城镇间的距离,城镇经济区范围通常与行政范围不一致。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考虑自然资源、周边城市影响等因素,不断完善研究方法。     

基于3S技术的城乡一体化进程监测评价方法及应用——以浙江嘉善县为例

基于3S技术构建城乡一体化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以浙江嘉善县为例开展监测评价。结果表明：嘉善县各乡镇城乡一体化程度综合指数差值不超过1.95倍,发展较均衡;2003~2015年间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了20.4%;各乡镇内部道路系统密度差异由18倍缩小到4.3倍,城乡道路网络系统由单核向多核演变;各乡镇城乡收入差距在2倍之内且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地空间布局比较均衡,城镇带动周边农村居民点快速发展。该指标体系在客观性和空间表达等方面发展了城乡统筹定量研究方法。     

“人-地-业”协调与区位优势双重视角下农村居民点整理——以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

内部要素结构的协调性和区域外部环境的差异性对农村居民点系统演化与分异起主导作用,并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提出不同要求。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以甘肃省河西走廊金昌市为例,在分析133个行政村“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和区位优势度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分区概念模型并提出类型。研究结果表明：(1)金昌市农村居民点“人–地–业”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处于一般协调阶段,在区位上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交通指向特征;(2)农村居民点区位优势度由城镇中心向外围基本呈3级递减态势,同时受道路网络密度和交通干线级别影响,高优势度区域向不同方向做出不同程度的延伸;(3)对“人–地–业”协调与“城镇–道路”区位优势进行叠置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划分优化提质类、融合发展类、优化调整类、逐步推进类、引导发展类和改造拆迁类6种整理类型,并提出相应的整理思路与策略。为金昌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和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乡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借鉴。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的时空异质性

整合ESDA和GWR 模型,以徐州都市圈为例,分析了2005~2014年成长型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特征,发现：① 研究期内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程度不断增强,同期各县域间差异呈持续增大趋势;②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差异格局的多尺度性特征显著。城乡尺度上,呈现以地级市市区为中心向外围降低的圈层式区域格局;省际边界区域尺度上,呈现向鲁南>皖北>苏北>豫东的区域格局演变趋势;③ 强响应县域主要向京沪铁路沿线地区集聚,城镇空间扩展轴线正在形成。弱响应县域在皖苏、豫皖边界地区集中,形成了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较低走廊;④ HH型县域主要集中于地级市市区及其周围地区,LL型县域在豫皖苏边界区域的黄河故道沿线地区集聚,表明南北差异正成为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关联性差异的主要表征;⑤ 徐州都市圈产业结构转型城镇空间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作用程度呈现对外开放>经济水平>创新能力>政府调控能力的特征,且空间不均衡性显著。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制度变迁下农垦城镇空间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以湖北省五三农场为例

制度变迁是城镇空间演化的重要驱动,农垦城镇作为一类特殊且重要的城镇类型,受制度因素影响更直接、更显著。鉴于现有研究较少基于制度变迁探究农垦城镇空间演化,论文系统梳理了农场制度变迁的总体情况,并以湖北省五三农场为例,采用综合研究方法,揭示了制度变迁下农垦城镇空间演化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① 农垦城镇空间演化主要体现在空间形态、空间关系和功能结构3个方面,即空间形态从缓变到剧变,空间关系从生产协作关系转为城乡关系,功能结构不断从公办到私营、从生产主导到消费主导、从单一化到多元化;② 制度变迁通过改变农场身份、利益关系和资源配置推动农垦城镇空间演化,其中农场身份变化直接影响农垦城镇空间的发展方向,利益关系变化促使农垦城镇空间产业化、市场化,资源配置变化通过改变资源配置主体、类型、尺度和速度作用于农垦城镇空间演化。通过研究,以期能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农垦城镇在新时期的发展,同时也可丰富城镇空间演化的理论内涵。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乡收入格局演变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74个县级地域单元1989~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资料,采用变异系数和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收入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89年以来,城镇收入的整体区域差异水平先升后降,农村收入区域差异则持续降低;城镇收入格局由以上海为中心的核心-边缘结构,转变为从沿海到内陆收入递减的地带式结构,一体化发展以后俱乐部增长趋同现象明显;农村收入格局渐趋均衡,高收入极化现象有所缓解,但低收入俱乐部向上移动困难;农村收入增长依托于城市,但增长速度相对落后,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