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价值链：区域关联特征与增加值收益变化

本研究通过1997、2002、2007、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中间品关联、增加值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三方面的视角度考察了中国8大区域间的国家价值链（NVC）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测算了不同地区参与NVC的增加值收益变化。研究发现,无论是中间品关联,还是增加值关联,中国8大区域间的关联程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当然,不同地区也呈现分化现象：西北、京津、中部地区的国内中间品关联指数更高一些,而东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该指数更低一些;京津、西北地区的增加值后向关联指数较大,而中部地区与北部沿海地区的增加值前向关联指数较大。从投入产出关联视角看,中国8大区域的上游度指数与下游度指数在1997年时均超过2,而且1997-2012年间,更多地区的上、下游度指数呈现上升态势。当然,从区域的角度考察,中国国内价值链不具有明显的“微笑曲线”特征。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上看,则是内陆地区普遍高于沿海地区,但随着参与GVC程度的增加,各地区从参与NVC的增加值获益率有下降的趋势。     

融资约束与制造业GVC地位提升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背景下,融资约束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升级的重要制约因素。相对于以往研究,论文利用企业层面数据微观测度中国制造业国内增加值率作为新的GVC地位衡量指标,研究融资约束对制造企业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企业GVC分工地位总体较低,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企业GVC地位提升呈现倒U型关系,较强的融资约束会显著阻碍价值链升级,但进一步区分企业异质性类型结果有所不同。同时,论文在金融市场化改革、适度引入外资及要素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     

促进产业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位于价值链两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产业沿全球价值链攀升,实现产业升级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在分析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GVC下促进产业升级的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一般路径和拓展路径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现阶段浙江生产性服务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促进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上应遵循全球价值链运作机制,以“有效承接国际生产性服务业转移”作为其一般发展路径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出“以产业自主成长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拓展之路.     

我国国际分工地位衡量指标的重构与测算

国际分工地位是国际贸易获利的基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导致了以增加值对进出口的重新衡量.以出口不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上、下游参与度和Koopman的GVC分工地位指数不能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增值能力,也不能涵盖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全部内容.考虑以上两个因素重新测算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发现: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有一定的提高但不是趋势性上升,呈现波动性.以增加值标准重新测算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的比较优势基本上吻合,全球价值链中比较优势并没有明显升级.     

我国制造业企业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测算与事实

尽管国内价值链战略被视为助推中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受制于忽略异质性的不足,已有研究很难进行企业层面的系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汲取增加值贸易与微观计量的双重优势,整合2002年、2007年、2010年、2012年省(区、市)间投入产出数据、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海量信息,构建了一个可以连接新新贸易理论与国内价值链的分析框架。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大幅提升,但是提升背后隐藏着偏好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倾向;进一步考虑贸易类型、区域空间与所有制差异,也未改变国内价值链嵌入度的上述倾向;由于在位效应(存活企业的平均加权变动)构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度偏向加工制造、排斥服务投入的主要原因,我国制造业的国内价值链整合存在着循环累积的低端陷阱。本文的以上发现不仅补充了国内价值链的研究框架,同样为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切实参考。     

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增加值的视角

本文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增加值的视角研究了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不同于存在重复统计问题的现行总值核算方法,本文基于区域流出的增加值完全分解框架,重新构建了增加值核算下的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实证结果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和价值链贸易强度分别对经济周期联动性有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验证了Frankel-Rose效应的存在和国内区域分工的替代性特征;从“地理偏好”角度,本文发现增加值供求的地域特征会强化价值链嵌入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进一步,“第三方效应”分析表明双边贸易强度很大程度经由国内其他区域传导经济波动,而价值链贸易强度与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关系则基本不受第三方效应的影响。     

中国制造“低端锁定”破局之路:基于国内外双循环的新视角

随全球分工网络的不断深化,发达国家借助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服务持续限制着发展中国家的附加值获取能力。本研究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并验证了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形态整体符合"微笑曲线"特征,且存在整体下移和扁平化的趋势。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链长利薄困境,面临着价值链曲线的链内底部锁定和链段整体下移的双重"低端锁定"风险。在传统的测算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上下游生产长度基础上,引入以国内分工为主的国内价值链,构造反映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价值链参与度,对比单一全球价值链和双重价值链下的中国制造业价值链曲线发现,参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对企业增加值率有显著提升,其提升效用稳定高于企业单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效果。首次论证了依托国内外双循环的双重分工,从价值链的链段整体攀升和链条位置升级两个方面突破"低端锁定"的可能路径,为中国制造业依托国内外双循环走出"低端锁定"困境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经验证据。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基于生产分解模型的分析

基于增加值和最终产品的生产分解模型,本文对我国制造业前向与后向产业关联下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进行测度,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吸收能力与技术差距两个重要情境因素的调节作用,同时,运用双重差分、工具变量法以及GMM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①我国制造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间知识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②吸收能力能够强化这一正向影响关系;③技术差距在后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倒U 型调节作用,而在前向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中呈正向调节作用。本文推动了网络嵌入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从组织网络向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繁衍,丰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利用全球价值链嵌入实现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