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公论》与抗战前南北政治文化论争

“九·一八”后民族主义的勃兴,地处首都的中央大学出现以法学院教授为主体的《时代公论》社,对于当时讨论热烈的政治热点问题不断从学理上建言。该杂志鼓吹国民党一党独裁论,在宪政、民主与独裁、国民党的抗日政策等问题上,与北方的《独立评论》派进行激烈的论战。就本质而言,这次论战表现出民族主义高涨时代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碰撞、分化与重新组合,均表现出功利主义趋向。《时代公论》与《独立评论》的论战,无疑为20世纪30年代的南北政治、学术文化的地缘与派分提供了新的注解。     

对于文化保守主义的检省

文化保守主义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思潮，是介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和激进主义的西化派中间的文化选择，“中体西用”和“中国文化本位”之类的理论与实践是其主要形式，干预政治发展是其主要内容，维持封建政治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是其最后归宿。从总体上看，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一样，最终都成为延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钱穆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战国策派”文学思想发生论

“战国策派”是中国20世纪40年代初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林同济、陈铨、雷海宗等一批教授文人为主形成的一个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群体。该派处于残酷的战争环境、自由的学术空间和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人文语境的背景中。他们严肃反思“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与实践,借鉴西方的文学历史经验,力倡“民族文学”,力主开展“民族文学运动”,形成了以文化救亡和民族品格建构为指归的民族主义的文学思想体系。     

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

本期在孙中山的研究方面刊登了彭树智教授的《孙中山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一文,此文与上期发表的张岂之教授的《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虽然探讨的角度不同,但人们不难从中看出,孙中山的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本文是作者近著《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的一章,主要研究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亚洲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作者从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宏观史学角度,考察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特征,比较了它同甘地主义、凯末尔主义的异同,探讨了它对苏加诺主义的影响,认为它以“革命民主型”的风貌而置身于亚洲民族主义思潮之林。孙中山民族主义之所以具有“革命民主型”的风貌,在于孙中山是顺应世界进步潮流的“与时俱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于他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同时,也在于他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他的“大亚洲主义”就是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对“西欧中心”和“世界主义”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治观,与整个民族主义融为一体,超过了同时代亚洲的民族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水平。     

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的德性主体——钱穆人生价值论

本文从一、德行在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二、“德性我”的分析;三、艺术化的人生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新儒家钱穆的人生价值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在钱穆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道德实践即德行,德与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立德”的途径应是提升人的生活境界,“德性我”的人生是充实并焕发出“光辉”;理想的生活就是“安乐”,是德性与自然的融合。作者认为,钱穆在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发煌的“德性主体”,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主体,它显示出了钱穆与其他新儒家的重要区别     

东西交融中的中国文化观——以施韦泽和钱穆为例

钱穆对于中国文化有“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文化与自然合一的最高信仰”、“宗教、政治、伦理、艺术、人生一体化的人生观念”的概括,而施韦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钱穆的见解相当一致;这种文化现象启示我们去反身重新认识自身文化传统的优秀价值,以确立对待自身和外国文化的合理立场。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 ,西方强势文化的撞击 ,使中国的封建文化体系逐渐解体 ;封建官僚集团里改良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逐渐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近代文化思想 ,在改良派受到压制的时候 ,以孙中山为旗帜的在野知识分子的革命派就发展起来了 ,民主、共和的文化思想 ,是中国划时代的文化思想。五四产生了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 ,现代文化就从五四开始。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又分化出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的革命文化 ,以胡适为首的学院派文化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派文化 ,这三派文化都源于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文化思想。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

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说 ,重点阐释了周、隋、唐三代政权的性质与特点 ,对中古史研究影响颇深。但学界对该说有一定的争议。虽然陈先生明确界定了关陇集团的性质与特点 ,但因拘囿于该学说 ,不恰当地超越了“关陇集团”的界限 ,导致了研究中的自相矛盾和理论上的僵化。事实是关陇集团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 ,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该集团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降及隋唐 ,已不存在具有一致目标和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关陇集团     

宁波市区商帮文化水上旅游线路开发探讨

宁波商帮是中国历史上十大商帮之一,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知名度。宁波市区三江沿岸的商帮文化旅游资源较为集中,把宁波商帮文化和水上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具有宁波特色的旅游线路,不仅能大大丰富都市旅游的内容,为全市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极,同时也是展现宁波"东方商埠、时尚水都"都市形象的有效载体。文章通过对宁波市区水上旅游开发的条件分析,从市场定位、水上旅游线路、游船码头以及配套支持系统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文化的守望：“东方文化派”的民族主义关怀

五四前后“东方文化派”的文化关怀，应该被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框架内进行理解。在面对20世纪初年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时，“东方文化派”认为能够挽救民族国家命运的，最终只能是民族自身的传统价值。因此，他们提出以复兴中国文化来振兴中国民族。这一文化民族主义的运思，的确反映了国人克服民族自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精神现象，但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辨析——关于东林是否为党的另外一种思路

东林党与东林学派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虽然在外延(人员构成)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叠性,但从其内涵来看,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东林党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晚明政坛上以顾宪成、李三才、叶向高等人为代表的一派政治势力;而东林学派则是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晚明一个以东林书院为基地的学术团体,他们以程朱理学为归趋,对王学末流进行批判和纠弹。东林党和东林学派都是实存的,这是由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性所决定的。     

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两个口号”论争几乎贯串了整个20世纪。从论争过程、实质、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看,它屡次逾越文学学理的层面,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生活中广泛渗透,人事纠缠甚于学理辩难。     

学院派毕业设计艺术展览的教学模式与反思

作为高校向社会输送人才的一次公开性汇报,学院派教学中的毕业艺术展不仅是学生四年学业生活总结,也成为社会检验高校教学水平的试金石.它涵盖了展前的精心策划、创作及展开过程中的问题应对与展品自身所蕴含的市场价值、文化价值的评估及展览后艺术文化论坛的伴随等环节,整个"展览链"已衍生出一种新型的文化价值和教学价值.     

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典论·论文》理论意义再认识

将曹丕《典论·论文》论述的问题作为整体理解,并将它放在具体的时代文化背景中来认识,不同意学界将《典论·论文》看作“文学的自觉性的表现”的观点,也不同意将“文学的自觉”与“为艺术而艺术”作不同质的理解,认为“文学的自觉”在本质上就是“为艺术而艺术”,《典论·论文》是“人的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也为“文学的自觉”揭开了序幕。     

浅析晚清清流派与各政治派系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晚清清流派①与洋务派、顽固派及洋务派中的湘、淮系军阀的关系,说明清流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进步的政治派别,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畴,是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继承者。     

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及其治理

学术不端行为作为一种学术投机行为,是学术活动中的权力变性与异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目标与社会制度间错位导致的一种紧张状态。在这种场域空间内,学术文化失去了固有的内在价值与气质,学术理性无法再为整个学术学术场域提供充足的学术责任伦理标准。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行为合理化理论旨要,将学术不端行为以“学术研究—学术评价—学术管理”为标准进行划分,有利于明晰学术人的学术责任。回顾大学学术场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存在技术手段治理无奈、现有制度执行真空以及道德约束孱弱之积弊,未能燃起学术人的学术责任伦理之心。基于此,根治大学学术场域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需要转换思路,以角色—责任—问责为轴心,培育学术人形成内生于学术本质中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学术伦理契约精神。     

抗战诗歌再认识

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拓展,学术界对于抗战文学乃至整个抗战文化研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有关抗战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取得新的进展,但学术界对所谓"抗战诗歌"的理解仍有待进一步拓展。抗战时期的诗歌既具有主题风格的某种一致性,同时在时间上又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不容忽视的区别,在空间上形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分割的政治地理格局,需要运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并结合现代区域文学互动带来的变化认识抗战诗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