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创新与产业政策选择：基于政策工具组合视角

文章选取2013—2019年中国沪深A股数字经济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政策工具组合视角来考察促进数字创新的产业政策实践问题。研究发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对数字创新存在显著影响，其均能促进数字创新，但两者的组合实施与预期的目标政策结果存在差异，政策工具的组合实施导致了挤出和替代效应。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存在寻租行为，证实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将获得的补贴全部用于创新研发。进一步地，考察了政策工具组合对数字创新存在的行业、空间、规模异质性影响。     

产业政策与中国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中数字经济上市公司的专利及财务数据,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用贷款、行业准入制度四类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对数字经济行业专利申请和专利发明的影响显著,税收优惠、信用贷款对数字 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相对不明显。对数字经济行业细分类别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行业准入制度依然是影响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较为显著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政府补贴对电信传媒和软件信息行业专利申请和发明的影响更为显著,行业准入制度对软件信息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政府补贴和信用贷款均能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行业准入制度和税收优惠均能通过提高企业利润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本文为政府制定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促进 数字经济行业技术创新。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投类型与企业创新

文章以我国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了风险投资及其类型是否会改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并进一步探究了影响路径。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但当企业有风险投资介入时,企业研发支出提升、专利申请数增加,且这一影响仅存在于具有政府背景风险投资介入的企业中;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影响的路径是风投机构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增强企业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缓解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     

政府补贴对企业产融结合与研发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

文章以企业投资非上市金融企业衡量产融结合,选择2008—2017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多视角分析了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影响,并实证检验政府补贴的中间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产融结合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显著增加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创新产出,政府补贴强化了这种作用;政府补贴对增加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亦有积极作用;相比非绝对控股,绝对控股金融企业显著增强了企业产融结合对研发创新的积极作用;企业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更有助于促进其研发创新,产融结合的效应更优。     

R&D补贴、寻租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R&D补贴一方面可以弥补研发活动外部性所产生的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容易诱发寻租行为而削弱补贴效率,关于R&D补贴能否促进TFP提升尚未达成一致。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互动视角着手构建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演绎R&D补贴机制。研究发现,当R&D补贴强度高于某阈值后,容易诱使企业在创新策略选择中发送虚假信号,降低政府R&D补贴效率。进而利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检验不同强度R&D补贴对TFP的异质性影响,并探析寻租在R&D补贴与TFP之间的影响路径。实证结果表明,R&D补贴总体上对TFP具有负向影响,且补贴强度越高,负向作用越强;寻租是高额度R&D补贴抑制TFP提升的一个重要渠道。据此,创新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及时调整对不同创新类型企业的补贴额度,防止长期高强度补贴引发寻租活动,确保企业所获取补贴与其实际需求相一致,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价值网络位置、内部资源配置与企业绩效

文章以价值网络和资源基础观为理论基础,以263家制造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因子分析、回归分析以及Bootstrap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将内部资源配置于广告与研发两类活动,探讨处于不同价值网络位置的企业如何通过广告和研发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企业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网络中心位置和中介位置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和广告投入均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广告投入和研发投入均会对市场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广告投入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负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网络中心位置与广告投入、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但对于网络中介位置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地方产业政策、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

文章采用地方政府发布的“五年规划”中的政策文本,通过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研发补贴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地方产业政策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发明专利数量,但是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策略性创新中。与国有企业相比,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研发补贴在地方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

基于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创新理论，文章利用2012—2020年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及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并探讨了双元创新能力与制度环境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持续性水平；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能力均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在两者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制度环境能够对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关系起到有效调节作用，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赋能作用在东部地区更显著。     

环境不确定性、盈余管理与创新投入

文章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应计、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作用强度，并以真实盈余管理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了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投入的作用路径。此外，引入政府补助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投入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环境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强化了管理层机会主义动机，激发了更多盈余管理行为，真实盈余管理受到的激发作用更大；真实盈余管理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投入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助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大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受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并且政府补助对环境不确定性的缓冲效果也只是在大型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显著。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选取2005—2020年我国569家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于企业合作创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基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主要在高新技术企业群体中显著，其合作创新效应存在“强-强”合作或“强者主导”的特征；基于区域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政策的合作创新驱动效应与企业所处省份的市场化程度之间呈现互补关系，政策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省份更强。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以广东省为例

一般认为,研发投入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并不是简单的促进或抑制作用,而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有关。文章基于广东省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基于全样本还是民营上市企业样本,R&D投入对企业绩效均存在显著的三重门槛效应,R&D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不同门槛区间内存在方向、系数值上的明显差异。同时,企业规模、企业营运能力以及资本结构等控制变量均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股权集中度在全样本回归中不具有显著性。因此,政府整体上仍应鼓励企业加强R&D投入,具体方式包括直接补贴和间接税收优惠,对R&D投入位于低水平的民营企业而言,应侧重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的角度给予支持。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理论与实证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具体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通过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贸易成本以及减少财政补贴三条路径影响企业创新。扩展性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成本与财政补贴的中介效应会因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大小存在差异,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也因此在非国有企业、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     

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文章基于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利用我国201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区域创新能力、人力资源禀赋、信息技术水平在两者之间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政府数据开放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据此，应从加速数据开放进程、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予以改进。     

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检验

文章深入探讨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影响的内在机理,以是否建立省级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和三重差分方法识别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区域创新水平的净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水平提高,包括对区域创新投入和产出水平均有显著正向效应,并且这一结论经过PSM-DID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数字政府建设对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效应有显著的时间动态性和空间异质性,表现为政策效应大小呈逐年递增趋势,以及对南方地区相比北方地区、对制度环境较好或创新水平较高的地区相比其他地区的政策效应更佳;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区域创新水平的作用机制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优化法治化环境两个方面,其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最重要的机制。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创新支持政策能否改变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

 由于创新风险的存在,高科技产业面临融资难的问题。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出台大量创新支持政策,旨在缓解高科技产业融资难问题,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义。本文构建三阶段递推CDM模型,基于创新调查与企业财务数据的对接,对创新政策支持的实际效果及不同资本间的关联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财政支持与税收支持政策的协同性较差,不同资本间的排斥性大于融合性,创新投入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创新政策支持必须跨越“门槛”、实现质变,才能实现预期效果。中关村高科技产业融资渠道单一,创新政策支持主要对技术创新发挥作用,而非技术创新的薄弱正是高科技产业融资难的障碍。高科技产业发展更多服从于行业规律,企业规模,产权因素不宜作为政府甄选创新支持对象的标准。     

企业内外部创新投入比例与创新阶段的演进——基于浙江省制造业企业截面数据的研究

运用2009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的截面数据,就企业内部创新投入对外部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浙江省有高达86．2％的企业处于以“技术引进”、“技术合作”为主的创新第一阶段,仅有13．8％的企业处于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创新第二阶段。对处于两个阶段的企业进行比较后发现,在企业规模、控股情况、创新资金投入等方面,两个阶段的企业均有一定的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检验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绿色发展的角度,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经过内生性讨论和更换变量等分析后,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提高技术外溢水平和缓解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