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现代化进程中闽南宗族的变迁——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闽南出现了传统宗族活动复兴的现象,但以往具体的个案研究不多。本文以晋江市庄氏宗族为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宗族在社会功能、宗族管理、宗族之间关系以及女性参与等方面的变迁。闽南传统宗族观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宗族在不断调适自身功能的同时,还通过投入当地经济建设,吸引海外宗亲力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等方式,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继续发挥着作用。     

乡村治理中宗族与村民的互动关系分析

对宗族活动,当今农民的态度与行为是多元的,他们组织或参与宗族活动尽管有较大的自愿成分,却也有着相当的非自愿成分.在不同层面的活动中,宗族的影响力和约束力并不相同,农民的应对策略也是灵活的.如今,族权已趋式微,并主要通过积淀的习俗与规矩、村落舆论与评价等方式,发挥规制、组织、参与、物质援助、规劝与惩处等功能.不过,传统习俗与规矩已成为宗族所能借助的最后的资源与手段,因此,当这块"最后的阵地"也一道被越来越多的村民所漠视时,宗族所具有的传统权力也许就将发生真正革命性的变化.     

试论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

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 ,农村的宗族制度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冲击 ,而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 ;另一方面 ,由于这一时期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动摇 ,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意于摧毁宗族制度 ,加之宗族制度本身发展的惯性 ,使得民国时期宗族在缓慢衰落的同时 ,又呈现出一些发展和变异的新特征。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宗族权威的变异与经纪模式的消解——20世纪上半叶四川双村二重化权力形态变迁的个案研究

宗族和村政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社会的二重化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 ,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从来就是一个受人关注的焦点 ,而由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经纪体制”理论 ,在近年来则构成理解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村落社会权力结构和权威形态变迁的基础。通过对四川双村的田野调查可知 ,此一时期 ,传统的宗族和村政虽然从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瓦解和衰落的趋势 ,但这一过程却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权力的文化网络”瓦解或“赢利型经纪”对“保护型经纪”的替代。通过考察 ,有理由向人们提供此一时期中国村落社会权力形态变迁的又一类知识。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中国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中的两种不同路径分析

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变迁路径,即外生性变迁路径与内生性变迁路径.在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双重路径的作用下,推动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实现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的最优路径选择.     

宗族研究中的"义序"与"义序研究"中的宗族

本文就宗族研究史上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与"义序研究"的关系问题作了回顾和讨论,认为林、弗两氏宗族认识之异同,可以用"宗族的功能论"与"功能的宗族论"之异同来归结;弗氏在其理论构筑中只能入手、吸收"义序研究"之部分成果的"偶然"之中,内含着当时功能主义、非洲宗族范式的流行以及弗氏本人宗族研究取向等的"必然"因素;然而,这种"必然"导致了弗氏理论对宗族的观念系谱等文化要素之分析的忽视,并进而局限了其理论自身的阐释力.本文提示,世纪之交的本土汉学人类学的宗族研究仍要立足学科,发挥其诸如亲属制度研究、田野工作等方面的学科特长和本土文化分析之所长,为整体的家族、宗族和汉学研究作出应有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