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和谐社会,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坚持国家权力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有进有退;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大力支持和引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健康发展;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农村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非市场化农村社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在发生纠纷之后首先选择的解决方法为非诉讼解决方法,所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对于非市场化农村纠纷的解决非常重要。本文阐述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理,包括涵义类型、在农村成为首选的原因及这种机制的优点和缺陷,最终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以期为农村纠纷更好解决提供相应的借鉴。     

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构建进路研究

当前农村正处于由传统逐渐向现代过渡的后乡土社会阶段。农村纠纷逐渐呈现出纠纷主体多元化、地缘关系减弱、纠纷缘由利益化等特点,单纯依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法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农村纠纷类型。构建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法律的普适性与本土性、农村法治与村民自治、公民权利救济理论的共同意涵。纠纷处理中应把握法情协调、完善行政救济与人民调解、加强各纠纷解决机制协作、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纠纷及其多元化解决机制

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相比,当前农村社会的纠纷变得复杂与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以诉讼为基础、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共同发挥作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解决具体农村纠纷,最终构建法治农村的重要课题.为此,着眼实际,针对目前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采取原理阐释的方法揭示原因,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构建提供学理建议.     

完善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土地征收纠纷的大量出现,迫切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然而由于立法指导思想、体制性障碍、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足,致使我国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着立法层次低、解决办法少、缺乏体系性等诸多缺陷。深入剖析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其成因,确立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规范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对完善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彝族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及其现代价值

彝族在千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以德古调解为主,吉尔吉铁会、蒙格会、神明裁判和冤家械斗为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这种具有非诉讼性、血缘性、神秘性和权威性特点的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彝族社会的稳定和传承彝族法文化,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仍然具有价值。     

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思考

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村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规模群体化、内容多样化和解决方式极端化的发展趋势。面对不断频发的农村纠纷,传统宗法组织逐渐解体,乡村自治组织日趋弱化,基层行政组织捉襟见肘,基层司法机关力不从心。这要求我们立足农村现实,完善以基层法院为核心的司法解决制度,构建以民调组织为平台的民间调解制度,健全以乡镇司法所为基础的行政解纷制度,建立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制度,促进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成。     

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初探

行政解决作为一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在目前农村纠纷的司法解决难以施行的情况下更具有可行性、实用性。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法治构建可以参照一般行政解决机制的做法,采用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裁决三种方式。     

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能够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存在并发展,因其有着重要的现实基础。目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各纠纷解决机制关系和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在农村的发挥。因此,有必要在坚持多元化与利益协调理念相统一、人本与保护农民权益理念相统一、法治和自治理念相统一的前提下,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现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以和谐民事诉讼为视角。

我国现有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仍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对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的利用比例严重失衡。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改革诉讼程序，树立司法权威，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制度设计，实现诉讼内外纠纷解决机制的配合与良性对接。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行政化之检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制度,但它制度设计中的行政化取向却背离了仲裁的本质属性,有沦为以＂仲裁＂为名的行政调处制度的可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淡化其行政色彩,向普通民商事仲裁制度回归。     

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建构--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视角

扩大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何在纠纷解决与司法资源的利用上寻找一个平衡点,成为现代法治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非诉讼纠纷解决(ADR)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各国的民事司法改革中备受关注.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应在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框架中统筹考虑,以确保我国整体纠纷解决机制趋于合理与完善,从而使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想得以实现.     

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当事人程序主体性原则的核心在于应将当事人作为程序适用的主体而非客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和处分权,为证券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奠定理论基础。目前,诉讼是解决证券纠纷的主要方式,但其面临着诸多困境,而非诉讼机制在证券纠纷领域的具体应用不足,难以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基于“有限司法”理念、证券纠纷的专业性以及非诉讼解纷机制的高效性、灵活性、保密性等优势,应立足于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和意思自治原则,着重完善仲裁和调解等非诉讼机制,使之成为与诉讼机制并存、协调衔接的证券纠纷解决方式。     

医疗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因其自身优势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发展医疗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只有结合中国文化背景来分析,才能选择正确的发展路径。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探讨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法》将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定位于行政仲裁,影响其独立性与公正性。“一裁两审”往往容易导致重复性劳动,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加之仲裁人员缺乏、执行难度较大、仲裁条件较差等问题,使得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工作的开展存在种种困难。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应贯彻依法独立仲裁、及时便民利民、节约高效、实地调查取证、坚持调解为主等原则,并从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发展层面进行完善。     

变革时代的纠纷解决及其研究进路

当今中国,正处于一个纠纷数量激增、解纷机制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对纠纷及解纷机制的研究可从五个方面展开:第一,实证的研究。通过个案解剖和数据分析尽力展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形式及作用范围。第二,系统的研究。将纠纷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及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注重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自身运作机理和相互关系角度展开研究。第三,过程的研究。关注纠纷的解决过程而非纠纷的解决结果,尝试重新解构纠纷解决机制的机理。第四,综合的研究。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以更好地理解和阐释纠纷及其解决。第五,对策的研究。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应当着眼于中国现实国情,立足于对我国既存纠纷解决体系的全面认知和理性反思基础之上。     

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知识产权纠纷的专家裁决机制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背景下的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需要应对全球化给知识产权带来的挑战,化解传统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不足,并完善知识产权运用保护体系。专家裁决作为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专业性、灵活性、高效性、中立性等优势。在自贸区建设进程中的知识产权纠纷中,引入该机制有利于提高区内纠纷解决效率,推动生产要素流通,维护企业间的合作关系,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专家裁决机制构建过程中,应当制定示范性条款,明确适用于专家裁决的纠纷类型以及专家裁决的效力,完善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间的衔接,明确专家选任原则并建立起知识产权纠纷专家库。     

论金融消费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性突显,如何为金融消费者提供灵活多元的救济途径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对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处理机制进行了探索,形成了许多有益经验,相比之下,我国金融消费者纠纷处理机制单一,缺乏灵活性和实效性。在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有必要借鉴他国经验,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首要基础价值,建立统一的金融纠纷处理中心,整合现有的资源,制定严格和完善的纠纷解决程序,实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监管目标。     

农村水利纠纷产生原因及解决途径

水利纠纷是农村发展中突出的土地、山林、水利“三大纠纷”之一,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素。农村水利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为生产生活争夺水资源,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冲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对此从发挥农民用水协会的作用、建立专门的水利纠纷调解办公室、水利机构牵头下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使村民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等方面提出解决途径,促进新农村建设稳步和谐发展。     

现代和谐理念下的司法与纠纷解决

和谐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题,传统和谐理念与现代和谐理念在纠纷观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社会基础已经瓦解,后者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应当在现代和谐理念之下,妥善处理司法公正和纠纷解决之间的紧张关系,大力实行多元化的纠纷解决实践,积极发展社会自治,实现纠纷的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