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报业话语的广州非裔社区的空间想象分析

使用文本分析和访谈的方法,本文检视了2007-2017年广州报业对广州非裔群体及非裔社区的话语表征。研究发现,受媒体自身对新闻素材的要求以及地方政治实践对媒体的影响,早期的广州报纸构建了指向性明确、有符号意味且被污名化的非裔空间地图。早先的话语产生了消极的社会影响,且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非裔群体和地方社会的矛盾。其后,随着宏观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非合作论坛等语境时,广州报业媒体对于非裔报道致力于塑造中非发展共同体的地理想象,构建积极的广州非裔和非裔社区的形象,以期重构非裔社区的意义。广州报业的非裔话语是族裔社区空间形象构建过程,进而成为地方政治、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持续投影、纠葛和变化的地理再现。研究从社会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的角度丰富了对族裔社区划界、空间生产和地理想象的理解,试图建立报业舆论与地缘政治的地理视角联结。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来讲,本文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媒体话语对跨境文化交融带来的挑战和影响,对于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多元文化交融与协商、实现良性的国际关系互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文化遗产的品牌个性感知——以广东江门启明里为例

基于非表征理论和启动效应范式实验方法,以广东省江门市启明里的地方品牌为例,通过对比居民与非居民内隐感知差异、本地居民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分析人们内隐感知对于地方品牌建构的影响。研究发现：1）受到日常生活经验的影响,本地居民与非本地居民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的内隐感知存在差异,二者对启明里的品牌个性建构起不同的意义,本地居民将日常生活的记忆和体验融入其中,而非本地居民仅将其视为城市更新的工程;2）本地居民对启明里地方品牌外显和内隐感知的差异表明启明里地方品牌对于本地居民而言只是一种“快餐式”的消费和自我表达的工具,缺乏情感、价值观念层面的认同;3）地方品牌化不能只关注符号性景观构建,而需要重视本地居民日常生活中内隐的、非表征的空间邂逅的作用,这有助于为地方品牌注入可持续的价值提升动力,增进本地居民对品牌的认同和自信。     

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结合半结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发展快于地方依赖;非裔移民较强的圣地地方依恋同时存在较强的空间可替代性,但又由于区位等因素存在宗教功能之外的非可替代性;圣地地方依赖则因被宗教教义视为功利性而被掩盖。回归分析表明,社交和场所互动时间是指示地方感的最显著指标。随着非粤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宏观政治环境以及语言文化隔离等外生因素正对宗教地方感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村改居”后中小城市居民与迁入移民地方认同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灵宝市Y村为例

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即"村改居")给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带来诸多变化,特别是迁入移民与本地居民的混合居住对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两类居民在不断互动与融合中重新形成地方认同并成为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文章以灵宝市Y社区为例,运用统计检验、因子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探讨本地居民和迁入移民在地方认同方面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水平高于移民居民,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功能性的社区参与、情感性的社区意义以及决策性的去留意向方面;2)本地居民更加重视社区参与,移民居民虽然关心社区生活环境,但社区参与行为明显缺乏;本地居民和移民居民的情感认同分异显著,前者形成自我建构联结型情感认同,而后者产生他者凝视依附型的情感认同;去留意向表现出户籍-年龄异质性,本地居民比移民居民的去留意向更为明确,年轻居民搬离社区的意愿更强烈;3)地方认同差异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社区管理制度、地方自然、文化环境以及居民身份差异形成的结果。     

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

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日本移民的增长尤为显著。本文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其聚居形态,从微观上把握其居住、购物、饮食、教育、交友等生活活动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日本移民的生活空间具有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增加其选择机会,减少封闭性的形成。     

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新冠疫情期间武汉樱花的情感效应

运用大数据文本挖掘和分析工具,对比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和非武汉地区居民所发布的微文,探究了武汉樱花在不同居民群体间情感效应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本地居民樱花微文的关注点多而分散,非本地居民的关注点少而集中;2）武汉樱花对不同地区居民情感的影响与疫情发展状况紧密相关;3）武汉樱花在疫情期间对武汉居民具有情感支持效应,对非武汉地区居民具有情感凝聚效应;4）疫情改变人的情感和景观解读背景,并赋予景观新的意义,新的景观意义反作用于居民,构成情感闭合回路。最后提出建议,抗疫恢复工作应多关注居民心理层面的缺失,从居民与城市、景观的情感关系入手,向武汉居民传达城市美好生活理念。     

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

“流动中国”的社会新常态使中国成为观察和总结非西方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试验地。近年来,广州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功能不断深化,吸引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法系群体虽然是广州的传统国际流动人口,但当前研究尚未给予充分关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法系群体在经济层面的效能感和获得感较积极,但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生活配套服务的不便,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对广州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对在穗日韩流动人口,法系群体的融入意愿普遍较高,被动融入本土社会的驱动力较强。在从“英语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向“面向多元文化服务的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流动人口提供更贴切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增强国际流动人口对于迁入地的地方认同,是学界和社会未来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     

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国家品牌实践——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为例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发展正面临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既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在全球治理语境下中国积极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举措。以海南自贸港为对象,采用话语分析和网络民族志方法,探讨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实践,审视政府、媒体和国内外普通受众如何参与海南自贸港地理意义的（再）生产,并讨论了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品牌建设涉及国家、媒体和普通受众之间的互动,政府利用媒体工具构建宏大叙事,塑造国内外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地理想象,进而支持和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建设者身份。然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受众群体形成了差异化的情感体验,普通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认同等积极感知支持了国家身份叙事,质疑和感到威胁等情感则对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话语营建提出挑战。不同行动者的建构和表征作用使国家品牌意义不断被想象、表达和重塑,导致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运作复杂化。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郊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与机制研究——以广州番禺小龙村为例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城市土地、空间和边界的改变,也重构了传统的地方与地方认同。以广州市番禺小龙村为例,分析城市扩张和地方重构下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机制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扩张过程中,居民户籍身份上的改变最为突出,农民对于其市民身份及新的行政地方的认同度不高,最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与区域的隔离;② 认同是多维度影响、深层次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地方认同需要从身份和地方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居民多元的自我身份感知与对地方的认知及其切实的个体需求共同影响其最终的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因此,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了解、重视区划调整变化后城郊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时注重社会基础福利的提升,以促进居民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广州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的到访率研究

根据2001年10月到2002年1月对广州市702名市民进行的抽样调查资料,详细分析了该市居民对广州市、广东省、国内其它省份以及境外等不同空间尺度内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到访率,据此总结出广州出游市场在空间上的分配规律。     

社会隔离与城市居民遭受犯罪侵害的相关性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 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面向社区生活圈构建的郊区居民社区依赖性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郊区化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提高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重要意义。论文将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研究框架,将居民的社区依赖性划分为社区依赖、社区依靠、社区认同和社区排斥4种类型。以上海市为案例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郊区居民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居民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基本特征及其群体间差异,并利用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依赖性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社区特征下社区依赖性的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郊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社区依赖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小汽车拥有情况对于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作用方向相反;社区设施密度主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社区绿地率对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影响情感性依赖。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合理配置绿地、开敞空间和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商业设施等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