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欲横流 本末颠倒——《金瓶梅》对经济文化异质新态描写的价值

恩格斯1888年在给作家哈克纳斯的信中说:“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恩格斯的上述评论属于文艺社会批评的范畴。以这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与创作——兼论对《小酒店》的批评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与创作,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无产阶级对左拉最早作出评价的是恩格斯,他在那封经典的《致玛·哈克奈斯》的信里,明确地指出:“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为我关系浅议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动物说来,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页)我认为,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出发点。当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时,正是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所以会在理论上陷入上述片面性,所以不能在理论上克服唯心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或者根本不懂得人与其他动物的这一本质区别。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如何使用“社会学”名称的

在前一阶段中,不少人都认为“社会学”这一名称是资产阶级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于1838年在新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第一次提出并使用的;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种说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没有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这     

“恶”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黎澍同志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观点完全错误”。其理由之一就是,“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辩解”,这就“把‘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看做是善,是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就是错误的。(《再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7月30日)在黎澍看来,要么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要么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两者不可同时而语;他用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承认“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矛盾,两个命题是一致的:前者是就历     

21世纪马克思人学之命运

时代的变换会给哲学带来改变，但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来说，把人的解放作为它的目标却不会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创立于１９世纪中叶，在马克思业已逝去的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恩格斯对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学说中最关怀的就是人的解放。恩格斯于１８９４年１月９日写道：“马克思是当代惟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进…     

“蒙古原则”、“蒙古精神”和“蒙古人时代”:黑格尔、施蒂纳的阐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所鼓吹的历史观时写到；“当这些理论家们亲自从事编篡历史的时候，他们会匆匆忙忙地越过过去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蜕化为普遍争吵的历史”。①这里所说的“蒙古人时代”出自麦克斯·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著作中，施蒂纳极力宣扬对精神力量的崇尚，使用了“蒙古精神”，“蒙古人时代”等术语，认为任何历史都是“精神”力量…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与发展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毛泽东倡导，邓小平重新确立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从主观愿望出发、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的论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津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     

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理论的“第一小提琴手”吗?——驳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两处文本的解读

日本学者广松涉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段经典论述作出判断,认为在确立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是恩格斯拉响了“第一小提琴”。事实上,广松涉的理解是错误的,他的文本分析无法证明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落后于恩格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既主张将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的运动”来思考,也坚持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论述共产主义。在合作的著作中,文字的“撰写者”并非就是其所传达思想的“隶属者”。马克思对原文的增补绝非讽刺、玩笑之语,他的关于“共产主义不是‘理想’”的提法也不是针对恩格斯笔下的共产主义,而是针对“施蒂纳式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未来社会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始终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他们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共同创始者,抬高或贬低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宋养琰同志商榷

宋养琰同志说:“计划经济的科学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予以论证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以前的一切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或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是无法正确地去认识和利用客观一切规律的。一切规律支配着人,奴役着人,人成了规律的‘奴隶’。当他们谈到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时,认为到了那时,     

再谈一定要在基本功上过得硬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他的《忆恩格斯》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問题,那就是在他详细地叙述恩格斯怎样投身到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巴登和普法尔茨战役之后說的一段話,他说:“关于那段时間我讲得太多了。但我所选择的題目或将使我得到原諒。恩格斯生活中这一片段知道的人不多,并且因为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經常責备恩格斯和馬克思,说他们只有思想,没有行动,因此我认为应当提起恩格斯在一八四九年人民起义中的活动来表明这种‘責备’是极端可笑的。”当时,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以为馬克     

试论恩格斯晚年对《资本论》第四卷的独特理解

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题编辑出版《资本论》第四卷,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提出来的。马克思生前一直认为,《资本论》第四卷(马克思当时还称作第四册)的主题,应该是“十七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史”,简称为“理论史”。据此,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些人提出质疑,认为恩格斯主张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主题编辑出版《资本论》第四卷,“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不恰当的,至少不符合马克思本人的原意”;或者认为恩格斯并不十分清楚《剩余价值理论》的整个写作过程,也没有机会和时间对它进行系统的探索和考察,因而恩格斯并不完全理解《剩余价值理论》,他提出的编辑《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具体设想“也是不切实际的”。实际上,这些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过“立即革命转变论”吗?

传统的观点认为,民主革命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以下简称“革命转变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的。通常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革命转变论”的论据有四条。我认为这都是值得商榷的。论据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一些理论工作者据此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革命转变”论。然而这种理解未必正确。因为那段论述的全文是:“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     

论生活方式变迁的方向

一 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曾多次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列宁、斯大林也曾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社会生活先后提出了“社会形式”、“社会机体”的概念,把社会理解为“二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页)。提出了社会机体发展分层次的理论,指出:“‘机械发明’它引起‘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革,因此引起社尝关系的改革,     

戏曲史·心史·社会史

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鲁迅《马上支日记》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序》如果我们不是庸俗地、简单地理解,又不为现在一些时髦的观念所囿,那么我们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以下三段为人们所熟悉的名言,仍然应该是我们研究艺术、历史的指南。马克思谈到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时说:他们“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     

周扬的现实主义理论及其与胡风的论争——兼与乐黛云先生商榷

30年代,周扬同志作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和重要文艺理论家,从1933年到1936年,先后发表了《文学的真实性》、《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的和浪漫的》、《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等文章,根据刚发表不久的马恩关于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的几封书信,和苏联文艺界批判“拉普派”和探     

巴尔扎克小说的现代阐释

巴尔扎克小说的现代阐释蒋承勇很少有人会否认巴尔扎克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高度肯定，为我们正确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方法论基础。然而，时至今日，我们是否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为指导，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了巴尔扎克的“伟大”...     

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然而就这句话本身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特别是对“一个‘这个’”的理解不一,有的同志认为“一个‘这个’”就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的代名词,有的认为恩格斯在此引用黑格尔的“一个‘这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我赞成第二种说法。恩格斯写信的背景及原信的意思恩格斯这句名言是针对敏娜·考茨基在《旧人和新人》中对主要人物缺乏鲜明的个性描写这一缺点而发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正处于革命的准备阶段,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和     

民主政治制度探源

<正>列宁在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经提醒人们“特别值得注意”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他说:“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近来,学习《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读到这段教导时,不仅使我想起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而且还想到原始社会的“民主制定”。这种联想促进我在繁忙之中去研究原始社会的首领或者说“原始民主制度”这个古老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